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幾年關於昆蟲的討論不少，但論調都算不上樂觀，昆蟲滅絕論調越吵越熱。2017年底，德國的一項研究顯示，最近30年來當地的飛蟲數量下降了整整80%。在《紐約時報雜誌》於2018年底再度刊出特稿關注昆蟲滅絕後，各種警告的聲音有增無減。就在本月，兩位學者在檢視以往多項研究的基礎上，聲稱“作為一個整體的昆蟲將在未來數十年裡步上滅絕之路”。
《大西洋月刊》日前撰文
表示，在與一些科學團體和研究者探討後，他們發現，聲稱昆蟲將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裡盡數滅絕的說法都是荒謬的，以昆蟲極為發達的多樣性而言，某種類型的昆蟲反而可能是地球上最後滅絕的物種之一，畢竟，光是瓢蟲的種類就比哺乳動物還多了。不過，雖然滅絕之說有種種紕漏，但人類也需警鍾長鳴，棲息地消失、殺蟲劑以及其它汙染源、新引進物種和氣候變化等因素都在威脅昆蟲的多樣性。
很有趣的一點是，致力於研究昆蟲多樣性的科學家，其實才是瀕臨滅絕的物種。“社會對慢悠悠的爬蟲類長期以來持敬而遠之的態度，而昆蟲學研究也基本得不到什麽資助。等到有錢的時候，它們又不成比例地被用來研究消滅各種農業病蟲害的方法了。”《大西洋月刊》的這篇文章中寫道，“記錄昆蟲多樣性這一相當基本的事務，比較而言基本是被忽視的，分類學家的稀缺則讓情況變得更加惡劣——頗為諷刺的是，這類科學家專門負責發現新物種，但他們目前卻處於‘瀕臨滅絕’的狀態。”回望過去，在18、19世紀那個大探索、大發現的黃金時代，我們也能看到一些女性的身影，雖然她們往往被認為“不守婦道”。
《彩虹塵埃：與那些蝴蝶相遇》
[英]彼得·馬倫 著 羅心宇 譯
商務印書館 2019-01
在《彩虹塵埃：與那些蝴蝶相遇》一書中，英國自然作家彼得·馬倫專辟一章介紹了在蝴蝶發現和培育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女性。18世紀英國社會的觀念是，少數有條件的女性可以接受適度的科學教育，但經典科學領域是男性的地盤。可是植物學對男女同等開放，因為那時的人認為植物學和搞園藝沒什麽區別，而且蒔弄花草和飼養蝴蝶都在某種程度上隱含著撫育後代的意味。女性不只被局限在博物學更為“淑女”的一面裡——可以飼養，不能殺死（男性可以隨意獵殺），如需標本，那就去購買或交換——社會對於她們如何獲取知識同樣有所約束，女性長久以來被科學性和哲學性的作品排斥，只能書寫一些和家庭或閨蜜情感有關的作品，不能顯露自己的知識，否則會被認為沒有教養。
然而，一些勇敢無畏的女性旅行家、探險家和收藏家仍奮力掙脫刻板印象和性別歧視的枷鎖，去發現新物種並以自己的方式記錄書寫。“她們很幸運地生活在一個交通便利的時代：蒸汽輪船、鐵路和現代公路第一次打開了世界上那些遙遠國度的大門，這正是探索和發現的黃金時期，也是羅斯柴爾德大人這樣的有錢金主們資助針對偏遠地方的采集考察活動的時代，幾乎每天都有華麗的蝴蝶新種被描繪出來。對於這些女性來說，旅行為她們帶來滿足感，還可以逃離家中那些令人窒息的條條框框。”彼得·馬倫寫到。
經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從日前出版的《彩虹塵埃》一書中文版中節選了這一章節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博物歷史上的性別歧視：那些熱愛和寫作蝴蝶的隱形女人》
文 | 彼得·馬倫 譯 | 羅心宇
“恪守婦道”
一說到性別的問題，羅素的觀點並不比他窮極一生去批判諷刺的那個時代的人們開明多少。他堅持認為：女人的本分就是待在家裡，尤其是閨房或者廚房裡；女人，不具備提煉思想的能力，尤其是在科學方面。她們天生的能力範圍就是搞些動手的活兒。他害怕女人要是不顧家，沒些溫良恭儉讓來約束她們，她們就要對男人施以暴政，讓丈夫的生活成為悲劇。“女人這麽容易勾起男人的七情六欲……男人遲早要身受其害。”他警示世人。人類應該甩掉世俗的枷鎖，回歸自然的狀態——但女人就得待在廚房裡。
18世紀的英國社會關於是非曲直有著一成不變的觀念：適度的科學教育——對於少數有條件的女性來說——是可以接受的；與此同時，那些經典科學是男性的特權，不對她們開放。比如，化學就被認為是某種程度上適合女士的學科，因為那時的人認為它跟做飯相似。同樣地，植物學也對男女同等開放，因為蒔弄花草是被認可的消遣方式之一——也同樣是因為18世紀的植物學跟搞園藝沒兩樣。人們承認，研究花花草草還是在女性的能力範圍之內的。教會同樣承認自然研究是道德的，允許其對女性開放，因為正如約翰·雷所講的那樣，它有助於加深宗教的情感。任何被花朵和蝴蝶吸引的人當然會熱愛造物主的傑作。
蝴蝶
在這種意義上，蝴蝶被看作是“植物學”的一部分，尤其是因為飼養它們需要了解“園藝學”來為毛毛蟲罐藏或種植食源植物。但即使這樣也有一定的限制。飼養蝴蝶和園藝學一樣，有著撫育後代的隱含意義，因此是份人們可接受的工作。為蝴蝶做線圖、彩圖和刺繡也不錯。但是殺死它們作為收藏就不行。貝殼收藏在受過啟蒙的女性中間如此流行的原因之一，就是收集貝殼不需要殺死裡面的動物。一個男人背著獵槍、牽著獵狗出門沒關係，還會被人稱讚他具有男子氣概，而女人們就應該溫柔些。波特蘭女公爵很喜歡在海濱和湖畔尋找蝸牛和貝殼，但沒有證據顯示她會追捕蝴蝶。她的蝴蝶似乎是通過購買、贈送或是交換得來的。
女性不只被局限在博物學更為“淑女”的一面裡，社會對於她們如何獲取知識同樣有所約束。哲學性的作品，比如雷的《昆蟲的歷史》（History of Insects），就不適合女性的頭腦。反之，或許是因為被科學和哲學排除在外而充滿挫敗感，女性投身到了符合自己的感知和閱歷的寫作當中去。女性的作品關注家庭和溝通，涉及家人間或是閨蜜間其樂融融的交流。波特蘭女公爵本人就是一個才女圈子中的一位，這個圈子被稱為“藍襪社”（bluestockings），她們在畫室和沙龍裡進行嚴肅的會談，希望借此“以一種社會所接受的方式建立女性的獨立智慧”。一位貴格派作家，普莉希拉·維克菲爾德（Priscilla Wakefield），專精於這種書信體的科學探索方式，將其視為“寓教於樂”。因此，舉例來說，她通過引用一位受教育良好的鄉下女士克拉麗絲與她的一位受過啟蒙的紳士朋友尤金之間的對話，介紹了蜜蜂的習性。在這場交談中，克拉麗絲擔心自己對昆蟲的喜愛可能與她作為一個女人和年輕媽媽的身份彼此不容。尤金趕緊向她保證說蜜蜂完全是個合適的研究對象，因為它們本身也是好母親，況且它們勞碌的生活難道不正與女性操持家政中的柴米油鹽之事產生共鳴麽？這兩位約好了在晚飯後共處一段時間，聊聊蜜蜂，在花園裡散散步，觀察觀察蜂房。即便如此，維克菲爾德小姐還是警示世人，這樣的知識很危險，一位女士應該慎重地運用。和別人在一起時顯擺自己的學識是很粗俗的，是一種沒教養的體現。所以還是自己知道就好。
貴格派作家普莉希拉·維克菲爾德
在這樣的約束之下，看到本傑明·威爾克斯於1749年出版的《英國蝶蛾志》中列為貢獻者或者“鼓勵者”的大約100人中有四分之一是女性，可能會讓人感到驚訝。而且其中不少人可不只是出點兒錢而已。威爾克斯單獨提到一位沃爾特斯夫人，她作為一位稀有蛾類的飼養者聲名遠播，並且按書中的言外之意，她還是圖片的原始素材提供者。看起來，女性在當時已經憑借她們在飼養蝶蛾方面超越男性的專業素養贏得了聲譽。正如在其他很多與養育相關的事情上一樣，女性在這方面擁有優勢。
不守“婦道”的女人
對蝴蝶和其他昆蟲感興趣的女性可能會面臨社會的排斥，在男性至上的維多利亞時代，她們被排除在新成立的昆蟲學俱樂部之外，禁止給他們的期刊投稿。因此，女性不可能以自己的名義記述她們的發現。這就是為什麽我們很少聽說過愛爾蘭最好的昆蟲學家之一，瑪麗·貝爾（Mary Bell, 1812-1898）的事跡：她沒辦法發表自己在負子蝽和蜻蜓方面的最初發現（她是第一個發現負子蝽可以像蝗蟲一樣發聲的人）。是她的哥哥理查德替她署的名。
所幸，女性可以寫書，並且確實寫了。利蒂希婭·傑明（Laetitia Jermyn, 1788-1848），自封為“蝴蝶仙子”，寫出了後來成為標準教材的《蝴蝶收藏者隨身指南》（The Butterfly Collector's vade Mecum）（或者叫“口袋本”）。1848年，瑪利亞·凱特羅（Maria Catlow）出版了一本名為《英國流行昆蟲學》（Popular British Entomology）的書，這本書大獲成功，被重印了兩次。然而兩位作者都覺得有必要寫成一種適合女性的風格：在傑明看來這需要加入詩歌和倫理學方面的長篇，沉悶的閑談於凱特羅而言則是一種美化過的、限制了自身實用性的通俗化。
利蒂希婭·傑明《蝴蝶收藏者隨身指南》
在蝶蛾飼養方面，母性的關懷在艾瑪·哈欽森（Emma Hutchinson, 1820-1906）身上達到了極致，她是名字被用於英國蝴蝶身上的第二人，她的名字被後人用來命名白鉤蛺蝶金黃色的盛夏型變種hutchinsoni。艾瑪是格蘭茨菲爾德的教區牧師的妻子，這個地區位於赫裡福郡鄉間萊姆斯特附近。她發表的作品不多，其中的一篇是關於昆蟲學研究內容中哪些適合女性、哪些不適合女性。比起像男人那樣采集蝴蝶，她更提倡女性應該研究它們的“習性”。她們應該飼養這些昆蟲，研究其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並且仔細記錄每次皮色的變化以及形態的差異。一位牧師的妻子親自去搜集卵和幼蟲是不合適的，但至少她可以為眾多（男性的）幫手們帶給她的蟲源種植植物，保證它們新鮮食料的供給。她飼養了一種小型的土褐色蛾子——齒輪斑尺蛾（Eupithecia insig年ta），從1866年起繁衍了數代，直到她去世為止，為當時所有的收藏者提供了標本。但與她關係最為密切的物種是白鉤蛺蝶。白鉤蛺蝶在今天屬於常見種類，但在19世紀是公認的稀有物種，並且曾經一度被認為有滅絕的危險。一個確保可以找到它們那渾身帶刺、褐白相間的幼蟲的地方就是位於赫裡福郡的啤酒花園裡那些藤蔓的葉片上。她譴責收獲標本後焚燒藤蔓的行為，因為這會加劇這種蝴蝶的滅絕的危險。艾瑪的行為可能是史上第一次針對英國蝴蝶的保護嘗試，卻成功飼養了一代又一代的白鉤蛺蝶，並且給她的朋友們寄去很多箱幼蟲，希望通過放生來保護這個物種。另有成百上千隻跑去“給其他博物學家的收藏增光添彩”了。
由於年複一年地飼養白鉤蛺蝶，艾瑪·哈欽森是第一個發現它一年發生兩代，並且兩個世代不同的。這種蝴蝶亮金橙色的淺色色型由春季飼養的幼蟲羽化而來，很容易被錯認成豹蛺蝶；而深色的色型則來自於一年中晚些時候降生的幼蟲。艾瑪得到了正確的推論，也就是白晝長短決定了哪一種色型（深色還是金色）會羽化出來；金色型喜歡炎炎夏日的溫暖白天，而深色的、不太顯眼的則是需要默默無聞地度過冬天、然後在春天甦醒的一代。她逐漸獲得認可，是在自然歷史博物館接納了她的蝴蝶收藏品的時候，同時她的筆電和記錄也被保存在了烏爾禾普博物學家野外俱樂部的圖書館裡。
以哈欽森命名的蝴蝶
一場別開生面的婦女解放運動銘記了三位勇敢無畏的女性旅行家和收藏家：瑪格麗特·芳汀（Margaret Fountaine, 1862-1940）、伊芙琳·奇斯曼（Evelyn Cheesman, 1881-1969），還有辛西婭·朗菲爾德（Cynthia Longfield, 1896-1991）。這三位都有獨立的經濟來源，而且都沒結過婚，所以她們幾乎是隨心所欲想做就做，想要去哪兒旅行可以說走就走。她們很幸運地生活在一個交通便利的時代：蒸汽輪船、鐵路和現代公路第一次打開了世界上那些遙遠國度的大門，這正是探索和發現的黃金時期，也是羅斯柴爾德大人這樣的有錢金主們資助針對偏遠地方的采集考察活動的時代，幾乎每天都有華麗的蝴蝶新種被描繪出來。對於這些女性來說，旅行為她們帶來滿足感，還可以逃離家中那些令人窒息的條條框框。
伊芙琳·奇斯曼想要當一名獸醫，可是卻無法進入皇家獸醫學院接受培訓，因為他們不收女學生。她轉而在倫敦動物園昆蟲室找到了一份工作——即便如此也是破格進去的；她是史上從事這個職位的第一位女性。接著，她獨自開始了一系列去往巴布亞新幾內亞、新赫布裡底群島等熱帶太平洋島嶼的考察，不畏螞蟥的叮咬、狼蛛的侵襲，冒著瘧疾的風險，為自然歷史博物館采集昆蟲。這樣一位瘦瘦小小的女性，穿一件風雨衣、一條麻布褲子，對舒適的居家生活不感興趣。即使遇到所謂的食人族，還有近親通婚的部落，也只會激發她的科學興趣。和與她同時代的芙蕾雅·斯塔克（Freya Stark）一樣，她靠寫遊記來補貼一部分開銷。旅行生涯結束後，她為博物館捐贈70000號昆蟲標本，其中許多是科學上首次發現的。他們最起碼能做的就是用她的名字為其中的幾種昆蟲命名。
辛西婭·朗菲爾德——綽號“蜻蜓夫人”——來自一個擁有大量土地的愛爾蘭家庭，他們家在科克郡的瑪麗堡有一座豪宅。也許她的解放一刻來臨，是在愛爾蘭革命黨把這幢房子燒毀的時候。她同時決定為了昆蟲，冒險勇闖世界上那些看起來很有趣的蠻荒角落：南太平洋、巴西的馬托格羅索，還有澳大利亞的腹地，更別提還有一次獨自去烏乾達考察了六個月。她的雄心壯志、窮極一生的熱情，都獻給了蜻蜓。即便如此，昆蟲收藏家們都不怎麽愛在蜻蜓身上費心，因為不像蝴蝶和甲蟲，它們在死後顏色就會褪去。和她的朋友伊芙琳·奇斯曼一樣，辛西婭·朗菲爾德也為自然歷史博物館采集標本，她把一件件精巧的物品用鋁箔包紙包好，裝進密封的盒子裡，趁著高溫潮濕還沒毀掉它們，請送信人將它們寄走。不同於奇斯曼的是，她沒有太多的寫作天賦，她的貢獻多半都被發表在專業的期刊裡。但是她寫的關於英國和愛爾蘭蜻蜓的暢銷書卻滋養了人們對蜻蜓的興趣，並且啟發了其他一些更具生態學頭腦的先鋒人物，比如諾曼·摩爾和菲利普·科比特，來專攻蜻蜓研究領域。如今，就像蝴蝶一樣，這些可愛的昆蟲也穩坐在聚光燈下，有了它們自己的學會和記錄項目。它們現在紅極一時，成了觀鳥人也關注的昆蟲，你得拿著雙筒望遠鏡去找。辛西婭·朗菲爾德活著看到了1983年英國蜻蜓學會成立的那一天，之後又活了八年，直到96歲的高齡。
辛西婭·朗菲爾德，綽號“蜻蜓夫人”
三位之中最知名的是瑪格麗特·芳汀，儘管她的大多數名聲是去世之後才獲得的。“致也許還沒出生的讀者——我留下的這份記錄，是關於一個永遠也長不大的‘南地孩子’（位於諾裡奇附近，是她的家庭住所）那狂野而無畏的一生，她此生苦甜參半。”她在自己保存了60年的旅行日記的開頭處如是寫道。她在特立尼達采集蝴蝶的時候猝然離世，隨後將那數量龐大的收藏品，連帶一個上鎖的漆盒由諾裡奇堡博物館保管，按照她的囑托，這個盒子直到40年後才能打開。時間一到，盒子就被適時地打開了，其中裝的是她的日記，包括她與她忠實的向導——“矢志不渝的親密朋友”，敘利亞人哈利德·內米（Khalid Neimy）的各段旅程的完整記錄。可能正是他們這種在當時看來驚世駭俗的親密關係，使得芳汀把這本日記封存起來。其中的精選部分被出版後成為一本暢銷書《蝶叢之戀》（Love Among the Butterflies），不過那些期望讀到一段異國他鄉禁斷之戀的讀者肯定是要失望了。將芳汀推上漫遊之路的是一場心碎的愛，她被一位自己幾乎不了解卻認定其就是“一生摯愛”的那個人拒絕了。因此，她與已為人夫的哈利德·內米的關係顯然更像是兄妹之誼。
當博物館的昆蟲標本管理員諾曼·萊利（Norman Riley）在1913年見到她時，自己會不客氣地將她描述為“破舊的斧頭”。結果他卻見到一個身材高挑、膚色蒼白、害羞而極具吸引力的女人，渾身散發著多愁善感的氣息。比伊芙琳·奇斯曼稍顯（也只是稍稍而已）羞澀，她上身穿著一件男式的棉布格子襯衫，下著一條棉布條紋長裙，都縫上了額外的口袋，再配上一副棉質的露指手套，穿戴整齊就去追捕蝴蝶了。她拿著酒瓶小口啜飲著白蘭地，以此在旅途中保持良好的狀態。功成身退從來就不在她的考慮之中，並且她也終於得償所願。她死時手裡還攥著捕蝶網，彼時年近八旬，在特立尼達的一個山腳下，某個炎熱的日子裡。
書摘部分節選自《彩虹塵埃：與那些蝴蝶相遇》一書第五章，較原文有刪節，標題系編者所加，經出版社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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