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評論：“請戒尺進課堂”，實質是確立一種教育規則

“熊孩子”在校犯錯，老師應如何教育？近些年來，師生關係、家校關係頗為敏感，老師們陷入“管與不管”的兩難境地，有老師苦惱：對調皮搗蛋的學生，“不會管”，也“不敢管”。對此，有教育界人士呼籲，“請把懲戒權交給老師”。四川達州市大竹縣第二小學進行了大膽的嘗試，該校2018年3月開始“請戒尺進課堂”，對違規學生實施輕微懲戒，彼時曾引發熱議。將近一年半後，該校校長表示，“這一年多來使用戒尺得當的班級，班風、學風都有很大的改進。”（澎湃新聞網6月25日）

在“孩子應不應該被懲戒”、“又如何避免適度懲戒變成過度體罰”等種種爭議下，大竹二小“請戒尺進課堂”的確是頂著壓力的。不過，一年多以來，“沒有發生過一起因為老師使用戒尺，家長不滿意的情況”，相關班級的“班風、學風都有很大改進”，表明這樣的“冒險”探索是對的，也是值得的。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棍棒底下出孝子”一直被奉為教育圭臬，由此衍生出的過度體罰乃至是教育暴力現象，時有發生。而隨著賞識教育、說服教育被更多人接受，尤其是計生政策實施後，家長對孩子更為“呵護”，懲戒手段在教育中的“地位”越來越低。甚至近些年，由於牽涉到責任後果承擔的問題，一些教師動輒得咎，往往不敢對犯錯的孩子進行必要的管束和懲戒，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出現了“不敢管”、“不願管”的局面。正是基於這一現實，“把懲戒權交給老師”的聲音開始多起來。

從大竹二小的實驗來看，所謂把“請戒尺進課堂”，並不是想當然的隨意對犯錯的孩子予以戒尺伺候，它其實更像是引入了一套明晰的教育規則。比如，學校對於戒尺的使用流程有明確的規定，具體為“一請二問三懲四慰”：第一步請戒尺；第二步是老師拿著戒尺問學生，“老師今天為什麽要對你動戒尺，你錯在哪裡，將來還會犯這種錯誤嗎”；學生回復後，則進行第三步，“懲戒”；第四步是“慰”，即心理撫慰。並且“是要在班級紀律整頓好之後再打，讓大家見證這個過程，目的是要大家把戒尺當成班級的’法’，從而知敬畏，懂規矩。”

可見，在現有的教育語境下談論教師的懲戒權，絕不是賦予教師體罰學生的權利，而是要讓孩子意識到自己犯錯是要受到處罰的，它是在說服教育、賞識教育之外增加的一種教育方式。就現實來看，以明確的規則為教師的懲戒權“正名”，既能避免一些老師“不敢管”的現象，也可以真正有效防止過度懲戒和體罰。對孩子而言，讓他們知道什麽情況下該受到懲戒，實際上也就是一種規則教育。

事實上，相關法律中並沒有明確禁止教師懲戒學生，而只是缺乏清晰的、可操作性的規則。如2009年教育部印發的《〈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規定〉通知》中，規定了“班主任有采取適當方式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的權力”，但對於“適當方式”“批評教育”以及後續手段等，則未作具體說明。就此來說，無論是大竹二小的實踐，還是一些地方從立法層面明確賦予教師懲戒權，都踏出了明確規則的重要一步。

當然，給予懲戒教育適當的空間，並不意味著可以一味誇大懲戒的作用和必要性。大竹二小的實踐就表明，“相對而言，高年級戒尺使用效果沒有低年級好。”也就是說，懲戒教育到底如何開展，既需要規則約束，也離不開在實踐當中的摸索，總之，它應該是遵循教育規律的。另外，輿論在討論懲戒教育時，多習慣將之視專治“熊孩子”，但是，懲戒教育針對的更多是某種具體的行為，不應該隨意將受到懲戒的孩子看作是“熊孩子”，否則既會模糊懲戒教育的性質，也容易給孩子帶來“汙名化”。

作者/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