彩禮分期，“傳宗接‘貸’，‘貸貸’相傳”？

一項傳統婚俗，卻能在現代社會催生出金融產品。（IC photo/圖）

2021年3月底，徐帆帶著父母和女友一家首次見面，商量婚事。他有點緊張，預想著可能發生的激烈對談。

徐帆是90後，老家在江西高安市下轄的村子裡。徐父早逝，徐母帶著徐帆嫁給了有兩個孩子的繼父。徐帆在長沙工作後與女友相戀，女孩是長沙人，獨生女。

母親偷偷告訴徐帆，能給他的結婚資金只有兩萬。在村裡，彩禮金額早就達到20萬。繼父的兒子結婚時，給女方的彩禮有二十多萬。繼父的女兒結婚前，男方許諾給20萬彩禮，實際隻支付了一半。“現在孩子都生了，不知道後續還會不會給。”

徐帆不想讓母親為難，“能不用他們的就不用了”。他個人的年收入約20萬。女友曾開玩笑對他說，彩禮可以不多要，但要上繳他的工資卡。

會面比預想順利。雙方父母都很含蓄，隻談論婚期，沒人提彩禮。女孩父母沒有對徐家提出任何要求。女孩私下告訴徐帆，關於彩禮，兩人自己商量，“肯定不會讓你去借”。按長沙的行情，常見的彩禮金額是6.6萬、8.8萬。

徐家父母松了一口氣，徐帆也是，“他們當然偷著樂，畢竟能力有限”。兩家愉快地把婚期定在國慶節。

這是一場結局圓滿的婚前談判，徐帆是幸運的。許多地方的同齡人，卻深受彩禮之苦。

3月16日，一張江西九江銀行“彩禮貸”的宣傳海報引起熱議。海報顯示，年滿22周歲，連續工作時間不少於12個月，情侶一方為行政事業部門正式員工者，就可申請彩禮貸，最高可貸30萬元，年利率4.9%。輿情凶猛，兩天后，該行對直接責任人給予停職處理，對部門負責人給予記過處分。

在這一事件的討論中，有網友評論：“傳宗接‘貸’，‘貸貸’相傳。”為什麽一項傳統婚俗，卻能在現代社會催生金融產品？

越落後，彩禮越高

彩禮是舊時漢族婚姻儀禮中的重要內容，即“六禮”中的“納征”，指男方家以聘禮送給女方家，寓意喜慶。

在現代婚姻流程中，彩禮通常發生在定親之後、婚禮之前的“送好”環節，即男方帶著禮物和彩禮到女方家通知婚期。

楊華是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2007年起，在河北、山東、安徽、江西、兩湖、兩廣、江浙等省份進行田野調查，研究民間彩禮。

他回憶，2010年後，農村彩禮開始暴漲，彩禮的寓意也變了味。“因為男女性別比太高，彩禮變成女方家庭向男方家庭要價的一種形式。”

他看到高彩禮主要出現在中西部地區，包括河南、安徽、山東、河北和甘肅。其中，皖北、豫東的農村最為嚴重。

2007年，楊華在駐馬店調研，當地彩禮十幾萬。村民告訴他，如果家裡生的是兩個兒子，要大哭一場。“你要為兩個兒子娶媳婦，娶不起，不就得哭一場嗎？”兩三年前，楊華再去皖北和豫東，彩禮已達到30萬。

楊華是湖南郴州人，當地素與外地通婚，幾乎沒有天價彩禮。一次回家，母親告訴楊華，村子附近在修高速公路，修路的民工中有一個河南男子，深夜在宿舍外哭泣。

包工頭髮現了他，一問才知道，他有三個兒子，都到了結婚的年齡。光是大兒子結婚，就給了女方30萬彩禮。按這個價格，無論他再怎麽努力，也賺不來其他兩個兒子的結婚錢。他為此整夜睡不著覺，想到兩個兒子要打光棍，就愧疚得大哭起來。

“越是偏遠、經濟條件落後的地區，彩禮越高。”楊華說。

95後吳遠征是山東省菏澤市鄆城縣人，和村裡的妻子結婚花了20萬。吳遠征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菏澤市的彩禮不高，市區普遍1.3萬-3.3萬。縣城結婚，彩禮9.9萬。“下面的鄉鎮和農村才誇張，彩禮可達30萬。”

楊華指出，北方的高彩禮之風甚於南方。但江西是個例外。

劉姨是江西上饒某村的村民。她回憶，1995年自己結婚的彩禮是1萬元。2014年漲到22萬，2018年是38萬，今年達到了48萬。如果是二婚，彩禮也要38.8萬。

除了彩禮，男方還要給女方買金器，負擔酒席、接親、鞭炮、香煙和酒等支出。“現在結婚都用中華煙，至少50條。結完婚要七十來萬。”

即使如此，依然有人結不了婚。劉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村裡數百人，有十幾個光棍，還有人去越南、緬甸娶媳婦。

“電視台說，我們這邊的彩禮好像是江西最貴的。”劉姨說。越來越多村民開始向外發展，找貴州、四川人結婚。她鄰居就是找的外地媳婦，彩禮只花了8萬。劉姨的兒子正在江蘇上大學，她希望兒子也能找個外地媳婦。

不過，江西並非所有地方都是天價彩禮。一位江西贛州的農村青年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地彩禮一般20萬起步。一位景德鎮的青年剛訂完婚，彩禮12.8萬，金器2.8萬，紅包3萬，酒席5萬。他很滿意，“這還算是嶽父家照顧我的了”。

彩禮分期

蘇運勳是武漢大學社會學博士，他曾調研過江西、安徽、山東等地的十多個村落的彩禮情況。

2018年，蘇運勳去了江西余江縣，當地通行的彩禮是18.8萬。村民一次性拿不出這麽多現金，便發明了分期付款——首付七八萬，剩下的等辦婚禮時再給。“這與最近的‘彩禮貸’類似，就是因為彩禮太高，農民一時半會拿不出這麽多錢，就想辦法緩解經濟壓力。”

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分期付款。

2019年冬天，95後於凱和相戀5年的女友分手。此前，兩個年輕人正談婚論嫁。

於凱是湖南常德人，在江西南昌工作，女友是本地人。女友母親要求於凱在當地買一套100平米的婚房，並支付66.8萬的彩禮。理由是，女友的哥哥快要結婚，準備給女方50萬彩禮。

於凱是單親家庭。母親為了兒子結婚，準備賣掉老家的門面，但依然不夠支付彩禮。於凱與女友母親談判，希望先付30萬，剩下的錢以後再給，甚至提出可以按銀行的利率來算利息。但他被拒絕了。

於凱忘不了那天，他跪在女友母親面前。“阿姨一開始要我別跪，我說，你不答應我就不起來。然後她就放狠話了，說沒錢別想娶她女兒，還浪費了她女兒五年的青春。她說，沒錢就滾蛋！”於凱的心被狠狠抽中，他冷靜了兩分鐘，站起來走了。

除了娶親，高彩禮還被賦予了各種社會意義。

蘇運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豫東、皖北一帶，彩禮只要現金，“一摞一摞擺在那裡，讓所有人去看，有炫耀的成分”。

彩禮的數額也有特殊含義。在山東菏澤，“三斤三兩”，指的是15萬人民幣的重量。“萬紫千紅一片綠”，指的是10000張5元、1000張100元和任意張50元，湊成16.6萬或18.8萬等數字，圖個吉利。10001元和17000元，分別意味著“萬裡挑一”和“萬裡娶妻”。

彩禮的數額，一般由女方家先提，再與男方家協商。這幾乎是一個完全由女方掌控的市場。劉姨說，“現在的女孩子，讀了一個初中，就要找一個讀大學的男孩子。因為女孩子少，就挑條件高的。如果誰家有個待嫁的女孩，一天可以相親10個男孩。”

什麽情況下，女方會開價高彩禮？

徐帆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如果女方家庭條件不好，或女方還有兄弟要娶媳婦；抑或是男方有兄弟，為了讓女兒的彩禮不被妯娌比下去，女方父母都會傾向於“開高價”。當然，鄰裡也會互相攀比，“我家女兒又沒差，為什麽要比你家女兒的彩禮少？”

彩禮的歸宿，近十年逐漸發生變化。以前，彩禮通常給到女方父母，父母留大部分，小部分用於給女兒買嫁妝。現在，彩禮漸漸從女方父母轉移給女兒。

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變化，是因為“女兒養老”趨勢漸顯。“女方父母為了以後能得到女兒的照料，把這個錢給女兒，女兒在男方家庭中的地位也能更高。”楊華說。

高彩禮反作用於婚姻市場，帶來的一個怪象是相親的年齡逐漸下移。農村孩子十四五歲時就被父母張羅相親，十八九歲就結婚。

楊華解釋，在農村，男孩22歲算年紀大，在婚戀市場中不吃香。同時，眼見彩禮水漲船高，人們急於在彩禮變得更高之前定下婚事。“越早相親，越好成；越早結婚，彩禮越少；越早借錢付彩禮，越有時間打工賺錢來還債。”

閃婚隨之發生。劉姨回憶，每到臘月，打工的人們回到村子，就開始頻繁相親。“相上半個月就結婚，過了正月，兩個人就一起出去打工、生活。父母的任務就完成了。”

閃婚必然帶來閃離。“結婚年齡普遍偏低，自己還是小孩，婚姻裡就很多矛盾。”楊華發現，離婚時，彩禮成了糾紛的導火索。一些女方不會退還彩禮，也有人退還1/3-1/2。即使女方願意退還，男方也很難再支付下一次婚姻的彩禮，“在本地基本上娶不到了”。

性別失衡

農村彩禮高昂，根本原因是性別失衡，適婚年齡段的女性少。

據新華網報導，2007年，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顯示，中國鄉村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為122.85，高於全國119.58的平均水準。而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別比，應在103至107之間。“預計到2020年，20歲至45歲的男性將比女性多出3000萬人。”

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1990年代出生的人口中，江西省男女比例是120.8∶100，遠高於湖南（112.8）、安徽（113.5）和河南（115.4）。而90後正是當前婚姻市場的主力。

長大的女孩們通過上學、務工等方式離開農村，湧向經濟更發達的地方，追求更好的婚戀機會。楊華看到，村裡的女孩們往外走，“山上嫁山下，山下嫁平原，城郊嫁城裡”。

本地通婚圈的固化，也加劇了存量市場的內卷。本地通婚圈通常以家為圓心、10-15公里為半徑，在這個圈內，兩個家庭之間可以當天往返。

大部分農村依然保留著本地通婚圈，尤其在北方。楊華解釋，一方面是因為父輩扎根於此，兩個家庭間可以相互支持。另一方面源於對外地婚姻的不信任，“父母拚了命要把孩子拽住”。

如果能打破本地通婚圈，找外地人結婚，就能融入全國婚姻市場。“在全國市場，男方的選擇余地比較多，她要價太高，他可以換個人。因此難以出現天價彩禮。”楊華說，全國婚姻市場上的平均彩禮約是5萬-8萬。

被困在本地通婚圈的男性，可選擇的結婚對象少之又少。為了留住本地女孩，高昂的彩禮成了必然，而彩禮只是婚姻成本的冰山一角。

“在河南部分地區，如果把整個婚姻成本算進去，彩禮佔比也就10%-20%。結婚的經濟投入很大，不僅僅是彩禮的問題。”蘇運勳說。

他發現，近5年，房子成了農民締結婚姻的招牌。女方一般會要求男方在縣城有房。“沒有房子，連相親的資格都沒有，別人不會幫你做媒。買完房子，就可以給自己打廣告張羅了。”

漯河當地有一句俗話，“一個兒子一百萬，兩個兒子怎麽辦？”

“窮老的，富小的”

楊華指出，彩禮之所以會成為社會問題，是因為禮金和當地的經濟發展水準不匹配。東部沿海地區的彩禮雖高，但嫁妝也很高。有來有往，就不存在一方對另一方的單方面索取。

在農村，經濟實力難以匹配高額彩禮，讓很多家庭捉襟見肘。借錢付彩禮的情況比比皆是。

楊華曾去河南駐馬店某村調研，當地村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耕地和外出務工。一個四口之家一年的節余不到5萬元，但當地的彩禮30萬起步，相當於一個家庭6年的積蓄。

因此，村民普遍需要借錢付彩禮。江西上饒也是如此。劉姨說，村裡有2/3的家庭都需要借錢支付彩禮。“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女孩同意跟你兒子結婚，硬著頭皮都要去借，對不對？”

為彩禮欠下的債務，通常由父母來償還。一位在上海打工的安徽阿姨形容是“窮老的，富小的”。

不過，越來越多年輕人不再囿於彩禮困局，勇敢摒棄舊俗。

衛嵐是江西九江市武寧縣人，丈夫家在武寧縣下轄鄉鎮，小兩口在南昌工作。用她的話來說，兩人結婚時“破除了一切舊俗”，沒有彩禮和嫁妝，不稱為“出嫁”，隻談“結婚”。雙方父母共同出資，給小兩口買房、裝修、辦婚禮。

這是衛嵐和丈夫做的決定。一開始，男方家親戚並不讚同。“他們說如果不接親、不給彩禮，顯得好像是男方入贅。但他爸媽說，我們兩個人怎麽開心怎麽來，頂著眾多親戚的壓力，成全了我們。這樣的長輩太珍貴了。”

衛嵐身邊的小姐妹結婚，彩禮大多在10萬-18萬。女方父母拿到彩禮，一般會給女兒，另外再添上十萬八萬。“都給了小家庭，不存在誰掙了誰的。”

近年來，像衛嵐這樣的人逐漸多起來。沒有彩禮、沒有嫁妝，“男不言娶、女不言嫁”，隻強調新組建的小家庭，這種現象被稱為兩頭婚。在江浙滬農村及郊縣地區，兩頭婚早已盛行。

楊華介紹，兩頭婚的小家庭一般在另一個地方生活，彩禮和嫁妝變成了雙方家庭財產對於子代的提前轉移。小孩的姓氏也可以協商，比如第一個小孩隨父姓，第二個就隨母姓。

衛嵐相信，男女雙方在婚姻中會越來越平等。

但楊華沒有那麽樂觀。他認為，倡導新婚姻風俗是對的，但不可能從根本上遏製高彩禮。“在性別失衡的情況下，一定會推高男方家庭的結婚成本，彩禮只是成本的一種要價形式。”

（應受訪者要求，徐帆、吳遠征、於凱、衛嵐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敬奕步 南方周末實習生 張坤 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