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娛樂獨家報導，未經授權，謝絕轉載
4月28日晚，微博大V“電影票房”連發數條微博，指出了一件“比《葉問三》還過分”的票房造假事件。
截圖來自微博@電影票房
根據“電影票房”給出的證據，劉若英的導演處女作《後來的我們》預售票房極佳，但有人利用票務平台可以退票的規則便利，在影片開映前惡意退票，僅武漢萬達的幾家影城就累計退票4342張。
假數據入場，抬高預售為影片造勢，但開映前大量的惡意退票又讓影城蒙受損失，逼得影院方紛紛曝光此事。一時間該片的發行方貓眼電影成為眾矢之的，被認為是幕後操控者。
截圖來自微博@電影票房
4月29日凌晨，貓眼電影迅速在微博做出回應，通報了核實情況：貓眼平台惡意刷票並退票數量約38萬張，涉及票房約1300萬，並表示“貓眼平台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有這種干擾市場秩序的行為”。
新浪娛樂連夜採訪了多位發行、院線、學術界專業人士，大家都表示是第一次聽說這樣的票房造假方式，首先曝光此事的大V“電影票房”更質疑票房造假竟然也進入了互聯網時代。
通過採訪和調查，新浪娛樂發現《後來的我們》票房事件背後疑點重重，目前業內人士也表示難以定性，需要進一步的證據。
但此事反應的不僅僅是票房造假這個存在了多年的業界毒瘤，更指向了深層的產業思考：電商平台進入發行管道是合理的嗎？好萊塢早已頒布反壟斷法規範行業各環節，中國電影市場應該如何應對高速發展中層出不窮的亂象？
截止至4月29日15：44分貓眼+淘票票兩家平台的票房數據
《後來的我們》退票事件
《後來的我們》票房事件是被微博電影大V“電影票房”首先曝光的。
博主“電影票房”多年堅持通報電影票房，對電影產業有長期觀察和研究。4月28日下午，在業內的影院投資管理群裡，“電影票房”發現有院線人士詢問《後來的我們》的異常退票現象。
有直播博主po出了類似這樣的《後來的我們》平台購票座位圖
根據“電影票房”4月28日晚在其公眾號中曬出的截圖和相關證據，可以總結出幾大資訊：
1、有多家影院遭遇《後來的我們》大規模退票，遠超平常正常的退票比例和幅度。例如萬達方面已經統計出有超過9萬張退票，僅武漢一城的萬達就累計退票4342張。
2、不少影城緊急做出應對措施，限制退票數量或拒絕受理惡意退票。
3、根據影城反饋，異常退票主要集中在貓眼平台，但是淘票票等其他平台也發生了大量退票。例如萬達的9萬張票房中，淘票票平台也有超過2萬張退票。
事件爆發後，貓眼電影連夜發布了調查結果，公開通報“貓眼平台惡意刷票並退票數量約38萬張，涉及票房約1300萬”。
結合雙方給出的證據和調查結果，《後來的我們》涉及到的退票數量和票房應該還要超過貓眼通報的這個數量，基本是一個在多平台管道、多院線影城發生的較大數額的票房違規行為。
引發熱議後，有網友po出了《讓子彈飛》的台詞截圖
神操作的邏輯與“受害者”
曾發行過《戰狼2》等高票房影片的影聯傳媒董事長講武生表示，預售和影片票房是相互影響的，預售是影院排片的風向標。
某院線排片經理小A也說，除了影片內容、卡司陣容這些基本資訊之外，如今影城最看重的指標就是“預售”。
在大數據時代，購票平台上清晰顯示出的預售額，最直觀地反映了觀眾對某影片的觀影熱情，成為院線經理們排片的最重要參考，更成為片方極力想提升的數據。
上映前一天，《後來的我們》官微宣布電影首日預售票房破1億總預售票房1.2億，進入影史預售票房前十。
片方po出的預售成績圖
這個數據出乎小A的預料：“我們都沒明白為什麽有這麽高的預售，片子我也提前看到了，沒有預估到像貓眼預測的17個億的票房。這個預售相當於進口大片的量級，比《複聯3》還高。”
儘管心裡納悶，但在五一檔的幾部影片中，小A還是把《後來的我們》排到了第一位。
他透露了影城經理一般的排片邏輯：“影城會看預售，預售好的影片就釋放更多的座次，上座率不高的影片就會讓位給預售好的影片。
首都電影院（西單店）4月28日16：40級17：15接連兩場幾乎已售罄（截圖自貓眼APP）
根據藝恩票房數據，超高的預售的確在上映第一天給《後來的我們》造出了大片氣場：排座佔比48.4%，場次佔比44%，吞食了近五成的市場，是第二名《幕後玩家》的近兩倍。
就在院線看著超高的預售而信心滿滿地給《後來的我們》加場時，卻遭受了當頭一棒，首映當天下午發生了大規模退票事件。
博主“電影票房”用一張圖給出了自己的分析：假的預售數據入場，因為數據很好影城加排片，假數據繼續入場給影片造勢；另一方面真實客戶怕買不到票而入場，假數據可以利用平台退票政策而0手續費退票，假數據離場，但只要真實用戶（或者加上一部分假數據）達到40%的比例，影城就被綁架而無法更改場次。
來自微博@電影票房
這種神操作對影院最直接的後果是票房收入的損失。小A表示：“把大量場次和座次排了出去，開場了卻沒進這麽多人，就把大量的座次浪費了。”
在以往的票房造假行為中，一般都是片方自行購買票房注水，造成票房虛高的假象。在這種模式中片方本身需要付出真金白銀購買座位，即使是幽靈場，影城方也獲得了票房收入。但在《後來的我們》這種新型模式下，影院成為了“受害者”。
部分影院下發通知函，不接受管道商退票處理。（圖片來自網絡）
票房造假也有了互聯網思維，
如何抓住“幕後玩家”？
對於這次的新型玩法，在發行行業有多年從業經驗的影聯傳媒董事長講武生直言“瞠目結舌”。有多年影院工作經驗的幾位受訪者也表示從未聽過這種的操作。
目前事件真相如何，很多業內人士都在觀望狀態，等待進一步證據。
講武生表示，從現有的證據來看，很難給事情定性，“有可能是黃牛太多，也可能是技術性故障，相當複雜，沒有拿到證據之前不能評價”。
他認為事件的主要證據應該是退票的痕跡：“應該去問問各個院線，他們應該有自己的數據統計，能看到退票的痕跡，因為個人退票是個人的痕跡，這麽大規模的退票應該留下痕跡。”
網傳《後來的我們》院線後台退票數據圖
在影院工作的小A則表示，影院方其實也看不到所謂痕跡，現在最應該追查的是退票的錢去哪了，而這件事只能通過平台方去查。
“貓眼的後台是可以追蹤到退票錢去了哪裡的，影城是看不到的。一般軟體會限定同一場次購買票數不能超過四張或者六張，但是架不住這個始作俑者用很多账號來做這件事，所以只能看最後的資金流向，我相信是不會把錢分給大家的。”
相較於如今通過票務軟體就能輕易觀察到的鎖場、幽靈場等票房造假方式，因為影院系統和票務平台的後台數據都是不公開和非透明的，一般人很難查到，這也給《後來的我們》票房造假事件蒙上了一層迷霧。
對於這種新的操作手段，博主“電影票房”認為票房造假已經轉變為互聯網手段，他評價道：“以往的造假都是人工操作，比如直接跟影院方商談鎖座，這種行為可以看成票房造假的1.0版本。而這次的造假則更新為2.0版本，已轉變為互聯網手段。造假方直接使用軟體注冊不同的網絡虛擬账號，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時段購買大量的電影票，製造大量的虛假票房數據入場，讓影院誤以為預售高而增加排映場次，而後利用影院退票管道進行虛假票房的退票處理，這些已經售出大量影票的場次已無法取消排片，而達成綁架排片的目的。”
左圖來自網友猜測，右圖疑似平台工作人員回復
影院真的被綁架了嗎？
事件的“幕後玩家”是誰？
“電影票房”做出了三個猜測——貓眼平台、該片的其他利益攸關方、與影片無明顯關係的第三方（比如黃牛）。
但“電影票房”表示目前沒有任何決定性證據，而且《後來的我們》的熱度、上座率、觀眾爆發的情感也是真實的。
雖然大規模惡意退票事件在上映首日瞬間爆發，但數據平台上顯示的《後來的我們》後幾日的排片情況，並沒有出現下跌。
這首先是因為排片對市場的反饋有一定滯後，此外也是因為相較於《後來的我們》的整體票房，惡意退票部分的票房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該片的確吸引了大量真實的觀眾。
截止4月28日16：24分《後來的我們》位列微博電影想看榜第一，#電影后來的我們#話題閱讀量超過10億
《後來的我們》4月28日在某院線全國範圍內的票房超過500萬，該院線北京某影城的排片經理告訴新浪娛樂，他們總結了昨天的情況，並未發現惡意退票的情況。
另一家院線的全國排片經理則表示，因為旗下影城大多沒有開通退改簽的服務，所以也沒有遭遇到此問題。
某影城經理表示，雖然事件爆發了，但是各家影城還是會根據自身真實的上座率和觀影人次來做出調整。
對於“貓眼”是幕後玩家的這一猜測，還有一些不合理之處。
其一，如今的電影票務市場已經是貓眼和淘票票二分天下，貓眼開展發行業務後又推出了《羞羞的鐵拳》等大賣影片，在發行行業和票務行業的地位都在上升，沒必要為了《後來的我們》這樣一部非大體量、且僅參與了聯合出品的影片賠上自己的商譽。
其二，發行公司和各大院線影城是長期合作的關係，尤其對於貓眼這樣上升期的發行公司而言，以後的路還長，沒必要為了一部電影而得罪全國的影院。
其三，以往買票房都是買高價票，這樣可以更快地刷高票房。但是此次《後來的我們》退票訂單集中在特價票，如果一開始就打好了全款退票的算盤，理應把特價票留給真正的消費者，讓他們來提高真實的上座率。
來自微博@貓眼電影 和相關工作人員的聲明
電商平台進入發行環節是把雙刃劍
4月29日凌晨，貓眼電影在官方微博正式宣布與此次事件無關：“貓眼平台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有這種干擾市場秩序的行為，也絕不姑息和縱容此類事件。”
根據貓眼通報的最新情況，已經把詳盡數據和證據提交主管部門，並將協同主管部門做進一步詳細調查，也向國家電影專項資金辦公室尋求數據協助。
在等待真相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麽貓眼這次成為了最大嫌疑方？
最大原因是貓眼既是發行方又是平台方，相當於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本身具有技術上的可操行，難免瓜田李下。
擁有票務平台的貓眼，已經逐漸在發行界站穩腳跟。
根據藝恩發布的2017年國產電影民營發行公司排行榜，貓眼影業排名第三，僅次於影聯傳媒和博納影業，其中主發影片6部，票房26.2億。
截圖來自藝恩網
具有互聯網基因的發行公司入場，其實已經改變了發行行業的生態。
在影院人士看來，像貓眼這樣的發行公司和傳統發行公司有很大的不同，“我們和他們沒有太多的緊密的接觸，以前傳統的發行和影院接觸更多，我們了解的行情也會更多。互聯網發行公司的費用也更低，省去了大量中間環節，因為有大數據的平台，會點對點地給觀眾推送資訊，更準確，不像傳統發行需要做大量噴繪、鋪地面。”
貓眼COO、貓眼影業總裁康利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分析了票務平台對發行業務的幫助，他表示“其實貓眼整個宣發，都是基於平台優勢和我們掌握的大數據”。
“電影宣發在觸達觀眾、影響觀眾的效率層面，互聯網絕對有優勢。本身具備線上優勢，知道用戶是誰，用戶的基本資訊、購票頻次、觀影偏好，用戶整個觀影消費行為全周期在貓眼上都有數據，這是獨特的優勢。電影宣發原來很累，現在互聯網公司有平台、有數據，就讓這個鏈條變得很清爽，效率很高，結果也可量化。”
左貓眼APP，右淘票票APP
貓眼的票務平台和大數據，服務了自身的發行業務，但在院線人士看來卻是一把雙刃劍。
以往排片經理只能靠經驗、靠和發行公司的溝通來做排片決策，而如今可以根據貓眼等平台的預售、“想看”指標等大數據做決定。
但《後來的我們》票房事件則讓一個隱患浮出水面：排片經理們看到數據的管道更廣了，但是數據卻不一定是真實的，這反而影響了影院對市場的判斷。
票務平台有給數據做手腳的技術便利，而如果票務平台又成為影片的投資方、發行方等利益相關方，就具備了動機。
截止至4月28日16：40分，左貓眼想看人數911022人，右淘票票想看人數811326
“兩頭散中間大”的產業結構急需調整
這一事件背後凸顯的是在中國電影產業高速發展時期，業內人士一直在探討的一個命題：打通上下遊的全產業鏈發展模式是合理的嗎？
如今中國業界人士常常提起的全產業鏈發展模式，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在好萊塢開始了。
當年好萊塢“五大”派拉蒙、米高梅、華納兄弟、二十世紀福斯、雷電華同時控制了製片、發行、放映三個環節，“三小”哥倫比亞、環球、聯藝也參與了前兩個環節。
但在1948年5月，美國最高法院根據反托拉斯法對“派拉蒙案”做出裁決，判定大製片廠垂直壟斷為非法，要求製片公司放棄電影發行和電影院放映的業務。
切斷了大公司的主要財源，迫使公司大幅度減少影片生產。
位於好萊塢加利福利亞的好萊塢（圖片來自網絡）
票務平台是在互聯網時代興起的產業鏈中重要的一環，以往發行方求影院方給排片，而如今票務平台的加入，已經用事實證明票務+發行的話語權足以凌駕於院線方之上。
“我覺得不僅僅是電商平台，製片、發行、放映都是應該分開的，之前好萊塢也經歷過這些問題”，某院線人士認為中國也需要反壟斷。
講武生則認為，在國內沒有相關法律法規限制的情況下，一家公司確實能夠操控產業鏈的每個環節，但這只是暫時的亂象：“只是一時的現象，長遠來看都得想辦法區分各自不同的任務，暫時是國內沒有任何的限制。”
針對產業發展在現階段的問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影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鴻在今年北京電影節論壇上提及過一個觀點，他認為“中國電影發展三大風險之一是產業結構失調，兩頭散中間大，必然會出現不公平競爭現象。逐利本性使然，道德很難約束，結果會傷害全產業鏈”。
《後來的我們》票房事件其實印證了尹鴻的這一觀點，他向新浪娛樂進一步闡述：“中國的情況比美國更複雜，美國是一個產業鏈平衡發展的社會，但中國整個產業鏈非常不平衡，電商平台是壟斷環節，上下遊都是高度分散的產業環節，院線有40來條，沒有什麽話語權，話語權只是體現在對於小發行公司，對大平台沒有太大作用。所以情況比美國更突出，新媒體出現之後，確實有很多新現象，這些現象的手段創新程度遠遠大於我們所想。”
電影《後來的我們》
尹鴻提出了兩個解決問題的方案。
其一是產業結構的調整。
“其實這不僅僅是道德問題，從產業結構本身來看，都有逐利的本性，一定會用壟斷行為來達到自己的訴求。那麽上下遊作為行業應該有個組織行為，才能和中間的平台進行協商、談判、交易。”
其二是由政府牽頭，頒布相應的規則，將強政策監管。
目前中國的問題是雖然上下遊很多環節都有行業協會，但都是鬆散的組織。
“行業協會必須是執行規則的，必須是有法律效應的組織，簽署了規則就要執行才行。在中國沒有辦法，只有政府來牽頭，行業協會多吃幾次虧，大家就會有意願來重新審視自己的行業規則。”
電影《後來的我們》
(責編：Koyo)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