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風影
關於1962年對印反擊戰，到底是誰在幕後指揮的問題，坊間有各種說法，主要有林、劉、葉、羅等版本。其中，劉伯承以什麽身份參與指揮，參與的程度有多深，頗讓人們好奇，本文略作介紹。
“軍神”劉伯承為戰而生，新中國成立前，一直在征戰，功勳赫赫。新中國成立後，劉帥有較多時間在辦校，默默耕耘，育人無數，對我軍建設發展影響深遠。相較於其他老帥，他離廟堂稍遠，也不像戰爭年代那樣統兵一方。對印反擊戰發生的前後幾年，他也沒有在聚光燈的高光核心處，因而較少有人知道他的中印戰爭中的重大作用。
1959年9月，軍委成立戰略小組，劉伯承被任命為組長，徐向前為副組長。戰略小組辦公室主任由副總長楊成武兼任。
這個戰略小組，並不是權力行使機關，更多的是行使顧問職能，用現在的話說，更像智囊團。在此期間，劉伯承本人多次說，自己是一名“殘廢軍人”，是“編外參謀”，所提建議，“僅供軍委和各總部決策時參考”。
但是！如此德高望重、戰功赫赫的開國元勳放在一個小組，怎麽可能是“編外參謀”？他的意見，怎麽可能只是“參考”？在這一特殊的崗位上，劉伯承夙興夜寐，為國防建設特別是戰備工作操勞。他深入部隊調查研究，實事求分析問題，給高層撰寫了眾多重要的報告。從世界戰略形勢，到未來反侵略戰爭的戰場準備；從武器的研製、鐵路的修築，到戰士負荷的減輕，他一系列深思熟慮、遠見卓識的建議，無一例外受到特別的重視，真接進入了決策，促進了國防建設特別是戰備建設，這也為他參與指揮1962年中印戰爭埋下了伏筆。
從劉伯承擔任戰略小組組長的1959年開始，中印戰爭就已經在醞釀了。1959年夏秋之際，印度開始不斷襲擾侵略佔我境，製造流血事件，局勢變得緊張。中方一忍再忍，但印度反而得寸進尺、變本加厲。在忍無可忍、退無可退的情況下，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的大幕拉開。
1962年5月，劉伯承作出明確判斷：“中印邊境的衝突勢必發展成為一場相當規模的邊境戰爭。”他認為，“這個仗非打勝不可。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越多越好。這樣才能使我們及早從這個方向騰出手來，對付主要敵人（美蘇）”。
根據西藏高原特殊的地理條件和二野麾下18軍進藏的經驗，劉伯承最擔心的是部隊後勤供應和道路問題。他對總後負責人說：“看印度最近的態勢，後勤工作要有充分準備。去西藏有康藏、青藏、新藏三條路，康藏路和青藏路戰略意義重大。”又說：“後方基地要注意隱蔽，要鑽溝，要挖洞，要偽裝，防止敵人對我後方基地實施空襲。”
1962年10月10日至17日，針對印軍不斷進犯，劉伯承又多次提出具體意見。他要求任務部隊要抓緊戰前訓練，熟悉地形道路，“要用夜行曉襲、出敵不意戰術，集中優勢，首先擊毀敵人的要害（如指揮中樞或主要集團等）”“全部文章要作在‘速戰速決’四個字上，切忌力量分散”。
10月18日至19日，劉伯承專門對新疆部隊的作戰提出重要指導意見：“如何才能達到徹底、乾淨、全部殲滅敵人……要想辦法把敵人分散開打。我很擔心的是啃骨頭……戰術不是死的東西，土辦法能打勝仗，就是好戰術。”
10月20日，自衛反擊作戰同時在中印邊境東、西兩段發起。在東段，實施主要突擊的右翼部隊，迅速攻克了槍等、卡龍、扯冬等地；左翼助攻部隊密切配合，相繼攻下沙則、仲昆橋，同時迂回至章多。至當天下午，印軍大部被殲，一部潰逃。
之後，我軍兵分5路，乘勝追擊，直取達旺。各地印軍倉皇向達旺河以南逃去。昌都、林芝、山南的邊防部隊，也向當面入侵印軍實施反擊，先後拔除了呷林公、林卡、拉木多等地印軍侵略據點，進佔了易古通、哥裡西娘等地。
在西段，新疆邊防部隊對加勒萬河谷、紅山頭的入侵印軍實施反擊，經1小時激戰，全殲守敵。接著又乘勝擴大戰果，掃除了班公湖兩岸及其以北地區的印軍據點。
第一階段自衛反擊作戰勝利結束。東段，我軍越過麥克馬洪線，進駐達旺，全殲印軍第七旅，俘虜第七旅旅長達爾維準將。在西段，共清除印軍侵略據點37個。
【印軍第七旅旅長達爾維準將（中），是1962年對印邊境反擊戰中我軍俘虜的最高指揮官，被俘後受到我軍優待，每周兩條煙、半斤水果糖，還安排到上海旅遊，遣返回國後官升兩級。戰敗待遇這麽好，他被俘時笑容燦爛也就不奇怪了】
10月24日，中方發表聲明，提出停止衝突、重開談判、和平解決邊界爭端三項建議，部隊停止追擊，就地休整。
劉伯承看到第一階段作戰的捷報後，十分高興。他判斷印軍不會善罷甘休，仗還會繼續打，便抓緊時間閱讀資料，對照地圖研究戰事發展趨向。他打電話給總參，詢問參戰部隊休整情況、當面印軍動向、印軍反撲可能使用的兵力、戰區交通狀況、哪些河流能通航等。他要求總參告訴前線部隊：
“通向前面的道路要急速加修。立即組織專人調查所控制地區內的地形、道路和居民點情況，部隊到哪裡，哪裡的情況就要搞清楚、弄準確，兵要地理的問題不能忽視。這一點搞不好，就等於失去了作戰指揮。”
劉伯承重視地形和道路問題，主要是為了確保運輸暢通和後勤補給跟得上。為此，他再次關切地指出：“印軍後縮，運輸條件比以前好了，而我們運輸補給要困難一些，印軍可能用空軍封鎖我們，應預先做好防護準備。”“有些同志往往把後方補給作為第二等工作去處理。其實，打仗首先要考慮到用、吃、穿。”
他總結了第一階段反擊作戰的經驗，反覆向部隊強調：“山地戰要避免正面硬頂。有三條經驗值得注意：一是只要有道路迂回，即使多走一些路，也在所不惜。二是無路可行，也可以利用山溝（兩山脊間的窪地）插進去，一般山地沿山溝運動，最終是能夠翻過山梁的。三是順山背夾背而進，相互策應。沿河流攻擊應由兩岸並進，不要只顧一面而遇到敵人的側擊。如必須正面攻擊時，就要堅持勇猛地打出去。‘狹路相逢勇者勝’，這時候就不能有絲毫猶豫。”
11月中旬，印軍果然調集更多的兵力、兵器，準備繼續向中國軍隊進攻，並置重點於中印邊境東段。為了遏製我軍的正面反攻，印軍在西藏山南地區的西山口一帶作了前重後輕式的分段部署，形成外線較強、側後較弱的配置。這個特點一下子讓劉伯承抓住了，他指出：“照我看，目前敵人的配置，東段敵人兵力的重點在西山口、邦迪拉方向，該敵配置特點是：銅頭、錫尾、背緊、腹松……從西北向東南擺成一字長蛇陣對我組織防禦。在西山口方向，敵人左翼就是它的肚子，從這裡開刀，要比砍背容易些。”
他要求部隊采取迂回包圍的戰法來加以對付，說：“分進合擊是軍事原則，是一個重要的戰法；正面攻擊和迂回部隊，遠距離迂回和近距離包圍迂回的部隊，這個方向和那個方向的部隊，步兵和炮兵等，都要切實協調一致地動作。”
關於炮兵的使用，劉伯承給予詳盡的指導：現在炮兵基本上是集中使用的，部署是前輕後重，這多半是由於地形上的關係。集中指揮的炮兵群，要向步兵團、營甚至連，派出通訊班或聯絡員或代表，步兵可以通過他們對炮兵提出要求，炮兵也可以通過他們指示射擊的具體目標。這樣既不會誤傷自己，也可以有效地支援步兵。總之，山地戰步炮如何配合好，協調緊密，要多想些辦法，不要再發生誤傷。
他特別交待部隊指揮員：“一是道路，作專門調查，抓好這一點就抓住關鍵；二是統一的時間、計劃都有，要確保其實施，還應采取一些相應的措施，對影響部隊開進和運動的各種因素，事先都要做好仔細的考慮；三是各方向的部隊要有獨立作戰能力。這幾點搞好了，分進合擊就有把握。”
劉伯承還考慮到了防空問題，交待要注意兩個方面，即防空襲和防空降，“在現有條件下，應將兩者結合起來。有些山埡口，如果敵人空降佔領，也會引起很大麻煩”。
劉伯承身在北京，心在前線，幾乎把作戰部隊可能遇到的所有問題都想到了，而且提出了一連串切實可行的對策，可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11月14日和16日，印軍再次發動進攻。11月16日，我軍堅決還擊，自衛反擊作戰第二階段的戰鬥打響了。
在東段西山口方向，根據劉伯承“打頭、擊背、剖腹、切尾”的指示，我軍采取鉗製正面，夾擊兩翼和迂回腹背的戰術，一舉形成對印軍的合擊態勢。18日，發起總攻，先後攻佔西山口、申隔宗、略馬東、德讓宗、邦迪拉等地，擊斃印軍第62旅旅長辛格準將。在東段的另一方向瓦弄地區，邊防部隊主力同日晚，直插印軍縱深，拔除了他們的據點，把他們趕得一路南逃。21日，逼近了中印邊界傳統習慣線。山南、林芝邊防分隊順勢進擊，很快到達了預定地區。
在西段，新疆邊防部隊拔除了班公湖地區入侵印軍殘存的6個據點，並將印軍趕回到傳統習慣線印方一側。
11月21日，中方發表聲明，決定在中印邊境全線停火，並從l2月1日開始主動回撤，部隊奉命將作戰中繳獲的大批武器、車輛及其他軍用物資，全部交還給了印度，並釋放了全部被俘人員。
直到這場戰爭完全結束，劉伯承緊繃的神經才松下來。這一年，這位老將已經70歲。可以說，這是軍神的最後一仗。
劉伯承在軍委戰略小組這一崗位上發光發熱，一直持續到1966年特殊十年開始，戰略小組辦公室撤銷，小組名存實亡，實際中止了工作。此後，劉伯承一方面不再擔任實質性的工作，另一方面身體大不如前，特別是僅剩的左眼視力嚴重下降，甚至到了失明的邊緣。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依然心心念念要強我國防，以傷殘之軀，協助陳、葉、徐、聶等老帥的工作，忠心耿耿，光照千秋。
參考文獻：《劉伯承傳》《劉伯承軍事文選》《劉伯承元帥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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