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後來都怎樣了？
韓國當地時間2014年4月16日上午，載有476人的世越號客輪在全羅南道珍島郡海域浸水並沉沒，最終導致300餘名乘客遇難，遇難者基本都是韓國鞍山市檀園高中二年級學生。
這一事件，近幾年在韓國和日本被製作為多部紀錄片，包括《潛水鍾》（2014，韓國）、《漂流·韓國社會～世越號沉沒事故遺屬的8個月》（2014，日本）、《黃金救援時間內毫無作為的國家》（2017，韓國）、《世越號沉沒～生死存亡的101分鐘》（2017，日本）、《那天，大海》（2018，韓國）等。
此類題材紀錄片一般旨在探尋事件真相，若需呈現這一事件的社會警示，或表達事件當事人的情感創傷，或得依賴劇情片的力量。韓國電影一向不憚於改編在民眾中掀起輿論狂瀾的真實事件，並由此推出了《素媛》、《熔爐》、《辯護人》等摧心力作。對於世越號沉沒事件，2019年4月3日，韓國影院便上映了一部催淚劇情片，《生日》（《??》）。
《生日》由1974年出生的女導演李鍾言自編自導，李鍾言也憑此片獲2019百想藝術大賞電影類最佳新人導演提名。《生日》的主演，更是韓國頂級男女演員的最強聯合。薛耿求，《素媛》中的爸爸，百想藝術大賞、韓國電影大鍾獎雙料影帝；全度妍，《密陽》中的媽媽，2007坎城影后。
“《素媛》爸爸”+“《密陽》媽媽”，在《生日》中演繹一對失去孩子的父母，這應是近年韓國家庭片中最令人無法抗拒的卡司配置了。
電影上映後，韓國觀眾紛紛在社交平台曬出被淚濕的紙巾，足見《生日》的感染能力。
近日，中國觀眾終於也能觀看此片，在“影片令人以淚洗面”的總體評價外，當然也有質疑此片平庸、煽情過度的聲音。然而，對世越號事件而言，《生日》其實是一部舉重若輕之作，它講述沉沒事件後，遇難者家屬及幸存者，如何在巨大的傷痛中神思恍惚地繼續生活。
2019迄今評分最高的華語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同樣刻畫了一對失去長子的父母，它與《生日》有諸多相似之處——孩子離世後，父母感情同樣不睦；母親性情大變，父親則相對冷靜；兩位父親都渴望彌合家庭創傷；他們同樣都還剩有一個女兒，同樣去參加遇難者家屬聚會，期望借此修補千瘡百孔的精神世界……
但《我們與惡的距離》擁有更理性、硬核、寬廣的主題，新聞媒體的職業良心、律師行業的道德追問、精神障礙者的社會安置、受害者家屬與施害者家屬的對立關係等，都在它的思索範圍中。
《生日》則不同，“世越號”這幾個字，隻偶爾在片中雲淡風輕地出現，這起令人震驚的災難事件被推遠為一種朦朧卻永不消失的背景，化為空氣中的因子，浸入遇難者家屬及幸存者的日常生活中。
影片開場，剛從越南回到韓國的鄭正日（薛耿求 飾），在妹妹的指引下，找到妻子樸順楠（全度妍 飾）的公寓，他按了門鈴，樸順楠在門內看著丈夫的臉，一言不發地靜止在黑暗中，女兒鄭藝瑟站在她背後，同樣不做聲。
鄭正日又按了幾次門鈴，屋內同樣毫無反應。
這就是災難事件那永恆的“余韻”，凍結了兩人的關係。兩人的長子鄭秀浩在世越號沉沒中遇難，而事件發生時，鄭正日仍在越南，並未立即回到韓國。這是樸順楠擬下離婚協議書的原因。
令樸順楠難以原諒鄭正日的，既有他“身為父親的離場”，也有他“身為男人的離場”。當巨變發生在一個家庭中，家中男人的離場誠然令這個家陷入更深的苦厄，但樸順楠也並非必須依靠男人的女人，她的苦楚在於，丈夫辜負了兒子的期望——
秀浩從小就很男子漢地擔起照顧母親與妹妹的責任，他希望家裡總要有一個具有擔當的男人，而身在越南的鄭正日在秀浩遇難後，也屢次夢見秀浩懇求自己回韓國照顧母親與妹妹。
《生日》便在這樣一種特殊的家庭結構中，通過輕盈靈動的細節，和緩地鋪開遇難者家屬那充滿傷痕並經不起一點刺激的日常生活，而秀浩的生日即將來臨，這正是最大的刺激。一家人要如何在秀浩的生日中劫後重生？
生日來臨之前，這家人的生活幾乎處於完全崩壞的狀態。
首先壞掉的，是兩盞燈，衛生間的燈與門廊感應燈。兩盞燈壞掉的狀態不同，壞掉所代表的意義也截然相反。衛生間的燈完全不亮，所代表的是秀浩遇難後，這個家男性的暫時離場，所以鄭正日一回到韓國，就將衛生間的燈修好，父親接了兒子的班，讓男性回歸到這個家。
感應燈則會在無人出聲的寂靜中，也時而奇怪地閃一下，樸順楠將這種“短暫的閃光”，視為秀浩偶爾對這個家的探望，以彌補男性離場對母親與妹妹的傷害。所以後來鄭正日一並修好了感應燈，秀浩終於可以安心離開。
然後壞掉的，是車。車在駕駛中的聲音不對勁，鄭正日建議換買一輛新車，樸順楠情急之下，將車停靠路邊，質問：“你以為我願意開這輛車？你給我買嗎？”這種質問的本源，依然是對男性離場事實的揭露。
燈、車，這是事物，事物的損壞逐漸延伸到精神與關係的損壞。學校組織的一次課外活動中，女兒藝瑟無論如何不肯下淺海區撿拾貝殼，平時則連浴缸也不敢進，這是“哥哥被淹死”的事實在藝瑟心中投下的陰影。鄭正日因在家庭的災難中缺席，所以無從知曉女兒的這種“精神損壞”，而樸順楠對秀浩的過度祭奠，也導致她與藝瑟的母女關係被損壞——
比如藝瑟看著哥哥的衣服被取出後即變得空空如也的購物袋（“媽媽隻給死去的哥哥買了衣服，而未給還活著的我買”）；
或者晚餐桌上，樸順楠突然情緒失控，粗暴地將藝瑟抱到門外走廊並鎖了門（“你有飯還挑食，你哥哥可連吃飯的機會都沒有了”）。
如此種種，不得不令人想起《我們與惡的距離》中宋喬安劉天晴母女間的緊張關係，而樸順楠與宋喬安又具有基於女性情感特質的共同之處，即面對喪子事實的“鴕鳥心態”：她們不輕易進兒子的房間，不願接觸任何與兒子遇難事件相關的信息，更不會去與遇難場景相似的任何地方。
相比宋喬安，樸順楠則更趨於感性。她會購買時下最流行的男式青春外套，回來套在兒子的襯衫外，也會在看到小區男孩放學歸家時，十分少女地從窗口跳回沙發——
關燈，躺下，閉眼，微笑地幻想聽到輸入門鎖密碼的聲音，身體在緊張的顫動起伏中，感受到進門的兒子突然傾身到沙發上，調皮地大喊：“樸順楠女士，我知道你沒睡，我在外面看到你關燈了”——
然後她會質問兒子：“咦，你抽煙了嗎？身上一股味兒……”
一整套流暢並充滿動作與語氣細節的幻想中，廊燈突然亮起。她進到兒子的房間，嚎啕大哭。
母親精神的損壞與整個社區環境的損壞，都被這場哭泣衝刷到觀眾眼前——對家庭幾乎一無所知的回歸男性鄭正日，此時借鄰居的吩咐才明白，妻子樸順楠患有精神疾病，需每日服藥，而樸順楠漫無休止的哭泣，則使整個社區都處於一種緊張、喧囂、巨大的悲傷之中。
要走出悲傷，必須摧毀或直面為悲傷所構築的空間。
一部電影必然會為自己的主題構築空間，如意大利導演南尼·莫萊蒂2001坎城金棕櫚獲獎電影同樣講述喪子之痛，便直接以片名點明電影空間，即《兒子的房間》。
《生日》中，除“兒子的房間”外，遇難者家屬還要求校方保留遇難學生的教室允為永遠的紀念，謂之“記憶教室”，它同《我們與惡的距離》中宋喬安的電影院一樣（其子劉天彥因“無差別殺人案”在電影院遇難），是越逃避便越醒目的刺激性空間，唯有直面，才能令之後的人生免於被這種空間吞噬。
而遇難者家屬所要面對的，遠不只“悲傷”這一件事，《生日》借“補償金”一事，還點到為止觸及了一個更深刻的命題：當遇難者家屬之間的利益出現分化，災難事件後的心理重建會否變質？家屬團體中，有位“寶琳的母親”，因查出癌症，故而接受了補償金，整個團體便隱約分化為兩個派別，一派“委屈”地認為接受補償也未嘗不可，另一派則“高傲”地堅持要追尋事件真相。
遇難者家屬之間，因此便隱約產生一種令人心酸的道德綁架：拒絕補償者站在高地，接受者則處於低點。無所謂誰對誰錯，只不過條件、環境甚至立場的差異在最初的極致悲傷退潮後，終於慢慢顯現了而已。
而暫時性掩蓋這種差異的又一波悲傷浪湧，則在秀浩的生日聚會上來臨。
1997年5月14日 一位天使來到我們身邊
以此開場，溫柔的鋼琴樂中，秀浩短暫的一生在房間中的幻燈片上緩緩展現。這場生日聚會，幾乎具有前所未有的催淚力量。
在這樣一部弱化懸念的家庭片中，生日成為唯一懸念，如同觀眾期待李滄東《詩》中最終會出現一首怎樣的詩，《生日》中的“生日”，必須具備十分飽滿的情緒，而導演李鍾言在此製造了一場韓影中難得一見的“群哭戲”。
這次生日的劇情功能，在於拚湊與釋放。魯迅先生有句名言，“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出自《再論雷峰塔的倒掉》），《生日》則將這句話反過來——把那些被世越號沉沒所毀滅成的碎片拾起，重新拚湊成一個完整、有價值的人，所拚出的人越美好，悲劇的力量便越強烈。
影片先通過幻燈片縱向拚出秀浩的一生：出生、學走路、幫媽媽做飯、理想從警察到消防員到參加奧運會再到摩托車賽車手，在這過程中，秀浩樂觀開朗、好奇心強、疼愛家人等品質也被一一展現。
然後再通過現場朋友親人的往事分享，橫向拚出秀浩為人處世的溫暖與擔當。
一位叫金宰賢的年輕人以“在大風怒號的台風天想起秀浩”為主題，分享了秀浩與自己在台風天漫步街上的往事，招牌都掉下來了，垃圾箱都在天上飛，什麽想法都沒有的一直走；
另一位穿淺綠毛衣的男同學讀了自己寫給秀浩的信，從“致秀浩”開始，寫到“你的一切我都知道，我的一切你也知道”，再到“我偶爾會想，我們的回憶會不會是我自己捏造的，但我人生的七年，被你填得滿滿當當毫無縫隙”，最後，他寫出了最動人的“情話”——
我不會跟你道別，只是在下次，在下次說話之前暫時停一下而已
還有一位幸存的女生，在哭泣中講述了秀浩如何將逃學生機會讓給自己，“我上去以後回頭，沒有人（秀浩），一個浪卻打了過來”……
由這種種，一個在悲劇之中被毀滅的優秀男孩漸漸豐滿立體，縱橫雙向的拚湊中，所有生者得以在這樣一個緬懷的空間中，盡情釋放自己的情緒。高潮，則誕生於一位詩人寫給秀浩的一首詩中。
這首詩對秀浩的父母鄭正日、樸順楠而言，具有致命的情感衝擊力。因為詩中秀浩愈是體慰父母，鄭正日、樸順楠便愈是感到自己身為父母的失職——罹難前，秀浩通過聊天軟體一遍遍呼喚母親，但樸順楠沒有接聽，罹難後，樸順楠會夜夜在淚水中翻讀這最後的聊天記錄；
鄭正日則通過一次招聘，為觀眾揭曉，自己離場的三年，原來是因為工作關係被囚禁在越南的監獄裡。
此時，我們可以充分體會薛耿求、全度妍兩位演員卓越的演技。美國影評人安·霍納迪在《如何聊電影》一書中，講過流傳在戲劇圈的一個故事：演員艾爾弗雷德·倫特向他的妻子琳恩·方坦訴苦，說他有一場讓人上茶的戲原本能逗得大家捧腹大笑，結果卻沒有人笑。方坦聽後回答說：“那是因為你要的是笑聲，而不是茶水。”
哭與笑同理。薛耿求、全度妍在生日詩中失聲痛哭，觀眾之所以會隨之哭泣，是因為在這部被台灣譯為《沒有你的生日》的電影中，他們要的不是哭聲，而是“有你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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