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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計劃生育”就是少生孩子,這種看法是片面的。計劃生育的概念是人類有計劃地調節自身生殖行為的行為,既包括“減產”,也可以“增產”。在中國古代相當長的時間裡,實行的是鼓勵國民生育的“計生”政策。
宋 蘇漢臣 嬰戲圖
獎勵生育,設專門“掌幼”官
戰國初期我國總人口才1000多萬,到秦始皇統一六國時,全國人口翻了一倍。東周王室衰微,諸侯國爭霸,戰爭連連,死亡巨大,可人口不減反增,就是當時各諸侯國實行鼓勵多生的“計生”政策的結果。比如吳越之戰,越國戰敗,勾踐臥薪嘗膽,實施強國戰略,其中一條重要的舉措就是鼓勵生育,增加國內人口。
從《周禮·地官·大司徒》的記載來看,可認為西周時的中國政府已相當重視人口保養了。所謂“以保息六,養萬民”中,第一條就是“慈幼”。鄭玄的注釋是:“慈幼,謂愛幼少也,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春秋時越國的制度是,婦女快分娩時得報告官府,由官府派醫生守護,生男孩的獎勵兩壺酒一條狗,生女孩的獎勵兩壺酒一口豬。生三個子女的,由官府派給乳母哺育(《國語·越語》)。在齊國,官府裡也有專門的“掌幼”官,負責獎勵“光榮媽媽”,比如有三個孩子的媽媽可以免交賦稅；再生一個,全家的賦稅都免了；倘若又生第五個的話,官府還派一個保姆來,這老五和保姆的口糧,全由國家負擔。此外各地還有“掌孤”官,專門負責給孤兒找領養人家,養孤人家有免賦待遇,“掌孤”官還要經常去探問。
勾踐振興越國的重要政策之一，便是鼓勵生育、增加人口
秦漢開始,這類職能全化為州縣衙門的法定責任。《後漢書·賈彪傳》記載,賈彪當新息縣縣長時,城南發生盜殺,城北發生溺嬰。賈彪吩咐驅車案驗,掾吏認為兩者相比,自然是盜劫害人重要,準備帶他去城南,賈縣長髮火道:“寇賊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數年間,新息縣增添了數千小生命,都說是靠了賈縣長才得生存,於是男孩全取名“賈子”,女孩全取名“賈女”。到了北宋時,史有明載的官辦慈幼局出現了,不過仍鼓勵民家來局認養,官給錢米或指派乳婦,至有“不養健兒,卻養乞兒”之諺。兩宋以來,慈幼局逐漸普及,後來也有叫育嬰堂的,但專門的“掌孤”之官,則不再給編制,改作雜職。
強製早婚,適齡不婚受重罰
在鼓勵生育的同時,越國也強製早婚。規定:“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娶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從越國計生政策來看,如今流行的年齡懸殊的“姐弟戀”“黃昏戀”均被嚴格禁止,青壯男子不能娶年齡大的女人,老男人則不準娶年輕女子。不僅如此,對未婚嫁適婚子女的父母,還要治罪。後來,越國能打敗吳國重新崛起,雖然原因很多,但與此“計生”政策的實行不無關係。
獎勵多生孩子的家庭,這只是古代中國“計生”政策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是解決育齡男女性別比例失調問題,其中重要手段之一是強製早婚。在古代中國早期,一度提倡“晚婚”,西周時期法定適婚年齡是男子30歲,女子20歲。但在實行鼓勵多生的“計生”政策時期,適婚年齡往往被大大提前。如春秋時的齊國,便推行男20歲、女15歲的“計生”政策,鼓勵國民早婚,有的朝代甚至將女子婚齡提早到13歲。除了降低婚齡,古代中國有的朝代還提倡“二婚”。如唐代便提倡“男子娶寡婦、寡婦再改嫁”這樣的政策,否定男子娶二婚女不體面、女子“從一而終”的舊觀念。
古代中國對違反計生政策的處罰也很嚴厲。如在漢初劉盈(惠帝)當皇帝時期(公元前195～公元前188年),便有明確的“罰款”方案,據《漢書·惠帝紀》記載,在公元前189年,劉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算”是當時計徵人頭稅的一種計量部門,是開國皇帝劉邦在建國後第四年定下的稅收辦法,15歲以上、56歲以下的國民,都要繳納人頭稅,每人稅款金額是120錢,稱為“一算”。五算就是720錢,也就是說,如果適齡不結婚,就是違反“計生”政策,就要繳五倍人頭稅的罰款。這個罰款在當時並不算低,以整個西漢的糧食均價每石100錢上下的標準來算,720錢可以買到七八石糧食,至少是一個成年人一年的口糧。
漢初半兩錢
唐太宗李世民剛一當皇帝,便在貞觀元年(公元627年)的正月發布了《令有司勸勉庶人婚聘及時詔》,鼓勵生育,還動員富人讚助娶不起老婆的窮光棍,將計劃生育的好壞、鰥寡人口的多少,作為地方長官幹部的政績指標,進行考核。
為宣傳“計生”政策,古代中國也有各種各樣的計生“標語”和“口號”,當然其主旋律是以鼓勵多生為主。鼓勵多生的口號有很多條,最深入人心、影響了整個封建時代的至少有兩條。一條是“多子多福,養兒防老”；再一條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人多為福”到“人多則窮”的轉變
在古代中國,也有一些學者意識到人口過快增長帶來的嚴重問題,擔心“人滿”之患,於是提出了少生、甚至不生的口號,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是唐代的王梵志。王梵志是唐初民間通俗詩人,生平坎坷,飽經憂患,50歲後皈依佛門。他反對“多生”,提出重視人口素質教育的思想,以當時最流行的詩歌形式,用大白話寫出了不少計生“標語”。最有名的一條是其《大皮裝大樹》一詩中的一句“生兒不用多,了事一個足。”意思是,兒子不要生的太多,有一個能做事的就行了。二三十年前中國最流行的“計生”口號“一對夫婦隻生一個好”,最原始出處就在這裡。
到了宋代,有學者估算中國人口總數首次過億。在這種背景下,宋末著名學者、《文獻通考》作者馬端臨正式提出了“少生”“優生”、重視人口品質和整體素質的“計生”理論。
年輕的婚齡觀一直延續到宋代才有上升的趨勢。北宋還依唐開元令,規定“男年十五歲,女年十三歲,聽嫁娶”；到了南宋嘉定年間已改為男年十六歲,女年十四歲。而實際婚齡,男多在二十歲左右,女多在十五到十九歲之間。
然而,到了明代末年,人們則對“人滿”之患有了較多的思考和憂慮。文學家馮夢龍說:如果每對夫婦總是生一男一女,永遠沒有增減,可以長久維持下去；倘若生二男二女,每一代就加一倍,隻增不減,如何來養活他們?
清 徐揚 盛世滋生圖(局部)
清代乾隆末年,已屆耄耋之年的乾隆帝在一份上諭中表達了他對人口增長太多的憂慮:國家承蒙上天的眷佑,一百多年來太平無事,但人口也比往昔多了十餘倍。以一人耕種而供十多人食用,生產的糧食已不可能像從前那樣充裕了,再加上廬舍所佔土地也在成倍增長,從事生產的人手少,消費糧食的人口多,這與百姓的生計很有關係。倘若再因年成好,隨意浪費糧食,民情遊惰,田畝荒蕪,勢必有糧食不夠吃,而經濟窘迫的那一天,朕對此十分憂慮!
活躍於道光年間的龔自珍、魏源等人,對中國之“生齒日益繁,天氣日益隘”也極為焦慮,對可能到來的大動亂十分敏感。除“平均”之類古已有之的主張外,他們還主張對社會上大量存在的“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的遊惰人口實行自願或強製性的遷徙。曾親眼目睹太平天國佔領南京的文人汪士鐸,把太平天國革命爆發的原因直截了當地歸結為中國的“人多”,並提出了一系列超越甚至違背情理的減少人口的措施。他的中心論點是:“世亂之由:人多(女人多,故人多)。人多則窮(地不足養)。”因為“世上女人多,世亂之由也”,他所提出的減少人口的措施中,除了對“亂民”的屠殺政策外,更多的是針對婦女的,如推廣溺女之法,施送斷胎冷藥,嚴再嫁之律,立童貞女院等等。
中國傳統時代的人口觀至此遭到顛覆,終於發生了從“人多為福”到“人多則窮”的轉變。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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