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一個世界公民的理想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朱與非｜文

2012年5月，於爾根·哈貝馬斯到維也納，被同時授予兩個獎項的時候——“埃爾文·查戈夫獎”和“維克多·弗蘭克獎”，我遠遠地瞻望過他。當時83歲的他神情淡然，已經免疫於一切頌揚。他的先天破損的臉，會讓乍見之下的我感到吃驚，但也馬上習慣了。

“法蘭克福學派”（包括霍克海默、本雅明、阿多諾和哈貝馬斯等）的社會批判，是多角度、全方位的對當今社會生活的解剖和反思。他們把資本主義制度作為批判之所指的總稱，並且援引了馬克思等一眾思想家的努力，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是某個眾所周知的運動的盟友。

國內知識界廣泛地以“謬托知己”的方式援引法蘭克福學派，或許可以因此而部分地打開學術視野，但也總是因為動機因素造成更多的誤解，或者說難以深入。法蘭克福學派的資本主義批判，應該被視為資本主義的組成部分，也就是吉登斯等人所謂的“自反現代性”的表現形式。

圍繞著哈貝馬斯的解讀或者說“誤讀”，也是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比如“公共論域”一度成為中國知識界的熱議概念，而這被認為濫觴於哈貝馬斯的代表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國思想界對於“現代性”話題持續廣泛的話語黏著性，恐怕也受到了這一批判理論學派的持續刺激——儘管似乎兩者討論的是完全不同的“現代性”：在東亞，人們希望從前現代過渡到現代；在西方，人們希望克服自身的現代性危機，乃至於以一套“後現代話語”來反對現代性。這種時代錯位的現代性討論，曾經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構成了所謂“新左派和自由主義”之間不大不小的思想波瀾。

哈貝馬斯在這個話題上的貢獻，匯集為一部《現代性的哲學話語》。他在其中既批判以巴塔耶、福柯、德裡達為代表的“青年保守主義”——他們用後現代話語反對現代性，也批判以維特根斯坦、卡爾·施米特、戈特弗裡德·貝恩和恩斯特·雲格爾為代表的“舊保守主義”，他們主張“不如回到現代性之先的立場上去”。這兩個保守主義的命名，在當時和今天仍然讓人覺得過於簡單粗暴，不過由此而襯托出哈貝馬斯本人的居中立場：對於一種“未完成的現代性”的殷切期盼。現代性對哈貝馬斯來說，是一個在有憲法保障的公共領域中基於交往理性而達成的理性建構方案。這個方案在聯龐德國成立以來，總體而言是成功的，而他本人也因為對現代性的堅定捍衛，而被人們視為當代民主的導航人。

思想根源

哈貝馬斯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他既是學者，也是時代精神的診斷人，他既在學院教書育人和發表大部頭著作，也在報刊雜誌與他人論戰，小論文的結集也已經達到了12卷之多。穆勒-多姆的《於爾根·哈貝馬斯：知識分子與公共生活》作為一部傳記，非常生動地詮釋了哈貝馬斯的這一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

哈貝馬斯在2004年榮膺日本“京都獎”的答謝詞中，解釋過他的思想和學術動機。由於他患有先天性唇齶裂，小時候不得不接受多次手術，並且即便這樣，也不能完全消除說話時的鼻音。但是，這一缺陷並沒有讓他動搖對周圍世界的信任，相反，“手術會喚起依賴感，也會讓我認識到自我與他人相處的重要性。到後來，人的社會性無論如何都成為了我從事哲學思考的出發點……這種感受讓我在思考人的社會屬性的時候，把我引向了一些強調人的精神的主體間性的哲學觀點。”越是有說話的困難，他越是體驗到“語言交往作為共性的表層的重要性，沒有它，我們個體無法生存。”這幾乎就是他後來的交往理性以及公共論域理論的直接淵源。

同時，由於他身體上的先天缺陷，早年遭受的歧視讓他對任何形式的排斥都有一種道德上的敏感。比如，他在納粹歷史的“罪責問題”上從未放鬆過。他跟托馬斯·曼、雅思貝爾斯一樣，堅定地認為，在納粹問題上無法區分“施害者”的納粹分子和“受害者”的德國人民，戰後的德國人要從整體上反思自身在納粹罪行上的責任。這種道德敏感的另一後果，是對於民主的毫無保留的支持。哈貝馬斯在民主中看到的是，基於社會財富再分配的福利國家的優點，以及民主政府的宏觀調控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矯正能力。這一傾向，奠定了哈貝馬斯作為左翼教授的基本道路。哈貝馬斯說過，“願為一切左的東西承擔責任”。這是因為他看到了自己思想中的理性進步因素，必然是與左翼更近，而與右翼自由保守派更遠。

從總體來看，哈貝馬斯在一切爭論中小心翼翼地維護了他理性、客觀、中立的學者形象。但由於他不可避免的左傾因素，他的爭論對手大多來自右翼保守陣營。在1977年“德國之秋”事件中，“紅軍旅”刺殺了一些德國的政經要人，整個德國開始反思學院左翼思想是否為左翼恐怖主義提供了思想資源。此時，哈貝馬斯發揚了一種跟在納粹問題上完全不同的細分精神，認為將兩者聯繫在一起是“屬於集體迫害一樣的煽動行為”。

在他看來，有一種基於交往理性的思辨，可以把左翼理想和其它一切基於左翼思想而產生的惡果區分開來，而既然這種區分是可能的，那麽這種思辨就可以保持為一種自足的理想，而成為有條件證成的結論。他當然也意識到，這種結論是“可錯的”，不是“終極論證”，但對於理性的信賴，不得不讓他有所偏心地采取行動。

對於聯龐德國的民主建設來說，如果必然會有來自左翼的競爭，那麽，像哈貝馬斯這樣一個人物來扛起左翼的大旗，確實是德國之福。1978年，已經有“現代性方案負責人”之稱的哈貝馬斯，接受採訪並聲稱，當下左翼政策“有兩大目標：一是最大限度地擴大政治參與，二是將剝削和權力剝奪減少到最低限度”。這其實就是迄今為止西方左翼的最大公約數。

“日神”哈貝馬斯

倘若按照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關於酒神和日神的經典劃分，那麽，哈貝馬斯就是日神，就是理性的蘇格拉底在當今德國的還魂。他憑著對理性的堅定信仰和執著論證，帶領人們來到明亮的阿波羅神的公共領域。他的理論或許可以通俗地概括為：沒有什麽不可以通過坐下來談而解決。他本人不是現代社會的“話事人”，雖然他也參與公共討論。他的角色，更準確地說，是現代民主的“話事人”制度的辯護者和奠基人。

20世紀西方哲學的一個重要走向，是對理性和主體產生了根本的懷疑。哲學上的“非理性主義”和在認識論上反對主體主義，成為潮流。哈貝馬斯早年借助海德格爾，發現了西方現代技術統治的根本特性，借助雅思貝爾斯看到了普遍交往的可能性，並且他也受到伽達默爾的器重。但他在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工作和研究，讓他最終放棄了存在主義的非理性思路。同時，借助對語言構築主體間交流的可能性的認識，他也與認識哲學裡依賴純粹主體的意識分析拉開了距離。哲學對他而言，首先是一種語用學分析，由此，他贏得了一種新型的理性辯護方式。

在《交往行動理論》中，他借用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將語言的根基性作用與人對於世界的認識關聯起來。作為實際事態存在的客觀世界、人際關係得到合法調節的社會世界，以及行動主體自身可經歷和感受的主觀世界。對話的參與者所生活的世界構成視域，成為他們的共同背景。交往參與者無法脫離生活世界的視域。

在《啟蒙辯證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諾主要探討了理性被單一化為工具理性的原因和後果，以及啟蒙運動在文明史上的失敗。可以說他們悲觀地看到了理性的失敗。而哈貝馬斯卻是樂觀地看到了理性的必勝。他從技術批判和勞動社會學的視角，闡述自己的觀點，同時討論了標準化生產和補償性消費領域的異化現象。對於啟蒙運動，他認為，“世界歷史上的啟蒙運動進程的反諷在於：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為系統複雜性增長創造了條件，而系統複雜性過度增長所釋放的系統命令，超出了被系統工具化的生活世界的理解能力”。意即，理性的前進步伐總是過大，所以才會招來反啟蒙保守勢力的反噬。

2001年他獲得了德國最重要的獎項之一德國書業和平獎，其授獎詞如下：“他始終以批判和積極介入的姿態，伴隨著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成長之路......他作為新時代富有影響力的德國哲學家受到全世界讀者的關注。”理性知識分子作為“日神”，乃是從根本上為社會的秩序提供信心保障，而這也恰恰是批判精神的日常能量所在。批判就是因為他們對自己有信心。

對於他這番信心滿滿的交往理性的論證，當然也有不少的反駁和猶疑。有一個簡單的事實或許大家都觀察得到：對立的雙方，尤其是觀點的對立，最不可能通過擺出真實的事實、立下正確的規範和拿出本真的態度，來達到共同的理解和和解。這在哈貝馬斯身上也有例證：當歷史學家們在2011年再次用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唯一性”問題登門討伐哈貝馬斯時，他保持了沉默。出版商爆料了這件事，聲稱哈貝馬斯也沒有完全遵照他發明的對話理論。

超越民族國家的治理

2011年《關於歐洲憲法的思考》，是哈貝馬斯對於全球化背景下民主政治的終極思考。在這裡，他提出了“超越民族國家的治理”概念，並且把“歐洲一體化”視為近在眼前的、可欲可求的目標。這一想法就是將政治的公共領域從一國走向世界，同時，它也與哈貝馬斯一貫以來對於民族主義的仇視相呼應。

歐洲的左翼思想家大多把民族主義視為納粹的一個根源，並因而始終在尋找超越民族主義的政治理念。哈貝馬斯宣稱，如果有一種德國的愛國主義，那麽只有“憲法愛國主義”。在康德“永久和平論”啟發下的世界公民共同體概念，引導人們走出一國之狹隘國界，從而開展出一種“超國家的治理”模式。

哈貝馬斯所希望的，不是一個暴力壟斷的世界政府，而是一個非國家性質的“多層級政治體系”。在這個民主的“世界社會”中，聯合國作為現有的、作用有待加強的超國家世界組織，將為保障和平、捍衛人權和保護環境，擔負起主要責任。在聯合國之外或之下，將有區域性組織負責世界內政。也就是說，這些組織“肩負的責任一方面在於，消除階層分化的世界社會中的極端貧富差距，治理生態失衡，防止集體威脅，另一方面將著眼於實際的權利平等，通過展開世界文明對話，促成不同文化間的相互理解”。

很顯然，他在其中沒有加以重視的是，維持這樣一種理想的成本。這成本當然不僅僅是經濟的成本，而且還有制度本身的成本。沒有一種制度設計比左派制度設計更為鄙視金錢，他們一概視金錢為邪惡，並且從不計較花費多少。同樣的，在制度層面上的官僚化，它們不是視為腐敗的根源，而恰恰視為政治理性化的前提。他們之所以始終能夠獲得支持，無非是因為畫的餅足夠誘惑群眾，而政客可以借此機會擴張權力。

對於民主制度，福山的“歷史終結”並不是說，資本主義及其自由民主走到了盡頭，而是說，它實現了自身、達到了完滿。但是，哈貝馬斯所描述的世界公民的理想，實際上卻是在表達“歷史終結”的另一個含義：這個理性王國，要把自己逼入最後的解決方案中。民主的民族國家最終將變成民主的帝國，並且在帝國的合理化過程中結束自己的生機和活力。

然而幸好，英國脫歐在事實上構成對哈貝馬斯世界公民共同體理論的民意反駁。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在逐漸拋棄哈貝馬斯，儘管哈貝馬斯仍然健在。然而我們仍然要祝福他，他是一個誠實而讓人敬佩的公共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