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棄疾的“沉鬱頓挫”詞風是怎麽形成的？

從屈宋到老杜，由詩歌而詞賦，辛棄疾詞沉鬱頓挫的風格特徵與其思想觀念，心態經歷交織調和，相伴相生。辛棄疾的詞豪情中懷有深沉，雄放處孕育悲涼，真正繼承了唐代杜甫以來“沉鬱頓挫”的情感藝術特質。辛棄疾“平生塞北江南”的人生閱歷，詞苦心危的精神世界，潛氣內轉和摧剛為柔的情感表現，在現實層面上深化了“沉鬱頓挫”的底蘊內涵。

杜甫天寶十三載《進雕賦表》首次將“沉鬱頓挫”帶入文學批評領域:“臣之述作，雖不能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此後，“沉鬱頓挫”被廣泛地用於評價杜詩。

辛棄疾詞中即常可見詞句語匯脫胎於杜詩:“杜陵酒債曲江邊”(《最高樓·慶洪景盧內翰慶七十》)，用杜甫《曲江二首·其二》“酒債尋常行處有”之意;“獨立蒼茫醉不歸，日暮天寒，歸去來兮”(《一剪梅·遊蔣山呈葉丞相》)，接受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意;《上西平·送杜叔高》一首中就有“江南好景，落花時節又逢君”“江天日暮，何時重與細論文”兩句，分別接受了杜甫《江南逢李龜年》“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句和《春日憶李白》“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句。辛棄疾被稱為“詞中杜甫”。

辛棄疾自幼受祖父辛讚熏陶教育，抱定恢復中原，統一河山的偉大志向，自紹興三十二年(1162)率表南歸，至68歲卒於鉛山，卻始終沒能實現復國理想。他以“歸正人”的身份仕宦南宋朝廷數十年，時時被“以異壤視之”，辛棄疾是寂寞難言的：政治上備受排擠打壓，處境惡劣；統治階級的傾軋孤立投射進他文人特有的敏銳詩心，憂讒畏譏、隱忍怨艾當屬必然。他對上層的不滿只能深藏於內，曲折表達。辛棄疾本橫豎爛漫，成詞卻沉鬱頓挫，正源於滿懷平生不平事的矛盾心理。“功名事，身未老，幾時休?詩書萬卷，致身須到古伊周”(《水調歌頭》)，“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水龍吟·甲辰歲壽韓南澗尚書》)的夙願一如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不寢聽金月，因風想玉珂”(《春宿左省》)般虔誠和執著。博大深沉、廣遠厚重的憂國憂生情懷在杜辛二人作品中有相似體現，配合奇崛雄深、鏗鏘拗仄的章法句式，賦予作品離合頓挫之妙。

紹興三十一年(1161)，完顏亮大舉攻宋，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辛棄疾率眾舉義，奮然南歸。他年僅23歲便在萬眾之中生擒叛將，“如俠毚兔，束馬銜枚”“壯聲英概，懦士為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歎息”。辛棄疾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文人，他極富政治謀略，復國決心堅定，曾為朝廷提出《美芹十論》等奏議，體現出遠見卓識的軍事眼光。但此後南渡數十年生涯，宦途輾轉，他卻再也沒能真正施展過滔滔大略、磊落雄才。青年時代南歸前夕，這段氣勢憑陵的光輝歲月成為辛棄疾此後生命中揮之不去的記憶。

南歸後的詞作，辛棄疾頻頻追憶少年壯舉，慷慨悲壯，凌厲無前。“誰道投鞭飛渡，憶昔鳴髇血咒之城，風雨佛狸愁”(《水調歌頭·舟次揚州和人韻》);“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簶，漢箭朝飛金仆姑”(《鷓鴣天·有客慨然談功名，因追念少年時事戲作》)，這些詞一再追憶昔日英姿，除卻這段往事本身具有的非凡意義外，更多是對詞人收復河山的理想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的一種補償。這種補償也只能通過不斷“追憶”或“夢回”的方式接近複現，豈不沉鬱悲涼!

“醉裡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那刀槍鐵騎、弓弦雷鳴的英雄戰場只能出現在夢境，往昔壯美沙場的回憶正凌空直上，一句“可憐白發生”，頓時讓萬丈豪情陡然下跌、戛然而止、回歸現實。北方戰場旌旗蔽空，精銳戰士驍勇殺敵的夢境赤裸裸地映襯著現實中功名未就、滿腔遺恨的南渡衰翁。今昔對比，夢境與現實反差強烈，鬱怒之詞只能化為悲涼之音。

辛棄疾空有吞吐八荒之慨而機會不來，在失志英雄的悲恨裡，自然山水也化為熱血戰場，與軍旅生活相關的“長劍”“驚弦”“笳鼓”“胡沙”意象常現筆端:“疊嶂西馳，萬馬回旋，眾山欲東”“老合投閑，天教多事，檢校長身十萬松”(《沁園春·靈山齋庵賦，時築偃湖未成》);“門外蒼官千百輩，盡堂堂，八尺須髯古”(《賀新郎·和徐斯遠下第謝諸公載酒相訪韻》)，其將現實中無法實現的雄心壯志付諸草木，在兀自營造的想象中指揮軍隊，馳騁疆場，辛棄疾癡態何等悲哀!

北宋國都在建康西北，辛詞每每連用“西北”“神州”傳遞家國情懷:“賤子親再拜，西北有神州”(《水調歌頭·送施聖與樞密帥隆興》);“長劍倚天誰問，夷甫諸人堪笑，西北有神州”(《水調歌頭·送楊民瞻》);“憑欄望，有東南佳氣，西北神州”(《聲聲慢·滁州旅次登樓作和李清宇韻》)。“神州”蘊含了家國理念，華夏情結。詩詞創作早有以“神州”代家國的傳統:“動天金鼓逼神州”(韓偓《代小玉家為蕃騎所虜後寄故集賢裴公相國》);“男兒西北有神州”(劉克莊《玉樓春·戲林推》);“神州正在乾戈裡”(吳潛《滿江紅·送陳方伯上襄州幕府》);“夢斷神州故裡”(吳文英《金縷歌·陪履齋先生滄浪看梅》)，這些字句間飽含英雄衷腸。辛棄疾詞正運用了這種聯繫，屢屢鑄熔深沉的家國情懷於“西北神州”的北歸願望中。“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銷殘戰骨”(《賀新郎·用前韻送杜叔高》);“問渠儂，神州畢竟，幾番離合”(《賀新郎·同父見和再用前韻》);“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生長西北，仕宦東南，對辛棄疾而言，地理方位的主客差別十分明顯。

秦漢至隋唐，國土建都選址多在長安，受漢唐天氣影響，“長安”在古人詩詞中常化身為聯想指代故園國都的文化語碼。辛棄疾詞“此老自當兵十萬，長安正在天西北”(《滿江紅·送信守鄭舜舉郎中赴召》);“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長安路遠，何事風雪敝貂裘”(《水調歌頭·落日古城角》);“長安路，問垂虹千柱，何處曾題”(《沁園春·答楊世長》);“長安父老，新亭風景，可憐依舊”(《水龍吟·為韓南澗尚書甲辰歲壽》)。其心猶戀闕，言情沉鬱，陷絕失望，何複可道?

“斯人北來，喑嗚鷙悍，欲何為者;而讒擯銷沮，白發橫生，亦如劉越石。”辛辛棄疾深沉的家國情懷在現實與理想的矛盾中化成英雄恨，將錚錚之音轉為哀哀長歌，是其沉鬱頓挫詞風的形成基礎。

辛棄疾平生輾轉塞北江南，歸來已然華發蒼顏，鬱怒悲涼盤亙於胸。失意英雄心危詞苦，拍遍欄杆，見證今古興亡的歷史古跡成為他沉鬱感愴情緒的觸發點，或登臨詠史、或懷古述志，古今觀照中成就的懷古詠史佳作，是辛棄疾沉鬱頓挫英雄詞章的重要組成部分。

南宋建康府“東濱瀛海，西接楚湘，北連齊豫，南引江浙而大江貫其中”，四面鄰水、群山環繞，自古就是江防要地。歷史上東吳、東晉、南朝的宋齊梁陳及南唐都曾在此建都。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至乾道三年(1167)，辛棄疾漫遊吳楚，乾道三年(1167)返回建康;乾道四年(1168)任建康府通判，三年後遷司農寺主簿至臨安。淳熙元年(1174)回到建康，任江東安撫使。建康在辛棄疾多次往返間承載了深沉厚重的懷古詞情。

建康有賞心亭在下水門城上，“下臨秦淮，盡觀覽之勝”，鍾山龍蟠，石城虎踞，昔日帝王之都，如今只有興亡滿目。廉頗老矣，大宋故土仍收復難期，登亭遙望，怎能不引得“閑愁千斛”?《念奴嬌·登建康賞心亭呈史留守致道》中，辛棄疾不禁回憶起淝水之戰中指揮若定，大破苻堅數十萬大軍的宰相謝安。風流人物如今難再，南宋君臣亦不能乘時發奮、致力恢復。“寶鏡難尋，碧雲將暮”“江頭風怒，朝來波浪翻屋”，看似寫景，實則暗指南宋風雨飄搖的政治時局。從無情之景到有情之景、運密入疏，辛棄疾與世齟齬的無奈悲憤在無聲筆墨中宛然呈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中，辛棄疾於落日樓頭登高望遠，悲涼地感慨“無人會，登臨意”。千里清秋，水天一色，浩蕩蒼茫的景致中，辛棄疾仿佛一時間與自然融為一體，卻又渺小孤獨，抵拄歎息，與天地格格不入。一如陳子昂“獨愴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李義山“不知身世自悠悠”(《夕陽樓》)，悲憤沉鬱卻沒有叫囂，含蓄蘊藉、蕩氣回腸。

長江下遊南岸的京口，與京杭大運河交匯。城內外東南西三面環山，地理形勢頗似建康城。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61)，辛棄疾南歸途中經過京口，嘉泰四年(1204)差知鎮江府。早年與範式家族在京口結緣，晚年又於此鎮守，京口無疑是辛棄疾仕途行跡中的重要地理坐標。

自古靈山秀水出英雄。辛棄疾與友人陳亮論鎮江地理形勢:“京口連崗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三國孫權即將政治中心“自吳迀於京口而鎮之”，並築鐵甕城於北固山，以其雄險鞏固東吳霸業。宋南渡後佔據江左，地理形勢頗似三國、東晉。辛棄疾覽京口北固亭，曾幾次讚歎感慨“生子當如孫仲謀”(《南鄉子·京口北固亭有懷》);“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北固樓頭的感慨中，交織著辛棄疾老成謀國、憂深思遠的矛盾心懷，逢樓登覽、鑒古觀今，悲鬱難平是英雄常情。

北固樓於晉朝始建，這控楚負吳、襟山帶江之地見證了今昔盛衰，必然給人以人事滄桑之慨。“登高北望，使人有焚龍庭、空漠北之志。神州陸沉殆五十年，豈無忠義之士奮然自拔，為朝廷快宿憤，報不共戴天之仇，而乃甘心恃江為固乎?”北固樓頭，騁目遙望，滿眼風光滌蕩著興亡舊事滾滾席卷而來。如今金兵四起，烽火狼煙中，東南戰未休。辛棄疾因景生情，撫事寄慨，思接千古，沉鬱頓挫。

南朝開國之主劉裕，小字寄奴，長於京口，後滅南燕、收巴蜀、敗後秦，於晉恭帝元熙二年(420)稱帝，建立劉朱王朝，成就一代偉業。辛棄疾詞饒有氣勢地描繪出往昔英雄形象:“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裡如虎”(《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如今英雄老矣，往事不堪回首，今昔對比，辛棄疾詞悲慨英雄遲暮的同時融自慨、憂時為一體，鬱勃悲涼。

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450)，文帝劉義隆北伐失利的史事，更促使辛棄疾憂憤地回憶起四十三年前親身經歷的那場宋金戰爭:“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當年辛棄疾率表南歸，眼見戰爭形勢對南宋軍隊有利，朝廷卻無意北伐而失去良機。詞人感慨孫權、劉裕式的英雄人物“氣吞萬裡如虎”，實際返照南宋朝廷不能自堅其志，“南共北，正分裂”(《賀新郎·用前韻送杜叔高》)是家國現狀，亦是辛棄疾憂心痛苦的根源。自靖康之難徽欽二宗被金兵擄走後，宋金長久對峙，戰爭不斷，大宋江山一直處於南北分裂狀態。辛棄疾空懷一腔壯志，直到年邁體衰，仍無用武之地，作詞融入憂時傷世的感愴，家國憂思油然而生。悲神州沉陸，痛山河破碎，肝膽欲裂、發之為詞，如冷月哀弦、沉鬱頓挫。

江西隆興(即今南昌)，地處長江以南，形勢險要，水陸交通發達，所謂“襟三江而帶五湖”。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辛棄疾任江西提刑至隆興，淳熙四年(1177)去往江陵;淳熙七年冬(1180)再任隆興兼江西安撫使，次年罷官，歸帶湖。

追憶往昔壯舉、感慨歷史興亡，辛棄疾在南北異域、今昔迥然的對比中反觀時代，審視自我而壯志未酬，英雄遲暮而悲涼感愴更與何人說?南地的古跡名勝見證了一代代江山流轉，英雄起落，失意如辛棄疾，最能清晰地聞見歷史低沉哀涼的回聲。辛棄疾懷古詠史的過程中，見證世事興衰的南地古跡自然架起了辛棄疾詞沉鬱頓挫的情緒支點，摧剛為柔，異塵餘生出辛詞核心處悲鬱深長的情韻。

宦途二十餘年，辛棄疾足跡遍布建康、江陰、廣德、滁州、江陵、隆興等地，“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歷遍楚山川”(《鷓鴣天·離豫章別司馬漢章大監》)，是他夾雜著沉重無奈的感歎。復國理想遲遲不得實現，他又因“歸正人”身份，屢屢受到南宋朝廷排擠輕視，幾番輾轉，辛棄疾詞中漸漸出現“宦遊吾倦矣”(《霜天曉角·旅興》)，“但覺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風月，此外百無功”(《水調歌頭·我飲不須勸》)的失落沉鬱語。遊覽名勝時，他甚至高呼“明日五湖佳興，扁舟去，一笑誰知”(《滿庭芳·遊豫章東湖再用韻》)，似乎屬意歸隱。

辛棄疾宦海沉浮，悲欣交集，“世間喜慍更何其，笑先生三仕三已”(《哨遍·一壑自專》)。他一生曾有四次投閑置散的經歷，其中時間較長的是淳熙八年(1181)至紹熙二年(1191)於上饒帶湖，慶元三年(1197)至嘉泰二年(1202)於鉛山瓢泉。賦閑期間，辛棄疾常在詞中書寫閑適情致，將與鷗鳥忘機的快樂自得娓娓道來，而在這曠逸佯狂背後，深藏著他壯志滿懷、不得而用的無奈悲哀。詞情表象與內在感受存在激烈矛盾，優遊之趣暗藏被迫隱居的落寞憂歎和孤憤壯慨，仕隱矛盾下故作輕鬆的詞章是辛棄疾詞沉鬱頓挫的現實體現。

帶湖位於信州府城北門靈山下，“信州城，初置四門:南曰廣信，北曰靈山……”，因“枕澄湖如寶帶”而被辛棄疾命名為“帶湖”。淳熙六年(1179)辛棄疾避禍初次寓居此地，“其縱千有二百三十尺，其衡八百有三十尺，截然砥平，可廬以居”“國家行在武林，廣信最密邇畿輔。東舟西車，蜂午錯出，勢處便近”。此處投閑寓居處山環水繞，地理位置優越，已見辛棄疾復出期許。

閑居帶湖時，辛棄疾曾於鉛山訪得周氏泉。《鉛山縣志》載，當時共有兩泉，“其一規圓如臼，其一規直若瓢”，辛棄疾以《論語》中“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立意命其名曰“瓢泉”。紹熙五年(1194)，辛棄疾因左司諫黃艾論列，於閩罷帥，到瓢泉繼續修建居室，慶元二年(1196)舉家從帶湖搬遷至瓢泉，與此地結緣深厚。

帶湖瓢泉寓居時期，辛棄疾詞賦此間山水，表達歡欣愛賞，幾度流露出“忘機”心意:“為愛琉璃三萬頃”(《賀新郎·覓句如東野》)，讚美自然的本色可愛;“功名渾是錯”“好山千萬重”(《菩薩蠻·辛棄疾日向兒童說》)寫摒棄功名的安貧之樂;“冬槽春盎，歸來為我，製松醪些。其外芳芬，團龍片鳳，煮雲膏些”(《水龍吟·聽兮清佩瓊瑤些》)，描貞潔自守之趣，飲酒煮茶，看山聽泉，路險山高，仍可避世獨處。賦閑之地的山水似乎已將辛棄疾的出仕壯志轉為隱逸閑趣，看起來他此刻仿佛無意於濟世功名，而此類“曠逸之語”背後，實則滿載著去留無處的無奈:“老去渾身無著處，天教隻住山林。”(《臨江仙·老去渾身無著處》)，充溢著知音難覓的淒涼:“南雲雁少，錦書無個因依”(《新荷葉·和趙德莊韻》)。

細看辛棄疾的隱逸詞，幾乎每一首都在故作輕鬆的表象下隱藏了鬱鬱不得志的悲哀。他調笑著對鷗鳥說“來往莫相猜”(《水調歌頭·盟鷗》)，看起來是單純地對鷗鳥表達喜愛友善，但為何要有“莫相猜”的囑咐?不得不讓人聯想到他置身的政治環境多是惡劣黑暗，辛棄疾時時被排擠猜忌，他往往“恐言未脫口而禍不旋踵”，對當局的不滿情緒只能深藏於心，借與鷗鳥對話，委婉曲折地表達。而被他托付了真心的鷗鳥卻“破青萍，排翠藻，立蒼苔”，自顧自地飛翔嬉戲，並不理會辛棄疾的一片赤誠。功業難成、知音難覓，是英雄最大的悲哀。

辛棄疾不曾一日放棄恢復河山的壯志，閑居帶湖時，亦無時無刻不在出處之間猶疑，筆下的景物自然被賦予了他內心的志意。寫啼鳥，則“百般啼鳥苦撩人，除卻提壺此外，不堪聞”(《南歌子·獨坐蔗庵》)，怨怒哀傷，讀來令人色變齒冷。寫歸耕，卻“恨夜來風，夜來月，夜來雲”;欲湖上閑行，卻無奈上天“放霎時陰，霎時雨，霎時晴”(《行香子·三山作》)，變幻莫測的氣象不能不令人聯想到風雨飄搖的南宋時局。

功業難成的憂憤鬱積於胸，垂垂老矣仍“兩手無用”的辛棄疾甚至成為了他筆下南地風物的嘲笑對象。“二年魚鳥江上，笑我往來忙”(《水調歌頭·折盡武昌柳》)，魚鳥笑他奔忙一世卻“兩手無用”，碌碌無為;“清溪上，被山靈卻笑，白發歸耕”(《沁園春·再到期思卜築》)，靈山笑他年世已衰，卻未戎馬復國，只得歸耕;“白發還自笑，何地置衰頹”(《水調歌頭·和趙景明知縣韻》)，他嘲笑自己潦倒衰頹，再無用武之地。無論被嘲抑或自嘲，這故作詼諧的“笑”，實則蘊含了無盡悲哀。他胸中情緒本鬱勃，所以萬千風物入眼，隨手寫出即如是悲涼。沒有拔弩張，沉鬱頓挫已熔鑄進信筆調笑間，格調蒼勁而意味深存。

面對官場渾濁、世運衰頹，英雄感愴往往在常情之外，“其難言者未必區區婦人孺子間也。”辛詞“流連光景，志業之終”的言語表面與辛棄疾內心真正的沉鬱憤懣相互矛盾，構成不和諧的畫面，寓哀沉之調於激越之聲，遮掩在超曠下的悲涼愈發沉重。他置身南宋寬忍委弱的政治環境下，仕途數起數落，復國大業愈發遙遠艱難。“功名隻道，無之不樂，那知有更堪憂”(《雨中花慢·舊雨常來》)，辛棄疾故作避世姿態，語出曠逸，實則是為了遮掩悲涼心緒。沉鬱之情不得發，遂轉為放歸求隱辭，情緒實質仍沉鬱頓挫，可謂超曠其外、沉鬱其中，而且這份有意的“欲蓋彌彰”，更越發令人覺其情沉思鬱。

未能戎馬報國是辛棄疾一生永遠的“意難平”，歸耕時，他面對朝廷的排擠，只得苦笑自嘲，是似笑實悲。賦閑詞中，他讚美鷗鳥是“來往莫相猜”的盟友，歌頌泉聲是“清佩瓊瑤”的仙音，對歸隱生活中的風物看似無比親近，實際卻始終疏離。南宋於辛棄疾而言並非家國;辛棄疾“歸正人”的身份對南宋來說也只能是“客”。辛棄疾的避世始終與他的憤世相依存，內心怨憤不曾真正排遣，仕隱之間從未真正安於後者。賦閑時期故作曠逸的詞章是辛棄疾不平心事的外在表現，實則語緩情烈，骨力絕遒，充滿沉鬱壯慨，滌蕩頓挫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