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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封面上的中國:八月十五日,日本乞降時

01

本文選自2006年第6期《收獲》李輝《封面中國》專欄,原題《一頁歷史,已然翻過》。

蘑菇雲在日本上空升騰

遙想當年,當讀者拿到1945年8月20日出版的《時代》時,他們想必會感到新奇。這一期的刊物,居然沒有像通常一樣安排一個封面人物,而是一幅影像:通體白底,中央一個太陽,紅得如血,上面畫上了一個濃黑的大叉子。強烈的視覺效果,明確地告訴讀者一個不爭的事實——以太陽旗為國旗的日本終於戰敗投降了!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蘇、美、英三國政府首腦在德國波茨坦舉行會議,圖為會議會場。

波茨坦會議舊址前刻有五星的石球。李輝攝

1945年8月20日報導日本投降的《時代》封面

從7月26日《波茨坦宣言》發表,到8月15日東京電台播放裕仁天皇親自宣布日本投降的講話錄音,前後一共二十天。這是遠東局勢最有戲劇性變化的二十天,也是人類歷史上至關重要的二十天。二十天裡,原子彈在人類戰爭中首次使用,於改變戰局的同時也給人類留下永遠的精神傷痕;二十天裡,蘇聯紅軍出兵中國東北;二十天裡,歷時四年的太平洋戰爭以日方失敗而結束,中國歷時八年的抗日戰爭隨之獲得了勝利。

不限於此。二十天裡,圍繞著是否保留日本天皇製而引發的僵持不下,使結束太平洋戰爭的努力又多了一些外交變數。更加令人關注的是,出於對咄咄逼人的蘇聯的防範與警惕,美國堅持在處理日本問題上佔據主導地位,“冷戰”格局的嚴峻,美、蘇間的較量,由此也凸現出來,進而將深深影響著中國的現實與未來。

在二十天裡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中,還有什麽能比原子彈在戰爭中的首次使用更讓人震驚?它的威力與效果,它的殘酷,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即使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如此重大的新聞也不免為之遜色。於是,這一期《時代》的封面雖為日本的投降,但報導重點卻放在了原子彈爆炸引發的震撼。新聞事件的敘述,籠罩在深深的恐懼、憂慮之中,即便今天讀來,仍讓人強烈感受到歷史瞬間的沉重:

規模最大、最為殘酷的戰爭,本周竟是在一個巨大事件造成的混亂中結束——這一與戰爭密切相關的事件如此之大,已使戰爭本身顯得無關輕重了。勝利消息交雜著快樂、感激、痛苦與懷疑。勝利者反倒比失敗者承受著更大的恐懼,經歷了更致命的折磨。

無論士兵、科學家,或者大政治家,乃至普通百姓,從言行來看,人們在承受巨大創傷的震撼之時表面上是平靜的。但他們的思想和心靈幽暗深處,則有一個巨大的東西在湧動,在悄悄地形成:泰坦(Titan,希臘神話中天神和地神的子女及後裔——引者注)在這一混亂中創造著一個時代,在此之中,勝利已經變成僅僅是一個孩子在街頭的哀號。

對原子裂變的控制,把本來就是四分五裂、矛盾重重的人類,帶到了一個新的時代。在這一時代,所有思想、事物均在裂變——並且遠遠無法控制。許多人已經認識到,第一顆原子彈不過是恐怖的一次孕育,與以後相比只能算是一次微不足道的預報。

所以思想、事物都在裂變。勝利的突然降臨,對聯合國、對日本都是一種仁慈。但這一仁慈卻是誕生於人類編年史上前所未有的殘酷之上。人類是贏了,這一武器是由文明最青睞的人們在使用;但是,它對生物的威力卻是以死亡的形式表現出來,從而讓人類的生存意識產生深在根底的創傷。征服自然的普羅米修斯,把太陽的火和威力放進了普通人的手中。

人類做好了應對這一挑戰的準備否?突然之間,沒有任何警告,現實已經變為不可思議的未來。未來是否有希望?如果有,希望何在?(《時代》,1945年8月20日)

決定使用原子彈的是美國總統杜魯門。他說,他在抵達波茨坦出席三國首腦會議的第二天,接到了陸軍部長史汀生1945年7月16日早晨發出的電報,獲悉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的消息。他把這稱作“歷史性消息”:“我們的絕對秘密和最為大膽的作戰計劃實現了。我們現在擁有一種戰爭機器,它不但能徹底扭轉整個戰局,而且能掉轉歷史和文明的方向。”隨後,在會議期間,他婉轉地把這一消息告訴了史達林:

7月24日,我偶然對史達林提到我們擁有一種破壞力特別巨大的新武器。俄國部長會議主席並沒有表示異乎尋常的興趣。他只是說,他聽到這個消息很高興,並希望我們“好好地運用它來對付日本”。(《杜魯門回憶錄》,第315頁)

精明的史達林對於美國的新武器,其實早就有了預感:

7月16日,美國成功地試驗了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那一天,意識到有情況將要發生的史達林給蘇聯遠東部隊司令A·M·瓦西列夫斯基打了一個緊急電話,詢問對日作戰的準備工作進展得如何,能不能將作戰計劃提前十天。瓦西列夫斯基回答說需要更多的時間來集結部隊和進行補給。也許,如果史達林能夠在美國投下原子彈之前發動對日戰爭的話,對廣島和長崎的核破壞有可能避免。或者,如果日本在7月26日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原子彈爆炸和蘇聯的參戰就都有可能得到避免。(《真相》,第382頁)

歷史當然沒有“如果”。7月28日,東京電台宣布日本政府決心作戰到底,以這一方式拒絕了中、美、英三國的聯合通牒。於是,以原子彈轟炸廣島、長崎等日本城市的作戰計劃開始正式啟動,美國真的如史達林所說,要“好好地運用它來對付日本”了。

東京時間1945年8月6日八時十五分,第一顆原子彈轟炸了廣島,震驚世界的蘑菇雲升騰在日本上空。一本由德國學者撰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這樣概括原子彈對廣島的轟炸:

現在,杜魯門認為他已有使用原子彈的合乎道義的權利。他為自己的決心所找的論據是:通過使用原子彈,戰爭將加快結束,這樣就將拯救數十萬美國人和日本人的生命。廣島和長崎這兩個工業中心和人口稠密城市被選為突擊目標。8月6日8時15分,第一顆原子彈投到了廣島。它是用降落傘投擲的,脫離飛機後不久,在離地數百米上空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火球,放出極高的溫度。爆炸效力是驚人的。在四公里多的半徑內發生了數百處火災。大約七公里距離上都能感到空氣發熱,人們甚至在四點五公里距離上也受到一度燒傷,在距爆心投影點一千米半徑內,放射性輻射是致命的,在全市三十萬居民中,有七萬八千一百五十人死亡,將近十萬人受傷,約一萬四千人失蹤。(《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下冊)》,第716頁)

後來的事實證明,原子彈摧毀了日本天皇乃至內閣長官人的信心,達到了美國以此迫使日本盡快投降、盡量減少美國士兵傷亡的目的。但從人類發展史角度看,原子彈投入戰爭又引發了其他嚴峻的話題,從當時乃至後來,杜魯門等人的決定總是不斷受到質疑和指責。《真相》的作者就這樣說:

沒有人知道杜魯門是否為美國對日本平民的大規模的常規轟炸感到不安——這些行為可以被稱為殘暴。但是他很關心大數量的美國傷亡人數的預計。對於他來說,投放原子彈以外並非無所選擇,比如等待蘇聯在滿洲和朝鮮發動地面攻擊,加上對日本本土的常規轟炸和炮擊產生的效果,讓日本長官人無法再繼續承受下去。然而,擁有了新的世界末日的武器,杜魯門缺少等待的耐心和遠見。另一方面,日本的長官人在錯誤的、危險的思想的控制下,為了維持他們自己和天皇的權力,寧願犧牲無數自己的民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摧毀這種心理——或者,用陸軍參謀長喬治·C·馬歇爾將軍在1957年的話說:“使他們(日本長官人)因受到震驚而采取行動。”——這是杜魯門和馬歇爾對原子彈投放作的辯解。(《真相》,第383頁)

馬歇爾的解釋自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戰爭的結局似乎也可佐證。但在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卻有必要跳過戰爭事實本身,從波茨坦會議過程中的美、蘇較量,從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冷戰”初現端倪的雙方試探、鬥智乃至孤注一擲的冒險,再來解讀當年。也許這樣,方有可能更逼近事實真相,看清複雜原因,從而,也就有可能對當時中國的處境,對中國後來的歷史演變有一個較為清晰、較為立體的認識。

杜魯門的回憶錄出版於1956年,從中得知,在波茨坦會議結束後返回美國的途中,因受到史達林的刺激他已經決定“不容俄國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他這樣寫道:

和史達林以及其他俄國人的直接會談對我說來還有更大的意義,因為這使我能直接看出我們和西方國家將來必須面臨什麽樣的局勢。

在波茨坦會議上,俄國人已在保證歐洲合作與和平發展的檔案上簽了字。我已經看到俄國人是冷酷的交易者,他們永遠為自己的每一點利益在打主意。舉行三國首腦會議的地點,離被戰爭粉碎的納粹政權所在地僅僅幾英裡遠,任何政府的首腦不集中全力去尋求真正的和平似乎是不可能的。儘管我發覺俄國人對和平並沒有熱誠的願望,但是我並不感到完全絕望。很顯然,俄國的外交政策是建築在我們正要面臨一次嚴重的經濟恐慌的結論上的。他們企圖抓住我們的弱點,從中取利。

儘管我們迫切地需要俄國參加對日作戰,但波茨坦的經驗卻使我決定,不容俄國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我們和俄國人在德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波蘭的經驗使我決定決不在和俄國人設立的聯合機構中冒風險。當我在回國途中回顧國際形勢時,我決定在戰勝日本後由麥克阿瑟全權管轄和管制日本。在太平洋,我們決不再受俄國策略的愚弄。(《杜魯門回憶錄》,第312頁)

由此可見,基於防範蘇聯的這種考慮,杜魯門才決定使用原子彈來盡快結束戰爭,使美國在佔領日本問題上佔據絕對有利的位置。

但史達林顯然從一開始就提防著美國,並且早有隨時改變其戰略戰術的準備。事實正是,美國使用原子彈轟炸廣島的舉動,促使他做出了提前一個星期出兵中國東北的決定。有史料說原定是8月15日出兵,而此時改在了8月8日,與第二顆原子彈轟炸長崎是同一天。《真相》作者寫到了史達林的這一反應:

8月7日,東鄉向佐藤發出最後的訓電,仍然指示他探明蘇聯方面的態度。但此時史達林已經得知了廣島的原子彈轟炸。8月8日晚,當美國大使埃夫裡爾·哈裡曼在克裡姆林宮與他見面的時候,史達林說:“我認為日本人現在正在尋找以接受投降的政府取代現政府的口實。原子彈也許會成為他們的口實。”美國摧毀了整座日本城市的消息使史達林解除了提防,他決定第二天正式參戰,比先前的計劃提前了一個星期,也比杜魯門總統所預期的早了一個星期。向廣島投放原子彈,杜魯門不經意間加深了蘇聯獨裁者對美國的疑慮,成為冷戰開始的一個要因。(《真相》,第372頁)

後來,不少專家傾向於認為,實際上是原子彈的威力迫使日本投降,改變了結束太平洋戰爭的方式。既然如此,中國外交家顧維鈞也就有理由質疑美國是否有必要在雅爾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上,以犧牲中國主權等作為讓步而爭取蘇聯對日宣戰(參見“封面中國”:《在峭壁之上》,載《收獲》2006年第五期)。顧維鈞甚至認為,蘇聯當時根本就沒有必要出兵中國東北:

現在回憶起來,當時日本人是急切想結束這場戰爭的,俄國參戰實在並無必要。甚至在蘇俄對日宣戰書中,莫洛托夫還提到遠在1945年8月以前日本就曾要求和蘇俄進行會談。8月間,莫洛托夫宣讀對日宣戰書時,他同時第一次透露日本人在6月中旬曾通過天皇個人信函尋求俄國的調停。原子彈投下了之後,俄國人由於已知道日本人要求調停,便迫不急待地參戰。儘管史達林害怕已錯過了時機,美國和英國卻還急於要俄國加入戰爭。我常常想,如果沒有人促使蘇聯參加這場戰爭,那會出現怎樣的局面。(《顧維鈞回憶錄》,第234頁)

美國作家裴克所畫重慶大轟炸時期懸掛的信號標誌。

歷史無法假設。中國沒有實力獨立地打敗日本,在歐洲戰場硝煙散盡之後,日本依然在中國駐扎百萬大軍,佔領著中國大片領土,其頹勢並不明顯。這些日本軍隊,在接下來進行的戰鬥中無疑是極大的威脅。那麽,要結束戰爭,除了投擲原子彈和蘇聯出兵之外,還有別的更快捷的方式嗎?而且,在這種情形下,國力衰弱且又陷入國、共衝突危機的中國,又怎能在大國間的博弈中搶佔一個有利位置?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相當無情:作為堅持八年抗戰的中國,在日本被打敗、太平洋戰爭結束之時,儘管是無可爭議的戰勝國,但在美、蘇兩個大國的巨大身影下又顯得瘦弱乏力,沒有更大的主動權和發言權。

於是,在原子彈升騰而起的蘑菇雲籠罩下,在“冷戰”寒氣席卷而來的歷史場景中,顧維鈞的質疑聽起來只能是一聲歎息:蒼白,細弱,無奈。1945年8月的中國,就這樣在迎接勝利的同時,也迎來了苦澀與嚴峻。 

乞降

日本裕仁天皇在錄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投降講話

日本裕仁天皇頒布的停戰詔書一瞥。

1945年9月3日《時代》上報導中國抗戰勝利的版面。

1945年8月15日,日本終於投降了!如今,六十年過去,勝利者的喜悅與歡騰,戰敗者的沮喪與狼狽,都已融入歷史。

當有機會重新梳理這段歷史時,我逐漸發現,中國的相關著作要麽習慣於事件結果的粗略敘述,要麽滿足於簡單概念的歸納,而對事件演變過程中的某些細節或微妙處卻常常忽略而過。其實,在我看來,有些被忽略的細節恰恰更能說明歷史的複雜性,更能反映某時某地歷史選擇原本具有的多種可能和偶然性。甚至,某些被忽略的細節,其歷史容量也許更大,對未來的影響也更內在、更深遠。

8月10日到8月15日的五天時間裡,日本的乞降過程頗有變數,耐人尋味。圍繞是否保留天皇地位的國際交鋒,在勝利者與戰敗者之間緊鑼密鼓地進行著。杜魯門回憶說,8月10日上午七時三十三分,美國的無線電監聽員收聽到了由東京無線電台發出的消息,日本政府向瑞士和瑞典政府發出轉致美、英、中、蘇的照會——史稱《日本乞降照會》。

翻閱《時代》當年報導日本的乞降過程,有趣的細節便為今天的歷史追尋開啟了一個走向深處的通道。《時代》描述了8月10日這天發生在白宮的事情:

杜魯門總統處理著歷史上壓倒一切的事務。上周,在向世界展示出一種新的力量和歡迎太平洋戰爭有了新的盟友之後,他的事務之一就是在等待,在觀望,如同別人一樣,他想看看自己的行為是否值得。

星期五早上,他與通常一樣早起,準備離開白宮二樓的房間。此時,陸軍部的信使送來一份急報。總統接過來,念道:

“根據天皇陛下的聖旨……”

在珍珠港事件爆發三年八個月零三天之後,在美國人付出七萬五千個生命之後,日本戰敗了。他們對此很明白,因此,他們希望“盡可能地”放棄戰鬥。

剛剛出任總統四個月的杜魯門,對這一偉大事件以及他與之相關的聯繫感到震顫。這位來自密蘇裡的簡樸的人,睡眼朦朧地快速翻閱黃頁急報:

“日本政府準備接受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所提出的條款……但可以理解為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損天皇陛下為至高統治者的皇權。日本政府真誠地希望這……”

句子就在這裡中斷了。這是非正式的檔案,只是鈴木貫太郎首相在七點三十五分(杜魯門的時間)在東京電台發表的講話,由在太平洋海岸的海軍收聽到,再以電報發回華盛頓。總統尚不能與盟國正式討論,或者予以答覆,但是可以與某些人商量。總統想和人談談,於是,他立即召集四個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李海將軍,國務卿貝爾納斯、陸軍部長史汀生、海軍部長福萊斯特爾。杜魯門要他們趕快來。貝爾納斯欣喜若狂,幾乎一溜兒小跑穿過大廳,跑進總統辦公室。半個小時後他們離去。富萊斯特爾亢奮而抱有信心。他告訴記者,三十分鐘後他們就可以得到消息。然而他錯了。(《時代》,1945年8月20日)

富萊斯特爾是錯了,記者們沒有很快得到確切消息。因為對日本的乞降照會中提出的“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損天皇陛下為至高統治者的皇權”的條件,盟國之間需要溝通,協調立場,再予以正式回復。《時代》寫道:

同樣的消息通過日、歐之間不確定的電台管道,以外交電文的方式發往全世界。一是通過中立國瑞典(轉達給俄國和英國),一是通過中立國瑞士(轉達給美國和中國)。當全世界為這一消息感到震撼時,總統繼續他的日常工作。

他的安排中的第一個來訪者,是負責參議院亞洲事務的蒙大那州參議員曼斯菲爾德(Milk Mansfield ),隨後,曼斯菲爾德感覺輕鬆地公開表示,美國不應該也不可能保證毫毛無損地允許“天皇陛下為至高統治者的皇權”。

杜魯門與其他來訪者討論局勢。一天結束後,他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變化。他傾向於不再對天皇陛下采取任何措施(而在此之前,總統曾明確地稱天皇為“那個雜種”(that bastard )。

有一種力量對杜魯門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依他當前所見,只有天皇才可能向仍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各個角落的所有日本軍隊,下達行之有效的投降令。

總統的一些顧問權衡再三,認為出於這一考慮,既然別無他人,那麽對天皇最好不予傷害地保留下來。總聯考慮的是別的方式:天皇必須向勝利者明確無誤地低頭。(《時代》,1945年8月20日)

從咒罵裕仁天皇為“那個雜種”,到決定保留天皇的地位,杜魯門的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他自己回憶說:

史汀生部長過去常常表示保持天皇對我們有利。現在他堅持同一觀點。在他看來,我們需要保持所有日本人民所擁護的、唯一的權威象徵。李海海軍上將也提出,即使單單為了利用天皇來實現投降這一理由,我們也應該接受日本的建議。國務卿貝爾納斯對於我們是否應接受次於毫不含糊的投降聲明的任何東西,表示沒有把握。他辯論說,在目前環境下,提出條件的應該是美國而不是日本。海軍部長福萊斯特爾提議,我們可以在我們的答覆中表示願意接受日本投降,但同時用能徹底實現波茨坦公告的意圖和目的的方式來確定投降條件。

下午二時,內閣開會,我向他們宣讀了日本照會的原文。接著貝爾納斯提出了致日本的答覆的草稿,並指出我們用什麽程式征求盟國的讚同。我們向倫敦、莫斯科和重慶發出同樣的電報。在每一份電報中我們都指示我們的大使立刻把電報送交收報人,以示迅速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們發出的電報的部分內容如下: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公告條款,但聲明:“附有一項諒解,上項公告並不包含任何有損天皇陛下為至高統治者的皇權的要求。”我們的立場如下:“從投降時刻起,日皇和日本政府統治國家的權力即須聽從盟國最高統帥之命令,以便采取他認為適宜於執行投降條款的步驟。……”(《杜魯門回憶錄》,第328頁)

這裡,雖然強調了天皇須聽從盟國最高統帥的命令的原則,但也基本同意了日本保留天皇的要求。法西斯日本與法西斯德國的不同因之體現出來。納粹德國的戰敗是以希特勒的自殺為標誌,報導這一事件的《時代》,其封面人物是希特勒,他的畫像上畫上了一個紅紅的叉子。現在,日本戰敗了,卻無人可作代表。難怪《時代》的封面選擇了血紅的太陽,上面畫上的則是一個黑黑的叉子。

1945年5月7日報導歐戰勝利、希特勒死亡的《時代》封面

《時代》報導說,保留天皇的決定,曾引發了一片反對聲:

在華盛頓的總統周圍,以及世界各盟國,激烈的爭論爆發了。在菲律賓,一位情緒激動的人喊道:“讓他們保留他們的天皇吧——我要把他打得屁滾尿流!”哈爾斯(Halsey)將軍曾說過,他很想把裕仁吊起來,騎上他的白馬穿過變為廢墟的東京。當問他是否改變意見時,他大喊道:“絕不!”議員們也變成了兩派,一派主張“廢黜”,一派主張“保留”。突然之間,帝國事務成了太平洋和平的事務。在此之外,無數人的生與死被放置一旁了。

總統的壓力相當大。國內的民眾,海陸軍的官兵,認為和平已經來臨。他的一些最忠誠的顧問爭論說,日本提出的條件根本不可行——顯然不足以保證戰後的和平。蔣介石告訴他,中國和他都反對向天皇讓步。英國的艾德禮不承擔責任。只有史達林的觀點——如果有的話——讚同杜魯門。(《時代》,1945年8月20日)

蔣介石的答覆電報,在8月11日早晨送至杜魯門手上:

我同意您的一切條件,並支持您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一事所作的答覆。我尤其同意須由日本天皇和日本最高統帥簽署投降條款並發布執行投降條款的命令。我也同意,日本政府的最後形式應依日本人民自由表達的意志建立之。後者是我多年來曾表示過的條件。(轉引自《杜魯門回憶錄》,第328頁)(《時代》,1945年8月20日)

不滿也好,反對也好,盟國最終還是決定同意保留天皇。儘管有“須聽從盟國最高統帥”的字樣,而不是如日方所希望的保留天皇為“至高統治者”,但仔細琢磨仍會發現,實際上很難說是日本一無所獲。在戰敗已成定局的情形下,把維護天皇國體作為最後的乞降條件,日方以特殊方式表現出狡黠與頑強。《時代》這一句說得好:“突然之間,帝國事務成了太平洋和平的事務。在此之外,無數人的生與死被放置一旁了。”不僅僅如此,隨後幾天發生的事情也證明,圍繞天皇廢黜或保留的爭論一時間最為世界關注,而日本拒絕使用“投降”一詞,甚至對十幾年侵略中國這一歷史事實根本不予提及,如此更為重要的問題,則被人們默許了,忽略了,容忍了。就這一點而言,日本的乞降並不像投降談判,反倒更像在外交戰場發動的一次以進為退的攻勢。

《真相》一書寫到一個細節:

為了使貝爾納斯的照會更合裕仁、陸軍長官人和平沼的口味,外務次官松本俊一(在與東鄉外相討論之後)和內閣書記官長迫水有意對英文原本中幾處關鍵詞做了誤譯。原文的重要句子中,把“從投降的那一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的國家統治權力應隸屬於(又譯為“須聽從”——引者注)盟國最高統帥”,松本將“應隸屬”翻譯為“將受限於”。

這一更改可能有助於仍處於極其猶豫狀態的裕仁接受和平。第二天,8月12日,裕仁將他對投降的決定通知了皇族。當朝香親王問如果“國體”得不到保留,戰爭是否還要繼續時,裕仁回答說:“當然。”(《真相》,378—379頁)

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此時正在美國戰時情報局工作,專門負責遠東事務。他回憶說,當《中蘇美英對日本照會的複文》於8月11日發出後,他和同事們忙於將這一資訊盡快傳遞到日本本土:

戰爭愈臨近終結而愈令人焦慮不安,度日如年。日本表示接受波茨坦協定的投降條件,但要保持天皇體制,國務卿貝爾納斯就此與盟國協商,大家表示拒絕保留天皇體制的要求。這份答覆於8月11日上午11時公布。但是,日本政府向人民隱瞞了談判投降一事,這樣一來很可能會繼續拖延戰爭。因此,戰時情報局有責任向日本人民公布所有的事實真相和我們的條件,我們的具體做法是:

1.貝爾納斯的答覆全文於上午8點29分從舊金山《美國之音》遠東部以莫爾斯電碼播出新聞電訊,並以短波無線電發布英語新聞,以及用日語通過短波從檀香山發布消息,同時在塞班島以中波無線電用日語廣播新聞公報,當時日本時間大約是凌晨4點。

2.舊金山無線電台同時開動所有波段播送貝爾納斯聲明的日文和英文稿,52小時反覆播送,塞班島的中波電台持續24小時播送同一節目。

3.舊金山《美國之音》遠東部日本組把貝爾納斯聲明譯成日文,通過戰時情報局的聯絡專線與國務院方面核對後,用羅馬拚音字母發電報送至檀香山、馬尼拉和昆明。

4.電告戰時情報局派駐各地的心理作戰小組散發日文傳單,並建議五角大樓的第二十空軍準備好B-29型遠程轟炸機向日本本土投放傳單。為確保文字翻譯準確,舊金山電台通過專線與華盛頓逐字核對羅馬字拚音字本。傳單的標題由五角大樓和國務院親自審定(阿爾奇·麥克利什建議添進“每個日本人都有權力知道”這句話),然後通過商業無線電話逐字傳到檀香山。

5.檀香山用短波發射機向塞班島播發傳真電訊稿,全稿共8頁,塞班島將此傳真電訊稿重新排版,用韋本道弗式高速印刷機印出300萬份傳單。

全部工作均在從華盛頓開始執行此項方案起算起的29小時內完成。其中還包括第二十空軍師的飛行員們駕著B-29轟炸機把傳單投放到東洋和其它六個大城市的行動。它比日本政府通過外交管道收到貝爾納斯聲明還早6小時。

切勿把這一切只看成是一群配合默契的熟練的工作人員的技術性的成就;應該指出的是,在把“皇帝”一詞譯成日文時,我們運用了傳統的詞匯“天皇”,而在貝爾納斯答覆的正式文本中用的卻是“日本皇帝”一詞,就此而論,我們的行動似乎使政策更具有了威力。(《費正清自傳》,第364-366頁)

1945年太平洋戰爭後期的美國宣傳畫《日本的最後下場》

這裡之所以大段摘錄費正清的細節敘述,乃是因為,正如他所說,他們的工作真的直接影響裕仁天皇做出了最後決定:

8月14日晚,鈴木政府通知美國和其他同盟國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和貝爾納斯8月11日的答覆。在無條件投降戲劇的高潮時刻,促使天皇加速采取行動的是美國的心理戰。8月13日晚或是14日的清晨,一張從B-29轟炸機上投下的傳單到了木戶手中。木戶參見天皇並說明了情況的危急。這張最新的敵人傳單將政府在一個條件下投降的通告和貝爾納斯的回復全文都告知了日本民眾。如果繼續下去的話,帝國政府將無法再依靠保密向民眾隱瞞戰敗的真實和長期延遲投降的原因。出於對包括批判皇位在內的不斷增長的失敗主義跡象的擔憂,天皇和木戶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動以防止人民崛起。(《真相》,第383頁)

全世界期盼的時刻終於來臨。裕仁天皇以直接下詔書和發表廣播講話的方式(即日方稱作的“玉音放送”),宣布接受中、美、英三國《波茨坦宣言》的條款。日本承認了戰敗。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結束。

然而,即便承認戰敗,裕仁天皇也是以相當含混朦朧的表述,而且詔書中沒有使用“投降”一詞,反而依然強調日本發動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國家的“自存與自衛”,對“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對中國長達十四年的侵略,則根本沒有提及:

接受了《波茨坦宣言》的日本政府,自然也是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對日本所有現代戰爭價值判斷的否定,因此日本政府負有追究戰爭犯罪的義務。然而,“玉音放送”和隨後介紹8月14日“聖斷”情況的報導,主要涉及的卻是在維護天皇製和官方思想意識形態的同時,維持秩序。中國戰爭沒有被提及,侵略行為被忽略,軍隊因他們的忠誠而得到褒揚。在減輕決策人的責任的同時,日本國民被植入了“現今是全體國民分擔責任之時”的觀念。(《真相》,第385頁)

在歷史轉折之際,1945年日本的乞降如此這般演繹而成。

這是一種結束,更是一種開始。不難看出,如今依然困擾遠東的諸多問題絕非天外來客:日本教科書對侵略歷史的表述修訂,日本長官人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今日現象與歷史自有關聯,早在當年日本戰敗之時的乞降細節中就有跡可尋了。隻不過,當時的中國無暇顧及也無力改變;後來的中國,則因時局和現實需求的不斷變化而改變了矛頭所指。相關的歷史陳跡,仿佛隨著時光消逝而漸行漸遠。誰能想到,有一天,它們又將重新浮出水面,再度走進人們的視野,成為國際關係難解的死結。人們此時才發現,一切其實還遠沒有結束。

據史料,中國戰區的受降區一共有十五個,第一個受降儀式8月21日率先在湖南芷江舉行。

1945年8月21日,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派其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一行四人,飛抵湖南芷江與中國軍隊洽降

END

作家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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