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今天，一戰宣告終止

100年前的11月11日，在貢比涅森林的車廂裡，法德兩國代表簽下了《停戰協定》。至此，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倫敦、巴黎陷入了戰時難得的沉默，柏林卻剛剛經歷了一場政變，那個對俾斯麥嗤之以鼻的皇帝威廉二世匆忙退位。

然而停戰只是暫時的。短短23年後，西線戰火重燃，凡爾登的英雄貝當將軍成為了阿道夫·希特勒下士的傀儡，一戰時的老兵們以各種形式重新登上歷史舞台……

人類在20世紀的戰火裡沒有學到太多自我管束的本領。一戰終戰一百年，英國作為最後一個戰爭公祭的國家，也將停止全國性紀念。然而戰爭帶來的習慣和身份認同並未隨著時間流逝而消弭，恰恰相反，比起往年，更多的英國人帶上了罌粟花（表示緬懷）。每年11月11日的11點，街上的行人與車輛都將保持兩分鐘的沉默，一分鐘獻給死難計程車兵，另一分鐘則是留給生者的沉思：沉默是傾聽的契機，脈搏、懷表、海鷗的悲鳴與遠方的鍾聲，這些景象無論怎樣被後現代的浪潮中解構，都還保有一些崇高與真摯。

如今弗蘭德斯戰場已然是一片寧靜的墓園，偶爾在綠草中能看到幾朵殷紅的罌粟花。一戰前誕生的那一代人隨著時間的流逝已然遠去，這段歷史儘管依舊在信件、日記、報紙和小說中保持鮮活，卻在消逝之中越來越遠：20世紀的記憶漸漸老去，但人依舊在與現代性的掙扎之中回溯過往。

今天的推送要推薦的，是一份回溯一戰的研究書單，選自海外一戰研究論著。在災難的時代裡，什麽是人，什麽是責任，什麽是他人，什麽是政府，什麽是進步，什麽是身體，什麽是帝國，什麽是紀念碑？在一戰結束後的100年裡，人們還在思考這場戰爭留下的疑問與恐懼。

撰文 | 陳儒鵬

瓦爾特·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裡寫道，在一戰之後——

“經驗從未像現在這樣慘遭挫折:戰略的經驗為戰術性的戰役所取代，經濟經驗為通貨膨脹代替，身體經驗淪為機械性的衝突，道德經驗被當權者操縱。乘坐馬拉車上學的一代人現在佇立於荒郊野地，頭頂上蒼茫的天穹早己物換星移，唯獨白雲依舊。手立於白雲之下，身陷天摧地塌暴力場中的，是那渺小、孱弱的人的軀體。

漫長的十九世紀隨著戰爭的爆發宣告終結，而那個短暫卻在暴行中不斷重演著歷史的噩夢的二十世紀，在1914年的八月拉開了序幕。

一戰導火索：1914年薩拉熱窩事件

這場戰爭讓歐洲各國的政府和公民第一次體會到了“總體戰爭”(total war)的氛圍，平民免於戰爭的特權在德國進攻列日要塞的殺戮之後便煙消雲散了。

西線戰場440公里的戰線之上，原先平靜的天空布滿了硝煙、毒氣甚至還有飛機；塹壕和機槍工事將拿破侖時代衝鋒降格為恐懼與無趣並存的“戰爭氛圍”。

莎士比亞對晨光熹微的喜愛被清晨的衝鋒號撕成了碎片；夜色降臨，生命有了喘息的難得時光，甚至敵我雙方會穿過塹壕到另外一頭用點啤酒換換煙。

遠處的倫敦上空，齊柏林飛艇在警報聲中呼嘯而過，投下的炸彈卻往往炸錯了地方；若是汽車爆胎，倒是能把一條街的居民驚出一身冷汗。

猶太人蜷縮在托特納姆的小公寓裡，亞美尼亞人在流亡到阿列波的途中，德國封鎖了邊境，奧地利政府則策劃一場一場文化表演，以期讓難民回到故土……

鐵絲網和無線電在文明的軀體裡劃了一條很深的口子，它們在血液和膿水咕咕流出的時候還嗡嗡作響。

2014年，一戰開戰百年之際我們曾做特刊《戰爭與回憶：書本裡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戰百年，我們將再次回溯書本中的一戰。本文從90年代末以來的一戰研究入手，勾畫了一戰與戰時文學、身體政治以及帝國與邊界的關聯。

在戰壕裡，人性和文字變了

一戰見證了人類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文字爆發：交戰各方計程車兵們第一次都有相對較高的文化水準，軍隊之中也不乏高級知識分子和日後聲名顯赫的戰爭詩人。德國士兵們在1914年的家書中寫到自己是為了尼采、康德還有歌德的榮譽而戰；而英國士兵們在基什納的“十萬志願兵運動”中也吟誦著《亨利五世》裡聖克里斯平日 (St. Crispin’s Day) 的演講詞走向戰場。

文化與歷史的賦格交織在交戰各國對身份和正義性的宣傳中。以英國為例，布爾戰爭儘管已經預示著帝國的黑暗之心與衰落軌跡，但早年間對英帝國持懷疑態度的知識分子們在大戰到來之際依舊保守著自由主義信條，為戰爭賦予道德責任與文明使命——帝國的參戰是文明對野蠻的日耳曼人的討伐——而這種敘事在遭到屠殺的比利時移民逃亡至英國之後變得更為有效。

隨著自由主義的進步敘事與道德尺度一步一步陷入戰爭泥潭，原先自信的語言、藝術以及詩人的正直也淪為了一場鬧劇與謊言遊戲：伍爾夫1917年的小說《出航》裡的小說作者休伊特談到自己要創造一部“關於沉默的小說”。所有的高貴而抽象的概念被拋出了語言的閣樓，剩下來的是地名、病名、身體器官、傷殘情況、情報和新聞報導……文字在沉默之中失去了權柄、修飾在事實前顯得虛浮，戰時噤若寒蟬的語言和四目可見的屍體成為了戰後現代主義者們躬耕的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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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大戰：1914-1918》

Literature and the Great War

1914-1918

作者：蘭道爾·史蒂文森

Randall Stevenson

版本：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年

史蒂文森在本書的第一章“無可言說的戰爭” (Unspeakable War) 中這樣描述索姆河戰役之後士兵們的沉默，“對於交戰雙方計程車兵而言，轟炸、暴死、傷殘、一個活生生的人突然被炸成了碎片的情形儘管處處可見……卻也超越了傳統的文字和敘事形式能夠表達的範疇。”士兵們不僅僅對語言失去了把握，也失去了對言語的信任。

在書的前兩章裡，史蒂文森教授為讀者們呈現了語言淪為軍隊與國家權力的附屬品的過程。其中最為諷刺的莫過於由於電報高昂的成本以及寫信時間的短促，統一製式的家書和向戰死士兵家人寄去的唁電讓後方的家人們感到費解與悲哀。

詩人羅伯特·格裡弗斯 (Robert Graves) 在“人人平等”(“The Leveller”) 裡寫道——

在這個衣不蔽體的孩子彌留之際/ 他還嗚咽著‘母親！母親！’喉嚨即將斷了氣，/而那個衣衫完整的可憐天真漢/卻高聲控訴上帝，滿嘴都是惡毒的咒怨

這兩種不同的死亡卻換來了相同的文字——

他像一個英雄那樣死去，而我們/他在A部隊的戰友們/為他的死感到深深的惋惜，我們一定會/永遠記住這樣一個真摯的伴侶。

史蒂文森筆下的戰爭與文學之間的關聯是一場作者與讀者的博弈、記憶與遺忘的交響。第三章“陌生的詩行”(“Unfamiliar Lines”) 著力於戰時詩人的嘗試：浪漫主義的理想——“詩藝是在靜謐沉思中自覺爆發的情感”——在鐵與血的現實面前顯得不免有些蒼白。

“士兵們能攜帶的輜重有限，他們對幸存也不抱多大希望，於是詩歌簡短的形式對他們充滿了吸引力”，詩體的效率、瞬時的情感和傳統的田園意象交織堆疊給戰時的詩歌添了幾分怪怖的力量。這種力量使葉芝感到絕望，他拒絕將這些“被動的忍受痛苦”收入《牛津現代詩選》中，但這些在戰火中幸存下來的詩行自然也能熬過葉芝的拒絕；“無可忘記的戰爭”考驗著一代一代讀者的良知，儘管再也沒有人進入戰壕，弗蘭德斯也不再是那片遍布彈坑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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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的記憶：回憶錄與一戰對英法德的意義》

Memories from Frontline

Memoirs and Meanings of The Great War From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作者：傑裡·帕爾默

Jerry Palmer

版本：Palgrave Macmillan 2018年

如果史蒂文森將側重點放在戰時的詩歌和英國詩人，那麽帕爾默則另辟蹊徑，探索了一條並不那麽現代主義的路線。回憶錄作為一個悠久卻又嶄新的形式，對現代個體而言卻有了別樣的意義：在奧古斯丁和盧梭的回憶錄裡，作者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個充滿表演性與目的性的“我”，作者的成長在反反覆複的暫停、困惑和錯誤的開端之中曲曲折折。但士兵的回憶錄卻因為記憶的創傷與作者們渴求集體與慰藉的欲念而顯得迫切且真實。戰爭記憶無疑是一個公共太空，形形色色的見證者們也要在回憶的歷史中幸存下來。

比起詩歌的凝練，回憶錄裡可以記載的材料豐富了很多。戰爭的規模、前線與後方概念的混亂與歐洲大陸之外士兵的參與使得軍人的形象變得模糊了起來，在白人的回憶之中浮現了一個個塞內加爾士兵、印度軍人甚至還有華人勞工。

與盧梭等人更接近小說的回憶錄不同，前線士兵的回憶錄因為其精準的時間與地點記錄，顯得更類似於日記：這些精確的時空讓回憶錄成為了真理的衡量標準——當代的真理也因此似乎更加包容，記憶不再是純粹的過往和事實記錄，而受到了記錄時刻的影響甚至是篡改。帕爾默將重心放在讀者對回憶錄的接受與反應，考察讀者對回憶錄可能的修改的接納程度。儘管有記載的評論大部分為雜誌與學界的回應，但是不同作者的不同立場、判斷標準、藝術與歷史真相之間的把握與平衡讓對回憶錄的回復成為了塑造戰後歷史的尺度之一。

醫院、墳墓與紀念碑

正如前文引用的本雅明的那段話所言，身體經驗在一戰之後失去了可靠性：曾幾何時進化論與機械唯物主義讓身體趨近於一個完美的機器，各部分形成一個有機整體。自由主義的政治邏輯讓福利社會成為了社會焦慮的根源，民眾的生老病死最終歸咎於自我。儘管維多利亞時代窮人的葬禮已經開始有了公墓、薄葬以及病死後送入醫院太平間的手續，但死者家人依舊希望身體經驗的終結能夠維持傳統的葬禮形式，至少有一具遺體能讓他們保有對死者生命軌跡的完整回憶。

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終結了這種範式，一代男性青年命喪沙場，而退伍士兵受困於創傷後的應激反應，如活死人一般無法融入社會生產中。更為棘手的是，在滿目瘡痍的戰場上辨認屍體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屍體與減員之間的差異，讓失蹤成為了一個普遍詞匯，也使得戰爭的記憶以失蹤者甚至以鬼魂的形式存留在大眾心理之中。

如何在戰後安葬死難計程車兵、是否讓弗蘭德斯戰場計程車兵們回歸故土、平複親屬情緒、組織公共祭奠、發放慰問金以及處理精神疾病，這些政治難題使政府與身體之間不僅有了政治的管轄關係，也有了一層親密的類比關係。民眾日益被視為生物學意義上的“人類”，而政府也成為一個具有多重官能的身體，這些為日後福柯與阿甘本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 與“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 提供了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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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壕中的明信片：在現代主義與一戰之間穿行》

Postcards from the Trenches

Negotiating the Space between Modernism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作者：愛麗森·布斯

Allyson Booth

版本：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年

愛麗森·布斯效法伊萊恩·斯卡裡 (Elaine Scarry) 在《痛苦中的身體》(Body in Pain)的分類，將戰時與戰後的生活定義為“身體的形態”、“國家的形態”與“物的形態”的三重奏。戰爭打破了對死亡、邊境、時間與軍事太空的固有思維方式，幸存者們在戰後掙扎著接受廢墟，並試圖尋找政府宣傳之外其他表達哀思的方式。

政府的死亡政治是一場與死者和屍體博弈的遊戲：公共葬儀、遺體返鄉以及墓碑設計讓死者成為了一種政治資本與市場真空。他們無形之中便化作了選票與遺產。以英國為例，因其與歐洲戰場有海峽之隔，遺體返鄉和家屬前往戰場慰問的行為受到了政府的限制或是禁止。但似乎是為了填補墓園的空洞，每一個英國鄉鎮都立起本鎮死難將士的紀念碑，這是在法國與德國無法見到的場景。在倫敦市中心隨處可見的衣冠塚以及戰後被象徵性埋葬的“無名的勇士”，使得死者的葬禮在市場的喧騰中逐漸淪為日常的景觀。死者家屬們對英雄主義的死亡的希求與統一製式的唁電之間的矛盾，讓不少堅持傳統的家庭選擇將寄回的遺物扔出家門，甚至付之一炬。

愛麗森·布斯從死難者屍體的角度反寫戰後一代人對身體與責任的定義。屍體如同鬼魂一般飄蕩在他們留下的空蕩蕩的房間與埋葬他們的自然風景，而在戰後現代派的想象中經常浮現的一個古典形象是安提戈涅——埋葬兄長而違抗國家命令的悲劇人物——在她身上，伍爾夫和福斯特為戰後公民賦予了重塑社群與埋葬死者的責任：索福克勒斯的想象投影到現代社會裡格外振聾發聵。悲劇個體承擔的責任將公民團結為拒絕政府的死亡政治的想象共同體：沉默的不服從與戰後平民的幸存感塑造了複雜的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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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時代的人的身體：脆弱、融合、科學與世界大戰》

The Human Body in the Age of Catastrophe

Brittleness, Integration, Science and the Great War

編者：斯特凡諾斯·格魯拉諾斯、托德·邁耶斯

Stefanos Geroulanos & Todd Meyers

版本：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年

這本合集從戰前生理學與心理分析學派的發展寫起，激素以及弗洛伊德定義的“內驅力”(drive) 讓人的身體逐漸走出靈與肉的對立。但直到戰爭爆發，這種認知才真正走上歷史舞台，戰爭不僅為醫學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解剖素材，也徹底瓦解了傳統醫學對身體的認知。身體再也不是堅不可摧的一台機器，而是一個極其敏感的系統：身負重創計程車兵和戰後精神創傷計程車兵暴露出的脆弱，引發了對身體的信念的崩塌。士兵在自我整合與個體危機中受到的折磨遠遠超出了傳統定義的描述範圍與能力：這種恐怖的意象讓平民、政客與醫生們不斷質疑對“群體”這一概念，而轉向個體心理與政治氛圍。

一戰見證了身體、文明與古典社會形式的解體，大戰後的社會形態更迭更像是一種術後的排異反應。斷臂殘肢、永久殘疾、創傷性的精神疾病以及相對應的社會行為的無法適應成為了百年來困擾人類的難題。

“個體”(individuality) 不再是自由主義之下能夠通過理性、語言與文化來實現自我快樂與社會幸福的理想概念，而是由純粹的身體經驗和幸存欲望縫起來的一個布偶。在脆弱的身體和自我管理的信念裡誕生了福利社會的藍圖和反自由主義的個體觀念：政府要盡到與醫生一樣的關懷責任，而公民則在共同感知的脆弱之中實現集體關懷。維多利亞時代的護士形象是“家中的天使”(Angel in the house)，同情心是天使的美德；那麽戰後的現代社會則讓人們走下道德的高點，凝視著疾病與傷痕，在共同的創傷中表達集體記憶。

帝國的責任與邊界

東線戰場的交戰諸國——沙皇俄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在戰後或爆發革命或宣告解體。在舊帝國的框架之中勉強維系的民族關係以及戰爭中爆發的難民浪潮，成為了包括英帝國在內的戰勝諸國對權力再度瓜分的契機與整合與戰敗國關係的籌碼。特魯迪·泰特 (Trudi Tate) 在《現代主義、歷史與第一次世界大戰》(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中借弗吉尼亞·伍爾夫《達洛維夫人》中的亞美尼亞難題，表達了戰勝國在權力的貪欲和政治良知之間的矛盾：政客在談判桌的冷漠，刺痛了知識分子的良知。一個帝國應該怎樣承擔文明的責任而不是肆意劃分近東與中東的政治版圖？

《戰敗者》

《戰敗者：兩次世界大戰間歐洲的革命與暴力，1917-1923》

作者：[德] 羅伯特·格瓦特

譯者：朱任東

版本：譯林出版社2017年

不同於大部分專注於西線的一戰史家，羅伯特·格瓦特將目光著重轉向了東線戰場以及那裡經久不消的饑荒、難民與種族問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讓東線的戰事風雲突變，交戰各國終於能在停戰談判的間隙喘一口氣。但舊帝國在革命之前便已然土崩瓦解的管理體系注定了戰爭帶來的饑荒將成為東線戰場揮之不去的幽靈。食品價格的瘋漲導致了彼得格勒居民的不滿從而引燃了革命的導火線；這種情形不僅限於俄國，傑沃斯寫道，戰後90%的維也納的兒童嚴重的營養不良，而在奧斯曼帝國的黎巴嫩與敘利亞地帶，蝗災和欠收導致了七分之一的敘利亞人口死亡。

而難民返鄉則隨著戰後東歐各民族國家獨立變得更為複雜，東線諸國紛繁的民族問題以及相對落後的生產能力導致了難民安置幾乎無法實現。歐洲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崩潰與疲敝，草草分化出的東歐民族國家甫一誕生便在戰爭的邊緣尋求自保，它們甚至無暇顧及返鄉的本族民眾。《布列斯特和約》之後的蘇俄政權在擊敗了戰勝國盟軍的進攻之後，漸漸地將勢力擴展到新近獨立的立陶宛、拉脫維亞和烏克蘭等國，重新恢復的沙俄式的高壓統治讓波羅的海諸國的民族獨立淪為歷史的笑柄。

格瓦特從種族問題談到了法西斯政權。也許《凡爾賽條約》只是希特勒鼓動人心的借口，甚至德國的復仇情緒是被誇大的假象，1870年的普法戰爭後的法國也飽受條約凌辱，卻並未產生希特勒式的政權；甚至大蕭條也並非民主制度失控的根本原因，英美兩國所受的打擊隻比德國更為劇烈。希特勒得以崛起的契機是一戰戰後失敗的種族安置以及近東地區復仇性的種族清理，這些為所謂純淨的“雅利安人”的神話提供了真正的養料。

延伸書單

《一戰與現代記憶》

保羅·福塞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