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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新航海時代:比黃金更珍貴的是人心所向

  文/秦朔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適逢中國改革開放事業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關鍵節點,新浪網聯合微博推出《千人獻禮改革開放40周年》大型專題報導,口述歷史,重溫變革,向那些為時代、為改革開放做出傑出貢獻的翹楚們致敬。

  此文為《千人獻禮改革開放40周年》卷首總撰稿秦朔先生撰寫的項目開篇。點擊觀看預告片《改革開放40周年 在鏡頭裡讀懂“偉大覺醒”》

  

  500多年前,歐洲人開辟了橫渡大西洋到達美洲、繞道非洲南端到達印度的新航線。這一“地理大發現”和“大航海時代”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而當時驅使歐洲人舍生忘死奔向新大陸新世界的最重要動力,是他們認為那裡有黃金。

  哥倫布說:“黃金是一個奇妙的東西。誰有了它,誰就成為他想要的一切東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靈魂進入天堂。”

  恩格斯說:“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個遠東尋找的是黃金;黃金一詞是驅使西班牙人橫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語;黃金是白人剛踏上一個新發現的海岸時所要的第一件東西。”

  這個過程充滿了探險的傳奇,也浸透了血腥和奴役,但它拉開了全球化和現代化的序幕,如同馬克思所說的,“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於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誌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

  這種曙光,一方面使“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另一方面,“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裡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當這樣一股力量和古老東方的中央帝國碰撞時,中國便開始了數千年未遇之變局,其間有磨合衝突,有落後挨打,有變法圖強,最後是大清王朝的挽歌和幾近被瓜分的悲歌。

  

  未來會證明,肇始於1978年的中國改革開放,不僅是中國也是世界的一次新航海運動。如果說500年前的“大航海時代”是西方改變東方的開始,中國的“新航海運動”則是東方的覺醒、複興,而且也將深刻地影響整個世界的格局和權重。同時,這還是一個以生產、貿易、投資為手段,以億萬創業者、企業家為動力的和平進程。

  改革開放40年不能忘記,因為這是5000年來,中國人民的主體性綻放得最燦爛的時光。這個時代並不完美,矛盾和陣痛也時時和我們相伴,但在歷史上,我們第一次有權利,能夠按照自己真心向往的完美方向前進。我們在通往美好的奮鬥之路上。

  幸福從來不會從天而降。

  幾個月前,我參觀了深圳蛇口的改革開放博物館。看到原廣州軍區守備第六團政治處主任卓基旭描述改革開放前寶安、蛇口一帶的情況,“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

  上世紀60年代有關部門發過一個《人間地獄——香港》的材料。《人民日報》記者奉命到寶安了解群眾逃港問題,辦了一張過境耕作證,隨逃港群眾到九龍,發現這裡並非“地獄”。有逃港者哭著對他說:“我們也是黨員啊,對不起黨,對不起祖國,給社會主義丟了人,可我們實在沒辦法啊!”

  1978年習仲勳主政廣東後,親身感受到群眾對提高生活水準的渴望,意識到光靠嚴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製偷渡,向中央提出在深圳設立經濟特區的想法。在廣東負責籌辦特區、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的吳南生說,在特區條例公布後的幾天,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中準備逃港的人群,完全消失了。不久,許多逃到香港的人又回來了。

  我在博物館裡,看到習仲勳在深圳特區成立十周年時說的話,“千言萬語說的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生活水準提高,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

  鄧小平,這位引領中國“新航海運動”的舵手,1985年會見日本客人時說:“現在我們正在做的改革這件事是夠大膽的。但是,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前進就困難了。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須做的事,儘管是有風險的事。”他還說過:“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後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變革。”

  很多人往往把“革命”和一個階級用暴力推 翻另一個階級聯繫起來,但革命的真義,也可以從《周易》中得到啟發,就是“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什麽是“順乎天而應乎人”呢?《尚書》中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上天所見來自百姓所見,上天所聞來自百姓所聞,民意即天意。

  中國“新航海運動”的動力並不複雜,而是非常簡單,就是正視人性、順從民意。人性驅動前進,合乎人性的觀念、理論、主義,才是真實可靠的力量。

  

  中國的“新航海運動”,不僅是順從民意的改革驅動的,也是朝向世界的開放驅動的。

  亞當•斯密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指出,製造業的完善依賴分工,而分工程度受市場範圍支配。他說,從邏輯上,中國很適合發展製造業,因為中國“幅員是那麽廣大,居民是那麽多,氣候是各種各樣,因此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產物,各省間的水運交通,大部分又是極其便利,所以單單這個廣大國內市場,就夠支持很大的製造業,並且容許很可觀的分工程度。就面積而言,中國的國內市場,也許並不小於全歐洲各國的市場。假設能在國內市場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國外市場,那麽更廣大的國外貿易,必能大 增加中國製造品,大大改進其製造業的生產力。……通過更廣泛的航行,中國人自會學得外國所用各種機械的使用術與建造術,以及世界其他各國技術上、產業上其他各種改良。”

  但當時的中國製造業為何沒發展起來?亞當•斯密講了兩個原因。

  一是“重農主義”,“中國的政策,就特別愛護農業。在歐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優於農業勞動者,而在中國,據說農業勞動者的境遇卻優於技工。在中國,每個人都很想佔有若乾土地,或是擁有所有權,或是租地。”

  第二,中國人“不重視國外貿易”,“當俄國公使蘭傑來北京請求通商時,北京的官吏以慣常的口吻對他說,‘你們乞食般的貿易!’除了對日本,中國人很少或完全沒有由自己或用自己的船隻經營國外貿易。允許外國船隻出入的海港,亦不過一兩個。所以,在中國,國外貿易就被局限在狹窄的範圍,要是本國船隻或外國船只能比較自由地經營國外貿易,這種範圍當然就會大得多。”

  重農、重土,輕視貿易、禁錮國際貿易——讓中國發展製造業的先天優勢,後天統統失靈!

  改革開放,從“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料裝配、來樣加工和補償貿易)、外向型工業區、外商直接投資開始,將中國經濟和全球市場聯繫在一起。開放驅動中國,訂單驅動中國製造,市場仿佛有一種魔力,倒逼你不斷改進、更新、迭代,生生不息,循環不已。彈指一揮間,遠航的中國船隊已經走到了世界的前邊。無數冒險家、企業家就像當年的達•伽馬、哥倫布、麥哲倫。

  每個企業都在造東西,無論商品還是服務。但是一切製造之上的製造,也就是支持所有創造性勞動、生產性活動的觀念和機制,是單個企業所無法創造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公平化的制度環境,是中國“新航海運動”的根本保障,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更加如此。

  500年前那些掠奪了無數黃金的歐洲人,最終並沒有贏得世界,而是秉持“生命權、自由權、追求幸福的權利、財產權”等原則的美國,依靠天時地利人和的諸多優勢,贏得了一個多世紀的領先。

  人心比黃金重要。今天,14億中國人的人心所向,就是“新航海時代”中國之方向,中國之動力,浩浩蕩蕩,順之必昌。(本文是應新浪邀請所寫,作為新浪網聯合微博《千人獻禮改革開放40周年》大型報導開篇序言。)

責任編輯:劉萬裡 SF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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