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石定果：紀念我的舅母楊絳先生

紀念我的舅母楊絳先生

文 | 石定果

楊絳先生是我的大舅母。我父母一直跟外公外婆同住，我小時候，大舅母和大舅舅從北京到武漢省親，我聽外公外婆稱呼她為“季康”。後來在母親的藏書中，我發現了大舅母早年所贈的譯著《小癩子》和劇本《弄真成假》《稱心如意》，扉頁上她給“霞妹”（母親叫錢鍾霞）題詞的落款也是“季康”，而封面印著的作者卻是“楊絳”，我就糊塗了。母親解釋道，“季康”是本名，“楊絳”是筆名，“絳”是“季康”的切音。懷著好奇，我很快讀完了這幾本書（說實話當時太幼稚，似懂非懂），由此我知道，大舅母是事業有成的知識女性，不像我外婆、母親以及周圍諸位教授的夫人們一樣，隻做師母，主家政。

我對大舅母最初的印象就是她的“柔”——體態纖弱，舉止嫻靜，語調溫婉，面帶微笑，這印象如此清晰地保留至今。的確，大舅母始終保持著優雅的教養，“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當我成年之後，漸漸領悟，大舅母絕不止於柔，在面對人生一切苦厄時，她是何等之剛。她瘦小的身軀擁有強大的氣場，總是那麽從容淡定。

其實，寵辱不驚，得喪若一，知足知止，這便是大舅舅、大舅母、錢瑗表姐“我們仨”共同秉持的處世態度。他們相依相伴，分擔艱困，分享歡欣，終於挺過了十年浩劫。他們工作忙碌，生活簡單，精神充實，其樂也融融，直到大舅舅和錢瑗表姐重病不治。大舅母奔波於兩處醫院，身心俱疲，卻毫無怨尤，她竭盡全力照應和撫慰丈夫與女兒，使他們能安詳地離去。她堅定地踐行了“我們仨”不留骨灰的約定，這不是短於情或悖於理，而是對生死這個終極問題最透徹的參悟。

大舅母沒有參加錢瑗的告別儀式，她承受不了那份悲愴。我和丈夫從八寶山趕往大舅母家，一進門，她就抱住我哭泣，哀痛得無法自抑，隨後細細詢問我們她親愛的女兒的最後儀容，包括神態、髮型、衣著，我們一一作答。她說：“白絲巾和那件春裝，是錢瑗最喜歡的。那雙鞋我替她試過了，很軟和很舒服的。”我們聞言泣下，綿長的母愛深藏在她的心底。我們告訴大舅母，學生們列隊致敬，每人手執一枝菊花，輕輕擺放在錢瑗身上。大舅母再度拭淚，為女兒受到的愛戴而欣慰。

大舅舅去世後，大舅母為了排解強烈的哀慟，著手進行柏拉圖《斐多》一書的翻譯，她伏案一年殺青。這是蘇格拉底在獄中飲鴆之前，與弟子們就何謂正義與不朽而展開的對話，內容廣泛深奧，風格則接近語體文。大舅母跟我們談到過，要力求信達雅，她常常反覆推敲，用哪個字眼更貼切，有時還借助古白話。這部高水準的譯著出版備份受學界推崇，大舅母以此作為對丈夫最深摯的紀念。

十多年來，大舅母主要做了如下幾方面的事：

向母校清華大學捐贈大舅舅及她的全部稿酬版稅，設立“好讀書獎學金”；

整理大舅舅的手稿與讀書筆記，陸續出版；

通過法律手段，嚴正維護大舅舅、她自己和錢瑗表姐的著作權和隱私權；

筆耕不輟，寫作散文、小說、回憶錄等，相繼出版了《楊絳文集》和《楊絳全集》。

大舅母是代表“我們仨”來完成這一切的。她責無旁貸，不憚煩勞，燃盡了自己最後的光和熱，為國家為社會留下了寶貴的文化財富。

楊絳百歲之後仍習字不斷

大舅母每天堅持健身活動，做八段錦，走步，寫毛筆字，以保證有充足的精力來工作。她思維一直敏銳，但衰老畢竟是不可逆轉的，近年數度入住醫院。大舅母坦然地走到人生邊上，回望既往，靜待歸宿。她預先確立了財產悉數捐贈的遺囑，並預先擬訂了簡略的訃告，重申夙願，放棄無效搶救，不辦喪事，不留骨灰，不驚擾大眾。今年5月初，大舅母又一次住院時，她清醒地說：“我要做的事都做完了，沒有什麽遺憾了，再活下去就是苦了……”

大舅母起靈之際，我們向她三鞠躬，她安臥在鮮花叢中，面容一如生前，端莊而恬靜。我初識大舅母，她就是這樣的端莊恬靜，令我倍感親切慈祥。“文革”動亂，經歷種種磨難，她依然不改端莊恬靜的風度。1966年8月24日下午，學部造反派在吉祥戲院開批鬥會，通知北大中文系學生參加，我們遂被組織前往，現場眾多“黑幫分子”“反動權威”逐一被揪上台，掛牌示眾，大舅母和大舅舅亦在其間，他們並沒有驚慌失措，我看到大舅母臉上還是那端莊恬靜的表情。事後我去幹面胡同15號探望他們，已經抄了家，兩間房被封掉，沙發書櫃也都貼了封條，大舅母告訴我他們每天挨鬥的日程，包括食堂開飯時要敲鑼繞場自報“我是某某”；我聽罷深感羞憤，她卻只是淡然敘述，並未動怒。他們從五七乾校返京後，我和丈夫帶著兩歲的女兒曾去看望，當時二老因被“摻沙子”同居的強鄰所逼，無處安身，就在錢瑗就職的北師大借住，他們不以為苦，隻慶幸“我們仨”終得以團聚，大舅母仍舊端莊恬靜地微笑。20世紀80年代起，大舅舅大舅母開始聞達於社會，聲名竟然由學術界擴散到民間。但他們不為所動，一以貫之地繼續原來的平靜工作與生活，頭上的光環與己無關，門外的繁華與己無關。此時他們總算可以安居樂業，在三裡河南沙溝有了居所，各自一張書桌臨窗擺放。無論什麽時候去，都見大舅舅大舅母坐在桌前，談笑間，大舅舅率真幽默，大舅母端莊恬靜。

大舅母永遠地走了，享年一百有五，是我們最高壽的一位長輩，其他諸位長輩都早已仙逝。大舅母經常引用《莊子·天地》中“壽則多辱”一語，她看重生命的尊嚴。大舅母，您的生命是有尊嚴的，因為您有洞明世事的睿智，您有摒棄名利的曠達，您有擔當責任的勇敢，您有恪守原則的正直。坐在您身邊，聽您娓娓道往事講掌故，看您懸肘練書法，您還有精準演示八段錦的功夫，跟我們掰腕子真的贏了……這些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您從不疾言厲色教訓晚輩，更沒有灌輸過勵志雞湯，但您的人格，您的成就，我們銘記在心。

大舅母，我們愛您，敬您，想念您！

2016年8月

（作者石定果為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全國政協委員，本文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楊絳：永遠的女先生》）

《楊絳：永遠的女先生》系我社新近編選的“楊絳紀念文集”，全書選收文章46篇，近30萬字。這當中既有社科院前兩任院長李鐵映和陳奎元的文章，也有文化界名人、普通讀者和先生的親朋好友對她的追思和懷念。文章從各個不同角度記述了先生平凡而偉大的一生。書中所附數十幅圖片，大多為首次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