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歲女兒腦溢血離世，父親做了最艱難的決定

原標題:32歲女兒腦溢血離世，父親做了最艱難的決定

浙醫二院，32歲的祝夢月的遺體被手術推車送進器官移植手術室。

20多名親屬圍在一旁，沉默地目送。22個月大的小孫女在大人懷裡，看著遠去的推車，叫了一聲「媽媽」。「咚」，手術室的門關了。52歲的父親祝升淚濕眼眶，他幾度想反悔，真想在那一瞬間攔下推車！

幾個小時前，祝升和妻子、女婿含淚在器官捐獻書上籤下了字。

年輕媽媽突發腦溢血

祝升是城西一家電力安裝公司的工人，2003年帶妻子許音從老家江西來杭州，已經15年了。他每天5點半起床，坐兩趟公車去三墩上班，在各個工地上乾活。這些年中，女兒祝夢月結婚生子，如今祝夢月的大兒子9歲，小女兒1歲多。

餘杭某小區，6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這是三代六口人的家。房子太小，祝升在客廳裡隔出一個小房間自己住。開門時，許音神情疲憊，臉上全無血色。

6月11日，女兒祝夢月的倒下徹底打亂了這個平凡家庭的節奏。

「11號那天晚上回來吃飯，她說頭暈，在沙發上躺一下。後來起身說去看看小孩寫作業寫完沒，就暈倒了。」許音從沙發上站起來時，看到女兒就摔倒在孩子的房間門口。她喊來祝升，把女兒扛起來，抬下去送醫院，在車裡時，就感到人不對勁了。

「就這麼一個女兒，從小我親手帶的，從來沒離開過......」許音急促又無力地嘆了口氣，她大概已經沒有淚好流了。

經診斷，祝夢月因腦血管畸形致突發腦溢血。這個名詞，對於祝升全家人而言完全陌生，卻命定般向女兒和這個家突然襲來。

「去看看孩子寫作業」，成了祝夢月留給父母和孩子的最後一句話。

最揪心的等待

6月11日，祝夢月先被送到西溪醫院，當晚轉浙二，12日凌晨兩點多，在重症監護室裡開始緊急手術。這是祝升最揪心的一次等待，他不但不能影響它，反而被徹底排除在外，不管出來的結果是什麼，只能無條件地接受。

許音想著女兒可能隨時要走，怕趕不及去，12日那天就把兩個小孩也帶到了醫院，在旁邊旅館住著。在醫院這些天，老家村裡人聽說了，也一撥一撥地趕到杭州來探望。

女兒始終無意識，更無法說話。到13日，醫生說，人是救不回來了，如果想她回去，可以安排救護車送。

「我不可能讓她年紀輕輕就這樣走，死馬當活馬醫吧，哪怕是傾家蕩產呢！總希望還有奇蹟……」祝升說。

「她戴著呼吸機，各種各樣的管子插著，只有在推出ICU做檢查的間隙我們才看得到人。」祝升每天在醫院過道、門口踱來踱去。

每天上午10點到10點半，成為全家人最惦念的時間，那是重症監護室病人影片探視時間，影片鏡頭從1號病床開始一張張掃到16號床，每個床位停留半分鐘左右，循環播放，儘管畫面無法推近，總算看得到人。

入院的第3天，重症監護室的醫生告訴祝升，按現有的醫學技術，手術無法再做了，並跟他講了病人過世後有器官捐獻的事，可以幫忙聯繫紅十字會。

祝升木然地應下來，很快，浙江省紅十字會器官捐獻協調員何炯來了。

決定與反悔

女兒的生命正在消亡，祝升和女婿江朗正式商量起器官捐獻這件事。

「我和女婿是同意的。我想，既然救不了她，為什麼不能讓她去救別人？雖然我看不到她的器官在哪裡，最起碼這些東西還活在這個世上，她的眼睛還看得到這個世界，不管多少年都是個念想。」祝升說。

但何炯和祝升第一次並沒有談攏。

走廊上，來自老家的幾位家屬都聽到了何炯與祝升的對話。一位家屬連話都沒聽完，朝何炯上下打量一眼，轉身走了。

「醫院走廊裡，我們家屬太多了。有的親戚覺得捐獻這事兒太殘忍，說我們做父母的不好這樣做。要是在老家，這種事情根本談都不要談的。」祝升說。

這樣的情緒也直接影響到了坐在另一頭的許音。她哭著不講話，憋了一會兒說，「我不捨得，我不同意。」何炯沒有繼續說。過了十幾分鐘，許音走過來，「其實我也是想得通的，我只是捨不得......」

何炯第二次來確認意願時，祝升找了個安靜地方，和妻子、女婿一起在捐獻書上籤了字，同意將女兒的心、肝、肺、雙腎、兩角膜予以捐獻，去幫助其他人活下去。

捐獻這件事，父親祝升看起來是家裡最堅定的。他還做了自己妹妹和小舅子的工作：「我知道你們也捨不得的，但是救不了，那就讓她去救別人吧，給別人一條生命，這是積德的事。」

6月20日下午3點半，醫生推著手術車將祝夢月遺體送到手術室。

「我看著推車，女兒整個頭部已經內出血腫脹。送女兒進去器官移植的一瞬間，我真想反悔，攔下來！」祝升說著已經淚流滿面。

第二天女兒遺體火化，祝升心裡稍微平衡一點點，「想想人沒了還救了別人，心裡才有一點安慰。當時不做這個決定的話，沒了也就沒了……」

回到故鄉

6月21日上午9點40分，祝夢月遺體火化。10點50分一家人捧了骨灰盒，隨剩下的幾位親戚開車5個多小時，回江西老家。

村裡人大多已經知道了祝家女兒沒了。走得近的親戚鄰居提早幫忙設好了靈堂、桌席，老鄉親友紛紛前來弔唁。

在老家待了5天，祝升和許音一直沒出過門。幾乎不發朋友圈的祝升，這幾天一連發了7條，從「責難」女兒「對不起愛你的親人朋友」，到「願女兒來生沒有苦痛災難」。

安葬那天，有疑惑的老鄉走近身，拉拉許音的袖子反覆問：「你確定（遺體）是完整的嗎？你確定沒有摘掉？」

許音聽著，心裡被挖了一樣難受……

這樣的艱難，餘杭區紅十字會會長吳芳華這些年深有感觸。2008年她剛到紅會，那時候有人主動來表達捐獻意願的情況幾乎是沒有的。阻力主要來自世俗觀念，「因為中國傳統觀念向來都是講人要完完整整地來，完完整整地走。就像殯葬改革，從土葬到火葬的推進都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你就可以想像器官捐獻對很多人來說是恐懼、殘忍和無法接受的。」

女兒走了之後

女兒走了以後，祝升回到杭州。氣象很熱，在戶外作業時祝升滿腦子想的都是女兒，沒法安心乾活。老闆體諒，讓他請了假。

女婿江朗每天開網約車，隻不過現在變成中午出門——他得管孩子寫作業，以前這都是祝夢月管的。江朗內向寡言，晚上回家後，吃飯、洗澡、睡覺。他和兩老心裡難過，但誰又安慰得了誰？

女兒走後，祝升把放在床頭的一張小孫女和女兒的照片掛到了客廳。祝升說，農村裡講走得早的人，不能把照片掛在家裡，但他不信這個，「她才22個月，我就怕她忘了媽，以後連這兩個字都不會叫了。」吃飯時，他有時候會問問小孫女：「媽媽呢？」小孩指指牆上的照片，意思是媽媽在那兒。

前兩天，孫子不肯寫作業，祝升發火訓了他一頓，「我說，媽媽不在了，你更要努力，你是沒媽管的孩子，跟別的小朋友不一樣了。他被我訓得掉眼淚。我說，媽媽沒了你沒流眼淚，我這樣罵你，你倒流淚了。」

小孫女也許還不懂，在僅僅22個月長的人生中，自己和這個家經歷了什麼。從媽媽出事以來，她幾乎再沒看到過媽媽。出殯那天，她在奶奶許音懷裡，看到人群中那張用手機自拍照放大的媽媽遺像，用小手指指，輕輕叫了一聲：媽媽。

記者手記

衝破阻隔的過程很長，但總會更好

這是一次很艱難的採訪，難在很多時候，我不知道如何去詢問，失去親人的痛苦，捐獻器官的大愛，只有祝升自己知道，旁人無法感同身受。

祝夢月是餘杭區她所在街道的第三例器官捐獻者，而整個餘杭區，自2008年紅十字會開始獨立運行，並開展器官、遺體、組織捐獻這項工作以來，至今已有器官捐獻19例、遺體捐獻16例、角膜捐獻34例。

這當中，個人與社會，對器官、遺體、組織的捐與受都有著雙向的需求，促成這項需求的阻力與束縛卻相當大。

很慶幸，這個世界上總有一些努力衝破阻隔，走在前面的人。

比如我遇到的祝升一家，比如杭州有一位48歲的淋巴癌患者，他給餘杭區紅會留下一封信，信中說：「我知道遺體捐獻是用來乾什麼的。我不在乎醫學院的學生們在我身上動多少刀，我在意的是，這些學生跨出校門後不動錯一刀。」

讓大眾了解、理解遺體、器官、組織捐獻是一個過程，它大概會很長，但總會更好。那些勇敢的先行者，和他們的家人都值得致敬。

我們相信，生命此刻的終點，同時也在另一刻重新起航。器官捐獻，在修復生命的同時，讓大愛永存。

(文中涉及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