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頂級學科帶頭人 | 王擁軍：我的臨床研究人員都是在國外培養的

十八年做到第一非偶然

「那個時候，全科上下只有一位博士，一位碩士生導師；全科的科研經費只有三十二萬元；沒有人發過SCI，只有一個人發表過中華醫學英文版的文章；別說在全國去拿第一了，那時候在全國會上連問題都不敢提，因為怕錯」。

王擁軍剛剛接手天壇醫院神經內科主任一職的時候，幾乎天天都是忙碌中度過，經常睡辦公室的鋼絲床，一個包子、一瓶可樂就是一頓午飯。每天都在跟科裡的同事溝通探討，做規劃，做布局。

「關閉院裡的會議室改成臨床研究中心，關閉院辦和院裡的招待所改成腦血管中心，天壇醫院的歷任院長也都給予了很多支持，所以這個第一歷經十八年，可謂是奉獻了一批人的青春。現在，天壇醫院神經內科專業是整個首醫系統裡面博士生導師最多的，我們留學人員也是最多的；科研經費過億；SCI數不勝數」。

對於「第一」的感受，王擁軍表示，回想這麼多年來在科室規劃中走過的每一步，這個第一絕對不是偶然事件。對於全國目前的神經內科的布局，每個醫院的神經內科都在做什麼，國內以及國際上神經科的發展方向，王擁軍都瞭然於胸。

「您放心好了，在我退休之前，我會努力保持第一的位置」。在一次交談中，王擁軍曾這樣對首都醫科大學尚校長表態。

靠數據的科學性快速取勝

十八年前，還沒有很多神經科醫生願意去做腦血管病，大家都願意把精力付諸在罕見病、疑難雜病上。

而王擁軍卻偏偏選中了腦血管病。「它是基礎，基數大，當時幾乎所有神經科在腦血管病領域都把精力放在了技術研究上面。我們就要獨樹一幟，來做病人管理系統，後來成功的組建了卒中單元，一下子就引起了科技管理部門和同道的關注。拿到第一大課題經費，這樣這條路也就越做越好，越做越專業了」王擁軍說。

中國醫院融入國際大環境靠的不僅是臨床，因為國內和國際臨床的臨床環境差異太大了。王擁軍回憶：當年第一次在國際會議上跟外國專家分享中國腦血管病溶栓經驗的時候，中國的溶栓率是美國的十分之一。當時，美國人表示不理解為何中國院內的延誤時間這麼長？

美國人覺得做完CT，疾病明確了就可以給葯了，但他們並不知道中國還需要談知情同意，需要繳費買葯，中國的患者還需要向熟人詢問來確定醫院的診斷是否準確。「在那個年代，中國醫院裡面的支付系統也沒有那麼完善，所以美國人一直都不明白，在他們眼裡中國醫療流程設計不可理解」。

但是，臨床研究就不一樣了。天壇醫院神經內科從2001年開始搭建自己的臨床研究平台，研究最高產的是2013年到2016年間，尤其是在高危非致殘非腦血管病（HR-NICE）這個領域，到現在為止仍處於理國際領先地位。

在國際上，數據是最能令人信服的，而提供數據的人群、國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科學性。這也正是天壇醫院神經內科之所以能融入國際、快速取勝的重要原因。

把專業的事交給專業的人辦

「如果一個醫生的主要精力是出門診做手術，那麼他做研究肯定是用業餘時間，而用業餘的時間做出的研究也一定是業餘水準。」所以在設計臨床研究平台的時候，王擁軍用一句話概括了主旨：「把專業的事情交給專業的人辦」。

中國最大的優勢就是臨床病例資源豐富，樣本量充足，所以在研究上會比美國能更快出成果。但重點是中國很少有人懂臨床研究的運作過程，主要是因為沒有人培養，中國到現在還沒有臨床研究這個專業。「天壇醫院神經內科的臨床研究人員都是在國外培養的，既然要融入國際，那麼大家就都要使用國際的標準來衡量」王擁軍說。

走在人工智慧最前沿引導變革

人工智慧與醫療相結合的領域還處在研究探索階段，但是神經疾病醫療領域的異常顛覆性的「技術革命」早已悄悄拉開帷幕。

據王擁軍介紹，由於神經系統疾病複雜程度高，診斷與乾預的難度大，所以由「電腦」給出精確的診斷，並進一步提供最佳的治療和預後方案顯得尤為重要。

2018年5月，世界第一場神經系統領域的「人機大賽」正式啟動，截至目前已經有來自全世界的七百多名參賽選手了。雖然「電腦」目前依舊處於抓緊時間學習的階段，但其建模模型的準確率已經達到80%，這個準確率已經是世界無敵了。

「如果病例樣本量足夠多的話，我相信還是機器的勝算較大，但是如果樣本量不足，也會出現一些偶然概率的可能性。」王擁軍表示，他設計這個比賽並不太在意誰輸誰贏，而是重點關注兩個方面：一是想通過這個比賽，讓大夫都能體驗一下人工智慧的魅力，同時也讓部分對人工智慧抱有懷疑態度的醫生都能進一步的對人工智慧進行了解，消除恐懼；二是完成一些僅憑人類很難達到的方面，「例如預測腦出血和預測血腫的擴大」

對於人工智慧和醫生的關係，王擁軍表示，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人工智慧一方面會在輔助診斷上給予醫生很大的幫助，節省醫生很多重複的機械工作，增加臨床上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工智慧對於醫生的再教育以及偏遠地區的輔助診斷，也提供了更全面、更專業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