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西南聯大生活：搶著讀書、打傘睡覺、八百人從軍

來源 | 中國新聞網

作者 | 宋宇晟

原題《真實的西南聯大生活：搶著讀書、打傘睡覺、八百人從軍……》

資料圖：2017年11月1日，遊客在西南聯大舊址前留影。當日，正值西南聯合大學建校80周年紀念日。中新社記者 任東 攝

“世界教育史上的長征”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平津淪陷，南開大學遭到日機轟炸，大部校舍被焚毀。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分別授函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和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指定三人分任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三校在長沙合並組成長沙臨時大學。

隨著戰局急轉直下，長沙也不再安全。1938年2月中旬，長沙臨大開始遷往昆明。由於戰時內地交通困難，學校師生分幾路入滇。其中一路200餘人步行橫穿湘黔滇三省，被譽為“世界教育史上的長征”。

步行團的師生一路嘗盡艱辛。旅途剛開始，很多同學腳上就“都磨了泡”；途中不時遇上陰雨天，更是狼狽。“草鞋帶起泥巴不少……曾先生(指化學系教授曾昭掄)之半截泥巴破大褂尤引路人注目。”當時剛從清華大學畢業並留校任教的吳征鎰在日記中這樣寫到。

途中，風餐露宿更是難以避免。張曼菱編撰的《照片裡講述的西南聯大故事》記載，步行團常借宿農家茅舍，時常與豬、牛同屋，也曾宿營荒村野店和破廟。

吳征鎰的日記也證實了這一說法。步行團行至盤江、夜宿安南縣時，便是一例。“晚間因鋪蓋、炊具多耽擱在盤江東岸，同學一大群如逃荒者，饑寒疲憊(本日行九十五裡)，在縣政府大堂上挨坐了一夜。”

即便是在這樣的旅途中，這些年輕人依舊充滿活力。抵達安南縣的次日晚，步行團的學生們還在縣城裡舉行“慶祝台兒莊勝利遊行大會”。兩日後，吳征鎰又寫道：“又二十裡經芭蕉閣，風景可觀。複十五裡上坡到普安縣。全日行五十三公里……路上同學大肆競走。”

忍痛吃淡菜、睡覺要打傘

一路西行至當年四月末，200多名師生抵達昆明。全程隨團步行的聞一多當時在一封家書中寫道：“昆明很像北京，令人起無限感慨。”

但事實上，昆明和北京大有不同。聞一多後來在《八年來的回憶與感想》中也坦言，“雲南的生活當然不如北平舒服”，吃飯就是“一件大苦事”。“我吃菜吃得鹹，而雲南的菜淡得可怕，叫廚工每餐飯準備一點鹽，他每每又忘記，我也懶得多麻煩，於是天天忍痛吃淡菜。”

飯菜確實寡淡。有當年在此求學者這樣回憶聯大的夥食，“早晨是稀飯，用煮蠶豆作菜，午飯晚飯是多土多砂有殼子的紅米。米飯也不夠的，因此大家圍著飯桶，硬把胳膊向裡插，菜是清水煮的蘿卜白菜，沒有鹽，更說不上油珠子了”。

這一年的4月，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改稱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學校首先遇到的問題是校舍不足。

當時在西南聯大任總務長的歷史學家鄭天挺曾這樣回憶這段經歷。“一九三八年聯大遷滇，因昆明校舍不敷，文法兩院暫設蒙自東門外原法國銀行及原法國領事館舊址。校舍仍嫌不夠，於是又租了歌臚士洋行。”

這正應了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那句話——“所謂大學，非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

這些校舍非但不是大樓，甚至可稱是簡陋了。即便是1939年落成的“新校舍”條件也極為有限。

畢業於西南聯大的沈克琦用“土牆泥地稻草頂”形容之。“四十人一屋，十個窗戶，每個窗戶兩張雙層床。窗戶是幾根木條，冬天就糊紙擋風。”

還有學生在一篇名為《我住在新校舍》的回憶中寫道：“雖然牆上的白粉大都脫落，而天花板上全是灰塵蜘蛛網，同學們大都還在寢室裡貼上兩張羅斯福的肖像或是自己欣賞的明星和pin-up girl來補償這破爛於萬一。而床上或是桌上照例是東一堆，西一堆，臭襪子和筆電揉成一團，從沒有過整齊清爽的時候。”

雖然“每年都要修補一次”，但這樣的校舍“一碰上傾盆大雨，半夜裡床上就可能成為澤國”。“油布，臉盆都成為防禦工具，打傘睡覺的事，也並不稀奇。”

讀書者有之：圖書館座位要靠搶

即便條件如此艱苦，不少遷滇的師生仍將這裡看做“故京”。

和聞一多類似，當時任教於聯大的陳寅恪有詩雲，“景物居然似故京，荷花海子憶升平……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

“南渡”在中國歷史上有著特殊的寓意。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中即有此句：“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與其說是“景物”“似故京”，倒不如說是寓居此地師生的心境的一種反映。

與此同時，年輕人的生活是“熱烈，痛快而鮮明的”。

初版於1946年的《聯大八年》序言中這樣記載，“到昆明以後……講演會，討論會，戲劇，歌詠，壁報，集體旅行，集體學習都蓬勃一時”，上課和其他的習作也“在學校嚴格的規律下照常的進行著”。

雖然圖書館的條件並不比校舍好多少，陰雨時“在圖書館看書要打傘”，但當時“圖書館搶書搶座位的風氣盛行一時，排隊預約常常到四五十米之長”。

從流傳至今的回憶文章來看，當時學生去圖書館堪比現今的“春運”。“圖書館是用汽燈。偌大一個圖書館並沒有幾盞，因此搶座位比在電影院購票還要擁擠。天未黑，館外便黑壓壓地站滿了人，門一開便向裡湧，湧進門便分頭向汽燈下面跑，等跑到坐定，低頭一看，往往便會發現筆電擠爛了，洋裝書的硬封面擠脫了，筆記丟了，或是手指頭擠破了。這還是幸運的，不幸的是出了一身汗還分不到一點燈光的人，於是便只有垂頭喪氣的又踏出了倚斜的館門。那時，自修是天經地義……”

而無處讀書的學生只好到附近的茶館去看書。李政道曾回憶，“錢很便宜，老闆娘給你放上水，再在爐子上坐上壺，就悄然而去，不打擾你看書。一坐就是一天，也沒有人來趕你走”。

從軍者有之：八百餘人從軍旅

1940年日軍佔領越南後，本為後方的雲南成了前線。一時間，昆明也開始遭到日軍空襲。

在費孝通的回憶中，當時在昆明“跑警報”已經“成了日常的課程”，他還總結了一套經驗。“警報密的時候，天天有；偶然也隔幾天來一次……大概說來，十點左右是最可能放警報的。一跑可能有三四個鐘頭，要下午一二點鍾才能回來。”

1941年，美國政府批準向中國派遣飛機、志願飛行員和機械師。當年起，國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內遷各大學外文系三、四年級男生應征參加翻譯工作一年，到1942年回校。《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載，“此次共征調70餘人，大半為聯大學生”。1943-1944學年度上學期，又有400餘人應征。

在聯大從軍學生題名紀念碑上，刻有殉職的五位烈士的名字。他們有的在搶渡怒江時犧牲，有的隨士兵衝鋒時犧牲。

而事實上，此前西南聯大已有一次“從軍潮”。在抗戰初期的1937年，就有295人申請參加抗戰工作。其中不乏犧牲者。如經濟系三年級的何懋勳當時在魯西北任遊擊總司令部抗日挺進大隊參謀，1938年8月中旬在濟南齊河被敵人包圍犧牲。

1944年，國民政府發動十萬青年從軍運動。是年，200多位聯大同學報名入伍，到青年軍二〇七師炮一營入伍。當年11月，西南聯大理學院、工學院又有14位同學考取了青年軍征集的空軍甲種領航兵種。這被認為是西南聯大的第三次“從軍潮”。

馮友蘭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史》中統計，西南聯大中有“從軍旅者八百餘人”。不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稱“估計實際數字不止這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無條件投降。次年5-7月，聯大學生分批乘卡車離開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使命宣告結束。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記載，迄1946年7月31日聯大結束為止，先後在聯大執教的教授290餘人，副教授48人。前後在校學生約8000人，畢業生有38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