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北京文學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

10月12日，“第三屆北京文學高峰論壇：改革開放40年——北京文學的變化與發展”在京舉行。圖為王升山、張守仁、楊曉升和李朝全（從左至右）

10月12日上午，北京作家協會、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十月》雜誌社、十月文學院聯合舉辦了“第三屆北京文學高峰論壇：改革開放40年——北京文學的變化與發展”主題論壇活動。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黨組成員閻晶明，北京出版集團總經理曲仲，著名文學評論家梁鴻鷹、李朝全、張守仁、李林榮、劉大先、張莉、嶽雯，著名作家徐劍、長江、寧肯、周曉楓、徐則臣、石一楓、文珍以及北京作協副主席王升山、《北京文學》社長兼執行主編楊曉升、《十月》主編陳東捷等出席論壇。論壇回顧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北京文學成就，就改革開放四十年北京文學的變化發展主題，從“回顧改革開放40年的北京文學成就”、“改革開放40年北京文學現實主義創作傳統的回顧與思考”、“改革開放與北京文學中的典型人物”、“新時代、新北京、新寫作”四個方面分別深入探討。此次論壇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主持。

【回顧改革開放40年的北京文學成就】

北京是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當代文學重鎮。改革開放40年來，北京先後湧現出了王蒙、汪曾祺、林斤瀾、劉紹棠、張潔、霍達、凌力、張承志、陳建功、史鐵生、劉恆、曹文軒、葉廣芩、寧肯、徐則臣、石一楓等一大許可證壇著名作家。他們的文學成就不僅寫進了不同版本的文學史，重要的是他們仍有力地昭示後來者的文學方向：他們既是中國文學的收成力量，又是中國文學的巨大的變革力量。正因為有了他們，當下北京的文藝創作才如此地紛繁和豐富。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閻晶明在致辭中首先對本次論壇的舉辦給予高度評價，充分肯定了北京文學在改革開放40年來的文學成就，尤其在對社會和現實的敏銳反應和寬廣視野以及對中國當代文學引領上的突出作用。還對未來中國文學的發展寄予熱切的期望，他說，“中國文學在繁榮發展的大格局中，亟待出現大作品，出現可以全景式展現一個時代的生活畫卷，反映一個時代的發展趨勢，書寫一個時代人們的情感、觀念變遷的大作品。但大作品並不是題材越大越好，關鍵是小中能不能見大，大中能不能保持鮮活。源於生活本身就很難做到，高於生活更難做好。如何實現，如何突破，這是我們共同的責任，需要我們在理論上深入思考，更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地去做出精彩回答。”

原《十月》副主編、著名評論家、編輯家張守仁講到，“改革開放以來，北京迎來了文學繁榮的局面，個人認為汪曾褀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受戒》等作品與曹禺的《雷雨》《北京人》，老捨的《茶館》《駱駝祥子》一起記在北京文學的史冊。他寫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他的筆端帶著溫暖，把人物關係處理的很溫情、清淡、自然，避開喧囂和煩惱，生活氣息很濃，有很深的文化意韻。他寫凡人小事、鄉情民俗，集中體現了民間底層的人心、人情、人道，這些都是文學場中的主要源泉。他的作品具有持久的藝術價值，我認為是北京文學的一個高峰。”

《北京文學》社長兼執行主編楊曉升在討論中提出了自己的問題和思考，他認為“回顧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文學成就，不僅僅要看到成績，也要看到當下北京地區文學創作存在的不足。如根據最近北京本土文學創作人才的調研結果，就中短篇小說創作而言，北京本土原創文學創作隊伍存在一定程度的青黃不接，創作人才結構不夠合理，創作資源也沒有得到充分開發。另一個問題，我們現在提京味文學，與現在北京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北京狀態沒有契合。當下作品還沒有正面地或者深刻地反映北京作為世界級的國際大都市的生活，這是值得我們思考和面對的現實問題。”

中國作協創研部副主任、評論家李朝全在發言中講到，“北京文學是與大時代同行、與改革開放同行的一種文學。它具有變革和創新性，每個階段都有代表性作家、標杆性的作品崛起。它具有開放性與包容性，各種體裁門類，各種寫作形式都取得豐收，北京地域特徵、地域特色、地域文化得到了彰顯。我認為最難能可貴的是北京文學改革開放40年最大的成就是回到文學本身，文學的回歸，回到人學”。他還特別提到了北京作家群體梯隊很突出。從30年代出生的張潔、王蒙，一直到70後、80後的徐則臣、石一楓、張悅然等等，一大批作家讓人們看到北京文學充滿生機和無限活力，北京文學高峰的到來非常值得期待。

北京作協副主席、秘書長王升山談到，北京文學具有很強的包容性，這裡不僅有北京本地人對北京人情風俗持之以恆的書寫，也有很多作家離開原來的故土，來到北京開始重新書寫，以他者的眼光給北京帶來不同緯度的視野。改革開放以來，當代北京呈現出更加豐富多元的文學圖景，一代又一代的文學力量在這裡執著堅守、孜孜探索、開拓創新。從汪曾祺、鄧友梅、林斤瀾，再到肖複興、葉廣芩、劉恆、王朔……北京城在變，書寫北京城的作者在變，作者筆端的北京城亦在變，北京的包容促進了北京文學的多樣性發展。

【改革開放40年北京文學現實主義創作傳統的回顧與思考】

10月12日，“第三屆北京文學高峰論壇：改革開放40年——北京文學的變化與發展”在京舉行。圖為寧肯、梁鴻鷹、李林榮和張莉（從左至右）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政治科技文化全方位發展，北京作家是參與者，也是見證者，更是書寫者。在文學創作中，現實題材創作一直代表著中國新文學的最高成就，現實主義創作一直真實記載著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變革和中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不懈奮鬥，同時也切實反映出中國作家對社會發展的熱切關注和當代文學在藝術上的革新進步。圍繞“改革開放中北京文學現實主義創作傳統的回顧與思考”，與會專家就這一話題展開了深入探討。

《文藝報》總編輯梁鴻鷹表示，在文藝創作多元多樣的當今時代，北京文學要想推出更多好作品，實現由“高原”向“高峰”的轉變，就必須堅守和發展現實主義精神，回到對文藝規律的遵循，回到對現實主義基本法則的重新強化上來，這包括如何擴增實境主義的勇氣、如何處理好自我與客觀的關係，乃至如何處理好大與小、虛與實的關係等。

北京第二外國語文學院教授、評論家李林榮則著眼於今天文學話語如何參與到社會發展過程當中來，包括文學層面各個角度的人都期待中國現實生活新一個階段，在新時代條件下向前發展，怎麽樣參與到這個發展過程當中來。另外一點是現實主義話語怎麽和其他話語對話，是簡單追隨還是展開實質性對話，甚至進行爭辯和補充。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評論家張莉認為在現實主義創作中，作家如何把“個我”寫成“公我”，意味著在抒情的現實主義寫作裡能否達到共振的效果，寫出一代人、一群人的心之所願和心之所向。把對現實的理解力與中國人的表達方式完美結合起來，“個我”和“公我”達到高度契合的時候，創作的作品才可能與時代共振，才有可能是現實的，其次是抒情的，最後成為優秀作品。

作家寧肯分享了自己的創作體會，“從《蒙面之城》《沉默之門》《環形山》到《天·藏》等作品，我在悶頭創作的同時也關注現實，我認為現實主義創作的精髓就是要如實地反映生活。當然它不是簡單地反映，它也需要提煉一些典型的東西。現實主義要求真實，所謂真實，就是要和現實特別像，是對現實的仿真，這是我們一個主要的創作方法。實際上，中國的現實已經發生了如此深刻的變化，我們不能用一種方法來面對我們的現實。”

【改革開放與北京文學中的典型人物】

10月12日，“第三屆北京文學高峰論壇：改革開放40年——北京文學的變化與發展”在京舉行。圖為劉大先、石一楓、文珍和嶽雯（從左至右）

人是時代與社會的載體，當作家以審美方式突出人文涵養，在情感、倫理層面進行新史詩書寫時，其核心在於塑造出新時代人物形象。北京文學中曾湧現出許多典型人物形象，如《駱駝祥子》中的祥子、《茶館》中的王利發、《如意》中的金綺紋，這些都離不開老舍、劉心武等老一輩作家的努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劉恆、葉廣芩、王朔、徐則臣、石一楓等新一代作家的成長和發展，北京文學中逐漸出現了更多新的典型人物形象，他們為新時代北京文學的發展貢獻了新力量。

青年評論家劉大先表示，“文學典型形象對於任何一個文學史的書寫來講，是靠各種人物形象串起來的。我認為真正意義上文學典型的心智有三個類型，第一種類型是由王朔的“頑主”型。第二種是厚重傳承積累類型，如葉廣芩以《采桑子》為代表的一系列中篇小說組成的大宅門裡面的人物。第三種是新世紀以來所謂的異鄉人，如劉慶邦的《紅煤》宋長玉等。在穿透日常的迷霧，接榫社會問題的過程中，形成新人的典型形象，在形象中透視出時代的內涵與精神、未來的走向與趨勢。”

青年作家石一楓點出了文學典型的定義——一定是貫入作家的理想和價值觀，貫入一種世界觀，這樣的文學人物才帶有整體性，才具有啟示性的意義。他談到，“我們在今天北京這樣一個話語環境、文學環境下寫人物，如何寫出屬於北京的、屬於今天中國的、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冉阿讓，我覺得是很高的挑戰。最後總結來說，對北京文學我有一個感覺，像老舍先生這種北京標杆性的作家，之所以比較偉大，我們說他是偉大的作家，肯定不是因為他寫出了小羊圈胡同，我覺得他還是寫出了《四世同堂》《駱駝祥子》這樣的作品，他關注這個國家最關注和迫切痛感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說北京文學、北京人物，我們同時要看到它是中國的文學和中國的人物。”

青年作家文珍認為，“討論北京文學中的人物，可能跟北京這座城市密切相關。北京對於很多人來說是完全沒有繞開的地理符號，對外省青年來說永遠造成的一種魅力，他們需要來到這裡，他們需要留下來，但是他們不是在這生活的。北京作家筆下的外省青年和來到北京最後變成北京的創作者的一部分中的人，看到的東西和寫出來人物的那種痛感和他整個的視角是不太一樣的。”

中國作協創研部理論處副研究員、著名評論家嶽雯是第二次參加十月文學月舉辦的高峰論壇活動，她認為，北京文化賦予典型人物的規定性，所以這些人物某種程度上可能是相似的，或者他們本身被北京文化局限著。新的時代很重要的特徵是新和舊以一種極其纏繞和複雜的方式糾葛在一起，新的東西、新的人物野心勃勃，似乎在大的城市尋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舊的人物有自己的處事尊嚴，跌破底線的事不能乾，今天當不同作家寫不同人物的時候，可能寓意著今天這個新和舊在不停糾纏的時代，處於新舊之間的人物也許也是我們的命運。

【新時代、新北京、新寫作】

10月12日，“第三屆北京文學高峰論壇：改革開放40年——北京文學的變化與發展”在京舉行。圖為徐則臣、長江、周曉楓和徐劍（從左至右）

作為中國首都，北京的改革開放一直走在全國的前列，北京文學的創作成就也始終保持領先地位，北京作家牢牢把握北京作為中國政治、文化、國際交往和科技創新中心的特點，將時代特色與北京元素結合，書寫了一個個精彩紛呈的中國故事。新時代，北京發生了許多新變化，人民的生活也發生著日新月異的深刻變化，寫作要緊跟時代的發展，不負時代，創作生產出更多的優秀作品。專家們就“新時代、新北京、新寫作”這一話題積極獻言，共同為促進北京文學在新時代的發展建言獻策、辨明方向，推動北京文學實現從“高原”到“高峰”的突破。

青年作家徐則臣則堅信，新時代對作家來說是個好契機。他強調，“立足於既有北京的寫作和觀察，又要放眼到大的時代、大的背景下來看。在今天整個中國範圍內，或者全球化的範圍內，我們如何看待北京，如何來書寫北京，書寫人跟北京的關係，以及北京跟這個國家、跟這個時代、跟全球各個國家、各個城市之間的關係。”

青年作家周曉楓在發言中談到了自己的感觸，“生活在一個時代也好，作為寫作者，無法逃離或者無法不受熏陶的去寫作，那未必是好的事情。但是就像公歷和農歷，公歷是真正共享的。還有一個農歷的時間，它看起來是隱蔽的，但是它和天、地，和天地之間的種植，和你內心的情感有重要的聯繫。一個寫作者，不管是跟時代的要求也好，跟現實主義的概念也好，包括北京文學的定義也好，任何時候你都生活在雙重的時間裡，你永遠要珍惜你自己那種隱秘的農歷時間，你表達出來的東西才有可能達到誠懇，誠懇才有真正的現實主義，現實主義的這種良性的關係才能保持你內心的豐盈和筆力的強勁。”

報告文學作家長江認為，“作家要腳踏實地，如果不沉下心來真正走到田野、真正進入到北京，真的就不太敢提筆，在寫作過程當中不能讓自己限在個人的偏見貌似對生活很了解，給自己挖的陷井裡面，真的第一步，無論寫什麽，先要學什麽、先要懂什麽。”

作家徐劍認為文學作品中一定要有中國氣派。他說，所謂中國氣派就是一種“上古的正大天氣”，承載這種氣派的是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思想底蘊，它猶如一口深深的人類精神之井、思想之泉，令中國作家淘之不竭，取之不盡。作家必須從最真實的生活出發，深深地淘一口新史詩的世相之井、情感之井、精神之井、文學之井”，才可能創作出符合時代精神、具有中國氣派的優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