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劉燕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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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名
這是一場比賽，比賽總是殘酷。第7期《樂隊的夏天》“女神加盟賽”，旅行團和周潔瓊合作表演了《周末玩具》。這場比賽過後，他們成了場上的最後一名。
這首歌是旅行團喜歡的都市衝浪風，他們還設計了啦啦操環節，主唱孔一蟬穿著粉色西裝，用不太協調的肢體和周潔瓊跳了一段舞。在朋友眼中，孔一蟬是個內斂的人，“沒想到能在這個舞台上看到他這樣放飛自我的表演”，他的一位朋友告訴我。
但這場想要“突破安全區”的表演收到了截然不同的兩種評價。VICE中國主編劉陽子質疑旅行團的表演失去了作為樂隊創作的意義。大張偉則很喜歡這個表演，他也知道為什麽分數這麽低，“覺得這是個流行歌，老師們一定要聽態度”。
旅行團和周潔瓊合作《周末玩具》圖片來源：節目截圖
7月的一個下午，在錄製結束之後的第一個工作日，談及比賽經歷，孔一蟬直言自己經歷也學到了很多。一方面，節目組在短期之內給每支樂隊布置了任務，需要很快拿出作品，這是樂隊之前沒經歷過的高壓。另一方面，用比賽的狀態做音樂，心態會很不一樣，孔一蟬承認，功利心肯定會有，他們在比賽當中也學會了用什麽方法可以贏得比賽。但他也會懷疑，這樣真的有意思嗎？這樣真的是我們想要呈現的音樂嗎？
“可能當下贏得一場比賽你能夠晉級，但是別人會通過這個作品來感受你的真誠。如果你不真誠，贏得那場比賽毫無意義。”
帶著點玄妙的意味，在接到《樂隊的夏天》邀約前兩個月，這支樂隊的主唱將自己的名字從孔陽改成了孔一蟬。《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寫道，“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孔陽就像昨日等待羽化的幼蟲，我今日將他封存”，孔一蟬這樣在微博上解釋改名的事情。那是2018年9月。
改名是迷信嗎？反正孔一蟬相信，一個人的名字和他的成長軌跡之間會有某種聯繫。
那個下午，孔一蟬跟我談起《易經》和新名字的由來。看上去，幾個人有點不適應突然湧來的工作，臉上還帶著倦意。孔一蟬倒是沒怎麽表現出不耐煩，他頗為認真地跟我說，“《易經》是中國人的哲學，孔一蟬這個名字是根據我的生辰八字佔了一卦，這一卦會把陰陽、好壞都說給你聽，就看你怎麽去平衡自己想做的事情。”
改名的動力來自於，這支樂隊成立14年來始終不溫不火，但35歲的主唱暫時還不打算接受自己的平凡，他想要換個人生。很快，質疑他改名功利的聲音隨之出現，特別在參加《樂隊的夏天》之後：為了一個節目就改名字，叫孔一蟬，你想要一鳴驚人嗎？
“任何人改名都不是為了別人，而是因為對自己有要求，是為了自己能做得更好。”孔一蟬一字一句輕聲解釋道。
主唱孔一蟬
改名後的兩個月，旅行團收到了《樂隊的夏天》的錄製邀約。這是他們第一次參加帶有比賽性質的綜藝。在第一回合10支樂隊的排位賽中，旅行團表演了作品《逝去的歌》，隨即以148票的高票數位列第一。
但《逝去的歌》本不是他們的第一選擇，鍵盤手韋偉甚至覺得這首歌“過於安全”。他曾調侃《逝去的歌》，“歌詞直白普通，旋律流行無趣，登不上榜單也上不了春晚”。樂評人耳帝認為，在這首歌的旋律中能聽到很多零零年代台灣流行樂的影子，歌詞也充滿青春式的修辭、單純與感傷。
最終選擇《逝去的歌》是因為它特別的意義。你也許沒注意，表演的那天，韋偉在間奏時向上指了一下天。他用這個小動作表達一種懷念——旅行團的四個成員中有三個人都來自廣西柳州，在離鄉的十多年間，在柳州的老人相繼離世。他們想用這首歌告訴家人，“這幫孩子很爭氣，沒有瞎混”。
無論如何，對成立14年的旅行團來說，參加《樂隊的夏天》是個重要的事情。就像他們在微博上寫的那樣，他們唱過很多音樂節，唱過很多livehouse，但這首《逝去的歌》還沒有太多機會唱給螢幕前的很多人聽。
不值一提的問題
北京氣溫接近40度的這天，我在來福膠泥工作室見到了旅行團。計程車過去時，司機停在北工大西門附近的松榆裡市場，然後迷失了方向。我想象中，這個有著洋氣名字的工作室至少應該在一個居民樓裡，但現實似乎更粗糲一點——從馬路邊一處看不到明顯入口的地方拐進去，看到的第一個小平房，正是他們在2014年獨立運營之後的工作和排練場所。
半開著的古銅色大門上印著來福膠泥的英文“THE LIFE JOURNEY”，室內牆壁刷成了明快的黃色，有限的地面空間已經被幾個大號行李箱佔滿。再往裡走就是排練室，我們坐在裡面聊天的時候，一隻蒼蠅不時在我面前飛來飛去。
來福膠泥工作室 圖片來源：界面娛樂拍攝
自從《樂隊的夏天》開始在我朋友圈刷屏，關於樂隊的苦難中年敘事也層出不窮。在這檔綜藝裡，此前徘徊在大眾視線之外的搖滾樂手們呈現了他們生活中的一地雞毛，旅行團也成了這場樂隊中年危機的注腳。
孔一蟬不知道什麽是中年危機，他只是覺得人在每個階段都會遇到一些瓶頸或是心理上的問題。他很欣賞痛仰樂隊主唱高虎的狀態。在他眼中，高虎不住在北京，不怎麽上網，步入了常人所說的中年，也在積極地尋求變化。“是那種讓自己活得舒服的變化，而不是隨波逐流”，他覺得，高虎、彭磊這些人很知道自己想活成什麽樣，這種狀態是旅行團追求但還達不到的。
“你們的差別在哪？”我問孔一蟬。
他將問題歸結於心理。“你別看他們通過做音樂已經衣食無憂了，如果按照這個時代所謂的成功標準來看，也不過是活得馬馬虎虎。但在精神層面上，我們非常羨慕這樣的人，因為他們知道如何讓自己活得自在。”
總體而言，旅行團所面臨的困境和沉浮都市中的你我沒有什麽不同，甚至那些憧憬和幻滅都沒什麽不同。這些問題可以具體到房子、交通、孩子上學……“其實是很不值得一提的那種問題，只不過我們可以用音樂的方式來抒發苦悶，但好像更多人找不到釋放的出口。”
多數情況下，旅行團選擇用音樂填補世間的遺憾。在最新一張專輯《感+》中，除去《終結日》《沒有說明書的機器》兩首描寫在北京生活狀態的歌，旅行團更多呈現的還是不切實際的浪漫和幻想。“我們希望用一個更大的空間去包容一些事情，所以我們通過轉換鼓的音色、削弱吉他音調等技術手段，製造出更大的空間感。”孔一蟬這樣闡釋這張專輯的音樂理念。
編曲工作是在普吉島的十天間完成的。那段時間，韋偉會給每個人做早餐，他們從下午開始錄音一直錄到深夜，之後會集結在泳池邊一邊看星星一邊聊天。放著音樂，喝著小酒，有時某個人放到某首歌的時候特別感動，他們就會舉杯，看著天上的星星。星星特別透明，泳池也倒映著星空，孔一蟬回憶說，“所謂的空間感正是來自於這種天、地、人的結合”。
至少在這張專輯裡，他們不想跟當下的生活發生太直接的聯繫。他們避免當下的衝突和痛苦，想要傳遞的還是那些“美好的也許會在未來發生的事”。旅行團仿佛回到人們對他們的早期印象，那個旋律裡氤氳著水氣的樂隊。
少年與牆
旅行團的故事還是要從幾個柳州少年講起。
柳州是廣西的工業重鎮，天總是灰蒙蒙的，夏天暴雨，時常積水。多年後，他們為家鄉寫下了一首《柳江》，裡面寫道，“河道裡有水鬼出沒的晚上，碼頭上有孩子們的瘋狂”。
兒時的韋偉和孔一蟬
孔一蟬的父母從小給他買了鋼琴和電子琴。在初中升高中的暑假，孔一蟬開始跟表弟韋偉在家嘗試寫歌，有一次家裡的擴音器壞了，他們正為換擴音器而發愁，剛好在朋友介紹下認識了現在的吉他手黃子君。
子君現在還記得，孔一蟬用帶著柳州口音的腔調唱花兒樂隊的《靜止》。“那個年代，你要翻唱花兒的歌必須也得大張偉那麽唱才對”，子君一聽孔一蟬的口音，覺得這哥兒們瘋了。
在孔一蟬眼裡，子君家有來福膠泥的排練室5倍那麽大，而且設備應有盡有——鼓、音箱、擴音器，還有一台能上網的電腦。他和韋偉於是常常去子君家玩，幾個男孩閑在一起，相互介紹起自己喜歡的音樂，再後來他們邀請子君加入，一起寫歌、排練。
吉他黃子君
十六歲的少年沒覺得自己有多少音樂天分，只是覺得能夠用僅會的幾個和旋，把心裡面想說的事通過旋律表達出來。平時在一起排練，每個人在練習過程當中會有一些意外的音符出現，慢慢地就形成了最早的創作。那時還沒有手機等設備，他們只能洗掉原有的磁帶，再用錄音機錄下自己的聲音。
少年並非不識愁滋味。
青春期似乎天然充滿了對世界的反抗力量，他們又聽了Pink Floyd的專輯《迷牆》，這張帶有自傳性質的專輯記錄了他們兒時在學校受到的不公正對待。對學校、規則充滿抗拒的孔一蟬也嘗試用音樂作為出口，排解內心的不適。他們集體創作的第一首歌叫《sleep》，那是幾個人在排練到昏天暗地之後通過一個小的riff慢慢發展而成的。
對他們影響最大的樂隊還是Beatles。“他們寫的歌，他們做音樂的方式，他們在音樂技術上的創新，還有他們的裝扮，他們的樣子，他們講過的話，對我們來說都有比較深深遠的影響。”韋偉幾乎是脫口而出。出於對披頭士的崇拜，他們還一度將自己的樂隊命名為The Shadows，用四個和弦寫下了《My Shadow》這首歌。
國內的樂隊裡，他們喜歡清醒和新褲子。那個年代的搖滾圈幾乎全是唐朝、黑豹那樣的重金屬樂隊，突然間出現了一波唱腔清晰、編曲新穎的樂隊，這讓柳州少年感到驚奇，並且很快將自己和他們劃歸為“一個時代”。他們每天都會看《摩登天空》雜誌，了解這些樂隊是如何創作和思考的，一本雜誌常常能翻到爛。
這份隔空影響，後來也使他們沒怎麽猶豫就簽約了清醒樂隊主唱沈黎暉創辦的廠牌摩登天空。
在浪漫和現實之間
2005年，韋偉有了在北京學音樂的打算，就問孔一蟬要不要一起去北京試試。兄弟兩人拿著當時做的一批demo一家家聯繫，看有沒有公司願意簽約。他們拜訪了很多唱片公司，還裝成送外賣的混進了摩登天空。他們把小樣遞給摩登天空創始人沈黎暉，沈黎暉聽了之後，覺得這些音樂很有意思，就讓他們留下了聯繫方式。“那時候我去跟沈黎暉聊天，進來兩個孩子，說他們來自廣西柳州，我一聽，覺得這就是中國Beatles啊”。壞蛋調頻主理人王碩後來回憶說。
這一年，孔一蟬、韋偉和黃子君從柳州來到北京。但當柳州少年進入風土人情不太一樣的大城市，也很快遭遇了最初的迷惘。他們只想做一張唱片，可是這張唱片一等就等了三年才發行。第一張專輯《來福膠泥》中的作品大多是在柳州時期創作的，和當時北京的大多數搖滾樂隊相比，他們所展現出來的氣質也有點格格不入。
“當時還沒有小清新這個風格，大家都覺得這是什麽東西，特別弱”，韋偉回憶說，當時全北京的樂隊中基本上只有新褲子跟便利商店能接納他們，又簽的同一家公司，他們就像帶小弟一樣經常帶著旅行團演出。
鼓手徐彪的加入是件重要的事。用孔一蟬的表述就是，“南方人特別矯情，特別柔，認識徐彪之後開始補充了很多陽氣。”
2007年一年間，旅行團試了至少五任鼓手，都不能完全合拍。2008年發行第一張唱片之後，旅行團開始全國巡演，擔任巡演鼓手的是徐彪。他們感覺到，雖然北京人徐彪和他們的口音、文化背景不一樣，但性格上很合得來。
鼓手徐彪
巡演一扎就是一個半月，在很多城市兜兜轉轉，而真正的友誼也是在那段時間建立的。第一次巡演時，他們對一切都特別好奇，幾乎每天就睡4到5個小時，其他時間都在一起吃吃喝喝，演出完也還會一起探討事情，相互了解。巡演過後，徐彪以鼓手的身份正式加入旅行團。
生活境遇的變化影響著旅行團創作的題材和風格。初到北京，住在十八裡店當地農民修建的小別墅裡，三間房加一客廳，一個月1000塊。前兩張專輯帶著少年靈動的色彩，北漂之後，生活的沉浮、人際上的變遷開始給他們的音樂增添沉重的況味。
最能體現他們音樂風格轉變的是2013年的專輯《於是我不再唱歌》。2013年初，成員小P提出想離隊回柳州老家，給出的原因是，做音樂讓自己看不到希望，他想做一個有正經工作和正常收入的普通人。
有糾結，有不捨，情緒複雜，在短暫低落之後，他們決定用一張新專輯來記錄自己生活的變化——流行程度大大提高的《於是我不再唱歌》寫的是小P離隊，《小龍人》描寫的是子君有了孩子之後的感受，《Bye Bye》表達的是奧運會之後房地產突然火爆，還過著租房生活的他們面臨的困惑。
他們從音樂中重新汲取到力量，走出了第一個低谷。在孔一蟬看來，《於是我不再唱歌》標誌著他們的轉變——從一心玩音樂的大男孩變成了需要承擔生活之重的男人。
來北京8年後，30歲上下的四個人開始意識到，自己無法再像以前那樣一意孤行，必須要在生活和音樂之間做出平衡。“比如今天只有三個小時排練，那我們先在家做好預習，來到排練室後把基礎的東西捋一遍，大家建立了共同的和旋跟結構後再去加自己的想法，一首作品就會很快完成。”他們開始相信穩定和經驗對創作的幫助，也不得不提高工作的效率。
三年之後，第二個危機來了。2014年他們和經紀人封夜創立了來福膠泥工作室，開始獨立發展，工作問題所導致的矛盾隨著時間積壓，到了2016年，一整年他們都處在一種混沌期。
這年年初，旅行團開展了全國的劇場巡演，一場演出上座率好的時候能達到6成多，不好的時候甚至不到一半，演出的邀約也減少了，他們甚至不知道這支樂隊還應不應該存在。到了年底，只剩孔一蟬和徐彪還在堅持著。“我們每個人都背負了好多東西，結果就是，我們開始抗拒在一起玩音樂。”孔一蟬告訴我。
轉機出現在2017年春節，韋偉打電話提議，再做一張專輯吧。幾個人就又重新聚在北京，把當下的心情狀態記錄了下來，這就是專輯《永遠都會在》。重新寫歌，在一次次排練之中，他們找回了久違的做音樂的快樂。
平衡被打破又複原。旅行團好像從來不怕有壞情緒，他們有種神奇的轉化能力。“我們第一張專輯裡好多歌聽上去有種烏托邦的感覺，但實際上我們所經歷的東西特別灰暗，是在心灰意冷之下才轉化出那樣的音符。那些美好都是幻想，其實什麽都沒有。”孔一蟬說。
變化被刻錄在他們的音樂裡。變化本無所謂好壞，它就這麽發生了。但如果你問韋偉，更喜歡哪個時期的創作，他會很直接地告訴你，還是更喜歡以前寫的歌。
“那時寫的歌很實在，現在旁邊很多樂隊也會影響到你，你不扔點東西就好像不過癮似的。”如果樂隊不燥，下面的人就不嗨，這讓他感到困惑。
鍵盤手韋偉
如果完全不考慮競賽因素，《島嶼》是他們最想在這個舞台上唱的歌，這是他們集體最喜歡的作品。這首帶著海洋氣息的歌也最能代表旅行團的音樂審美。
“不過《逝去的歌》也蠻好的，算是打開認識旅行團的一扇窗口”，他們知道，盡可能留在這個節目裡可以讓大家先願意了解他們。在孔一蟬看來，比賽十幾集就播完了，但樂隊未來會有很多現場演出，先進入一個平等的溝通環境，搭好橋梁，大家有往來了，可能第二步才會來電。
現在，旅行團感到更自信了。能唱嚴肅的歌，能唱快樂的歌，也能適應娛樂化的綜藝，他們倒是能坦然接受自己的這些特質。
在《樂隊的夏天》舞台上，他們實現了很多之前從未實現過的舞美上的想法。他們希望能夠去到更多地方演出，也希望做更大體量的演出。
他們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經歷是2013年的草莓音樂節。經過幾年鍛煉，好不容易混到了有燈光的第二舞台，每個人都很高興。但在唱《於是我不再唱歌》之前，舞台的燈突然滅了。孔一蟬當時閉著眼睛唱歌，不知道發生了什麽，當他睜開眼睛，看到的是台下的星海，觀眾都打開自己手機的手電筒跟著音樂的律動搖擺。“特別不真實，但它就在這裡。我們和小P一起真正經歷了最夢幻的一場演出。”
總是要有情緒刺激才能寫出厲害的東西。參與《樂隊的夏天》也許是旅行團新的靈感來源。他們說，今年打算再做一張專輯，也許有15首歌，也許只有8首歌。
“不是為了創作而創作，我現在身體裡有一股能量，需要在音樂中釋放”，孔一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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