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起順風車慘劇 都有同一個悲傷的開始

　　兩起順風車慘劇，都有同一個悲傷的開始

　　來源： 智谷趨勢

　　92年鄧公南巡之後，混沌不清的中國停止了左右之爭，國家一心發展經濟。

　　工業化的大門再度開閘，釋放出了一股無可阻擋的洪荒之力。億萬農民工洗腳上田，背著行囊闖入城市，中國就此開啟轟轟烈烈的城鎮化進程。

　　在四川金堂縣的偏遠農村，一位出生沒多久的小男嬰給家裡帶來了不少歡樂。這是家裡的獨苗，父母很是高興，只是沒過多久他們就外出打工了。

　　他們不會想到，二十年多年後的今天，這個曾經的留守兒童竟然以滴滴司機的身份，背負上了無法償還的血債。

　　回想起上一次鄭州空姐奸殺案的犯罪嫌疑人劉某，這兩個27歲的滴滴司機都有著同樣的標簽：

　　少年缺教育。或者是肉體上的留守兒童，或者是精神上的農村孤兒。

　　成年玩網貸。背負一身債務，陷入借新還舊的惡性循環中，導致人生破產。

　　今天，第一代留守兒童已經長大成人了，他們進入城市，遇到了父輩們當年同樣的困惑與掙扎——巨集大敘事的進程解構了舊的圍牆，也挖起了新的鴻溝，城鄉二元化、貧富懸殊拉大、階層流動性滯阻。一旦迷失人生方向，又債務纏身，幼時的經歷就很容易出現負面影響，具化成一個個慘痛的悲劇。

　　他們，正構成並塑造了當今下層社會的底色。

　　01

　　人的解放

　　中國模式最大的秘密，就是激活低成本勞動力，用於全球分工體系之中。

　　人的解放是關鍵。

　　這種解放，誕生了人類歷史上罕有的巨大遷徙——中西部人口向東南匯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

　　大量農民進城，難免要衝擊到原有的利益格局。戶籍之牆，將農民工與所在的城市隔離開來。不給你永居身份，工作完還是回到老家。

　　原有的利益格局得以保留。

　　這是一種不完全的解放農村勞動力，他們有流動的自由，但沒有遷徙的自由。因此有超過六成的農村孩子成了留守兒童。

　　據官方數據，2016年不滿十六周歲的農村留守兒童數量接近千萬，何其龐大。

　　這些年不斷有打工子弟學校被拆遷、關閉，很多孩子不得不返回老家，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這種骨肉分離之痛，是上一代中上層與底層之間的矛盾，延續了二十多年都沒有解決。到了今天，在下一代人之間爆發出來——

　　當城裡的孩子被教育契約精神的時候，農村的娃正在適應叢林法則。在國家、社會、家庭三層結構都失衡的農村裡，很多東西都是扭曲的。那些五六線縣城的汽車站廁所，就是這些留守兒童的生存鏡像。你可以看到隔間上歪歪斜斜的字體，盡是X支、X品、賣X的灰色廣告。

　　這種失序，在過往兩千年農業文明中未曾發生過。傳統的鄉土中國是一個鄉紳社會，那是一個即便法律無為、也可以實現有序自治的社區，有著一個強有力的人際結構。他們長輩習慣了規訓，而第一代的留守兒童則習慣了躁動。

　　當第一代農民工耗乾生命力，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回去的時候，迎接他們的，已經不是九點鍾的太陽，而是隔閡、埋怨、暴躁和疏遠。

溫州滴滴血案中，鍾某初二就輟學，父子見面總是吵架。由於性格特別容易犯衝，小姨子都不太和他說話；

鄭州滴滴空姐案中，劉振華初中未讀完就輟學，混跡社會，性格孤僻，對父母拳打腳踢，家人不敢管，本質上也是教育缺失。

　　前者是肉體上的留守兒童，後者是精神上的農村孤兒。過往的生活經歷，在他們的心裡種下一顆負向影響的種子。

　　如今他們長大成人，來到了城市謀生，與我們擦肩而過。他們內心的光明與黑暗，追求與墮落，掙扎與困惑，就構成了今天中國下層社會的底色。

　　02

　　錢的解放

　　一個社會的財富積累到一定階段，常常伴隨著分化與衝突。

　　發家致富最快的人，也是那些最靠近銀行的人。有的城裡人，以上輩留下來的一套“老破小”做抵押，在樓市拚命加杠杠，以房養房，一代人就積累了十代人的財富。有的人通過信託、券商、基金等各類通道，輾轉拿到“低息”的銀行貸款，四處出擊，打下一個個商業帝國。

　　這些充滿了荷爾蒙的故事無不擁有同樣的特徵，就是有能力借來債務，通過債務放大原始資金。不過，這些“低利率”的金融創新隻向中產以上敞開，底層難得一見。

　　社會的貧富分化日益擴大，第一代留守兒童獲取財富的難度越來越大。他們所構築的心理防線，很容易被高房價、高房租的城市擊垮。

　　而互金平台的出現就像天神降臨一樣，讓他們嘗到了嗜血饅頭的快感。裸貸、校園貸、現金貸，這幾年，各種披著金融自由化馬甲的高息平台狂飆猛進，就算文化程度不高、整天遊手好閑，一樣可以過上人上人的生活。只要動動手指頭，肯為“高息”埋單，錢照樣來得又快又多。

　　在最近兩起滴滴案件中，有一個共同的細節值得注意：

鄭州空姐案件中的凶手劉某，在案發前近六個月貸款25筆現金貸，其中已結清21筆，逾期2筆；

樂清女孩案件中的嫌疑人鍾某，在成都開奶茶店剛開始是賺的，後來談戀愛失敗了心情不好，迷上了賭博。曾向51家機構借款，並有過多筆逾期記錄。

　　這兩個滴滴司機都陷入借新還舊的惡性循環中，且越來越難以為繼，信用破產，割無可割。這些金融難民的誕生，早不是簡單一兩個行業的錯誤，而是系統性的社會問題。

　　泛濫的資本在一次又一次房地產調控之下，總是脫實向虛，創新工具層層嵌套，參與金融遊戲的每個人都只想著賺快錢，社會風氣浮躁。

　　過剩的資本貪婪地擴張，甚至面向大量無力償債的窮人發放次貸，最終導致了一起又一起的悲劇——放貸者暴力催收，債台高築者或自殺、或喪失人性成為亡命之徒。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的陸磊和楊駿曾提出一個金融穩定的“不可能三角”，即金融創新、金融系統性穩定和零道德風險不可能三者兼得。

　　當央行打破剛性兌付時，就必然會給整個金融系統注入更多的不穩定性。所有人都要為這場非理性的“金融繁榮”負責。

　　03

　　不完全的解放

　　當中國經濟社會加速發展之時，人和錢都參與了歷史的大解放，但從滴滴司機頻發的命案中，我們窺探到這種解放的不完全：

解放農村勞動力時，城市的公共資源卻沒有完全開放；

 解放金融枷鎖時，以低成本分得一杯羹的多是上層。

　　解放的扭曲，難以避免會造成某一個社會群體的失衡，最終具化成一個個令人唏噓悲痛的事故。

　　不過，極端行為永遠是個體為主因的結果，任何個體不能把殺人的責任歸於貧窮、不公與失衡。做出這樣行為的惡者永遠是第一責任人。

　　但社會問題又確實與極端行為的概率有緊密聯繫，我們必須重視。一百個債務破產者與一萬個債務破產者，社會所面臨的動蕩威脅絕對不一樣。

　　讓惡人負其責，讓失職的企業受懲罰，同時直面問題，不斷改善與建設，這才是避免悲劇最好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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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瀟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