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見君子”：憶與賀友直先生的忘年交往

雖然賀友直先生離開已有兩年，但他的作品和生前的點滴卻一直被人惦念。在先生辭世兩周年之際，“澎湃新聞·藝術評論”（www.thepaper.cn）特刊發相關紀念文章。本文作者回憶了與賀友直先生及其家人的交往，從浙江美術館2013年舉行的“‘談情說愛’——賀友直藝術展”的籌備開始講述賀友直先生一家的幽默和直率，正如賀友直先生所寫的“既見君子”。

一

認識賀友直先生之前，先認識他的女兒賀小珠、女婿張海天。

記得浙江美術館開館不久，我向當時的馬鋒輝館長建議征集賀友直先生的作品，說賀老是我從小就敬仰的大畫家，他是寧波北侖人。馬館長說他與張海天是浦江同鄉，還與他們夫婦是好朋友。浦江禮張村人傑地靈，出了張書旂、張振鐸、張書簡等十幾位畫家，是名副其實的“畫家村”，張海天也是其中一位。他的父親張世恩是中共的老人，前幾年逝世了。海天夫婦每年都選時間回到這裡度假。

2012年5月的一天，張海天、賀小珠夫婦回老家，王犁在浦江的朋友石棟邀他和我去禮張海天的老宅做客。王犁是他們的老友，我是第一次見。我坦言認識他們的目的是為了認識賀友直先生。賀小珠晚宴燒了一桌菜接待我們，席中一直是賀小珠在說話，半百的人了，卻天真、幽默而直率，話題幾乎都是圍繞得她的父親。雖是初見，張海天的溫和、賀小珠的真率，使我們相見恨晚。張海天說小珠從外貌到個性完全缽承了她的父親。

通過賀小珠的介紹，大略了解賀老是怎樣的一個人。她說父親不願意輕易接觸生人，老人每天晚飯後有散步的習慣。上海作協離他的家近，一次路過偶遇吳亮，吳亮上前招呼：“您是賀先生吧？”老人擺手：“對不起，我不認識你。”目不斜視便過去了。這樣的例子很多，小珠說不知要替人解釋過多少次。記得北京《讀庫》張立憲寫過文章，說是電話向賀老約稿，未曾開口，也是一句“我不認識你”便將電話擱了，還好老五執著，不斷給他寄《讀庫》，一來二往才終於采訪上老人。其實，賀老也是多情善感的人。詩人王寅曾有過一次與他的訪談。訪談中他對“文革”中貼過老友劉旦宅大字報事一直耿耿於懷，不能自諒，每次談起便淚水盈眶。“文革”結束後，他總感無顏見劉。一次劉旦宅舉辦畫展，命兒子邀賀友直，一句“賀伯伯”的招呼，令他嚎啕大哭。這麽多年過去了，他經常逢人要提起這件事，一直在自責，每次都會落淚。其實，“文革”中互相寫寫大字報，在那個時代很普遍。比起很多那個時代過來的文化人，忌諱自己文革中的作為，甚至掩蓋事實，堅決否認的做法，賀友直表現的是磊磊君子的人性之光，讓人尊敬。

海天與小珠，是那種一見面便宛如老友的人。從禮張之後，我們之間時有通電話。電話那邊，通常多是小珠熱情的笑語，每次基本都會告訴我賀老的近況。記得隨後他們回浦江過春節，還給我帶來了賀老在春節那一天為我簽名的連環畫《山鄉巨變》和《賀友直說畫》兩書。賀先生年九十有二了，字端莊有力，還蓋了印章。這是一份珍貴的禮物。

二

我有一個願望，希望浙江美術館能征集到賀友直的作品。馬鋒輝館長說，我們先給賀老辦個展覽吧。2013年“五一”節中，馬館長與我及其他同事去上海拜訪賀先生，商議展覽事。馬館長說他喜歡老酒，一路拎一壇黃酒去上海巨鹿路695弄賀老的寓所。

在賀老生活幾十年的老屋裡，他的生活每天幾乎一樣的規律。8時起床，早點親自烹的面條，吃了早餐後，就在蝸居裡開始畫畫，一直畫到11時，出來問夫人：“我可以收工了吧？”午覺要睡到下午3時，起床寫信，去郵局領稿費、寄信兼散步。途中有陌生人向他打招呼，他一概冷面回答：“我不認識你！”但也會與街坊親切的寒暄。晚飯後，看一會電視後睡覺。每餐都要喝黃酒，過去每餐一瓶，近年改每餐半瓶。

一進他小小的畫室，兩三人便塞滿了，張海天向他介紹馬館長。馬鋒輝說：“我們特地從杭州來看您。”老人伸過臉來說：“好，看過了，可以了吧！”馬館長連忙稱是專門來征求在浙江美術館舉辦畫展的意見。“展覽你們辦，我不參與，征求我的意見，我沒有。”他說一輩子最怕麻煩，複雜事情簡單處理。場面一時有一點尷尬，師母插話說：“少不正經！”拉他出來。

賀老從裡間出來，到客廳見我們，臉繃著，長長的壽眉一上一下，目光如炬，對來人個個巡視一遍。客人的恭敬與老人的嚴肅，形成了一個頗為喜感的場面，有一點冷幽默，第一次接觸還真不知道怎麽接招。馬館長向他介紹展覽準備情況，慢慢引出了他的話來。他說前次為上海展覽寫了一篇小文，題目《談情說愛》，意思是表達他這一輩子對連環畫的感情。看得出來，他對這個容易讓人誤會和聯想的詞有一點得意。馬館長會意，接口建議這次展覽就用這個題目如何？老人不答，露出得意的笑靨。

賀老早年創作的連環畫作品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所有，後期的作品悉數捐給了上海美術館。我們計劃這次展覽向兩家部門借，由浙江美術館與上海人美、上海美術館共同作為主辦部門。由於歷史原因，他早年創作的連環畫原稿歸他的老部門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所有，對此他深感無奈，也頗耿耿於懷。他調侃說：“上海人美如不提供原作，就不要讓他們參與主辦。展出作品下面就標明‘上海人民美術館出版社佔有’。如果讓他們發現，你們就說是字打錯了，原應該是‘所有’的，落了一半。”大家都笑開。

我們討論展覽開幕的時間，恰夫人過客廳，插一句話說：“13日、14日開幕不好，不吉利。”賀老臉色故作深沉狀，待夫人出房間，冷不丁說了句：“我最怕是后宮參政。”我們大笑。賀小珠一直躲在父親背後的門邊，靜靜聽著。賀老不時斜眼瞄身後，每瞄一次，小珠便如小孩一樣退後一步，做個鬼臉。馬館長邀小珠作展覽的特約策展人，我們喊她“小珠老師”。賀老指著小珠說：“她還小珠老師呢，狗屁老師！”小珠只是陪笑。

間有電話來，小珠接，說是有熟人找賀老。老人站起來接電話，一邊說：“麻煩，煩死了！”電話聽了一半，他就對那頭喊：“我從沒臨過字帖，我不會寫字，再見！”馬館長連忙說：“‘談情說愛’四個字可還是要您老親自寫哦。”老人落座，笑笑點頭。我說：“先生當年在中央美院講課很有影響，展覽時您老也做個講座？”看來我拍對了馬屁，他立馬滿臉春風，說自己沒什麽文化卻做了教授。前不久，一所大學請他作講座，談文化產業，他對文化產業化頗有微辭，說：“文化建設重要不在建了多少劇院，而是有沒有好劇本、好演員。”他慢慢來了興致，話題也輕鬆了起來，他說：“前不久，韓羽寄來他的新著《楊貴妃撒嬌》，我給他寫信，告訴他，我好好消受。” 小珠附我耳：“老爺子說得高興，話就沒有遮攔了。”

我們擔心影響他休息，勸他回屋。他說：“你們如果覺得我礙事，我就回宮。”我們連忙稱絕無此意。恰時，汪大剛來商量展覽拓展事，他是賀老好友畫家汪觀清的兒子，賀老對他特別信任。老人迎於樓梯口，對我們說：“你們注意了，此人極可怕，像一頭雄獅，可別嚇著你們。”汪大剛進來，果然長須長髮，如蒼松老柏。

這樣愉快的談話直至中午，賀夫人一直在廚房忙乎燒菜做飯。賀老的客廳兼作餐廳，一張小飯桌顯然容不下一屋的客人，海天夫婦在附近的一家老餐廳，請我們吃了一頓精致的中飯。

三

浙江美術館要給賀老做一個最好的展覽。

從上海回來後，我和同事們多次召開賀友直展覽“神仙會”。大家集思廣益，對展覽的學術定位、展覽結構、展覽方式和教育推廣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討。展覽分“時代線描”“紙上做戲”“塵世紀趣”三個版塊。賀友直以為連環畫就像是一出戲，需通過豐富而完整的情節來表達主題和塑造形象，“戲做足了，就好看了”。他筆下的人物刻畫精準，情節處理絕妙，在看似不經意處，做足了戲，常常讓讀者會心一笑。他說，一個連環畫作者，在創作時既是“導演”，也是“演員”，又兼“美工”。《山鄉巨變》《李雙雙》《朝陽溝》《小二黑結婚》《十五貫》《白光》人物形象無不活靈活現，每個情節精心刻劃，讓人記憶深刻。晚年的作品都帶有漫畫色彩的幽默，處處融入他的處世觀點，一個個充滿“賀家調”風趣特質的藝術形象躍然紙上。他的筆下處處詮釋著他的處世態度：簡單。這是人生至境，是大徹大悟，是最大快樂。我們在讀他作品的笑聲中發人深思，他的作品表達了一個簡單通達、風趣可愛的人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2013年6月12日，由浙江美術館主辦的賀友直藝術展開幕。開幕式上，台上長官嘉賓的發言依舊官樣套路，最後賀老說了一通最不像答謝辭的“答謝辭”。他說：“我老了，耳朵不靈了，前面嘉賓的發言一概聽不清。辦這樣規模的展覽，不是我畫的特別好，是因為比我畫的好的畫家一個個都死了。”又說：“大家來看畫展，最好多說好話，不必提意見，提也白提，這麽大年齡了，來不及改了。” 他的話中會偶而插個英語單詞，俏皮的表情與語言引爆全場的笑聲、掌聲。

中國美術學院院長許江陪同他一起看展覽，一再表示是他的粉絲，要求賀老在送他的連環畫上題“贈許江老粉絲”。接受記者采訪時，賀小珠說，來的都是美女記者，賀老立馬一臉莊嚴瞪她。記者問：“為何這個展覽叫談情說愛？”他凝固起嚴肅的表情，略停片刻，一本正經地說：“我是很正經的人，你別想歪了。我女兒在這，話馬上就會傳到夫人那裡。”記者一下適應不了老人的冷幽默，場面一時尷尬，不知如何接話好。

展覽開幕後，賀老興致勃勃在展廳為觀眾做了一場講座，不時引發大家的歡笑，老人秀足了場面。從他的笑靨中，看得出這個展覽的策劃布置讓他感到滿意，觀眾也特別多，我們都松了一口氣。

在展覽期間，我認真看了展廳播放的賀老專題片。這個片子拍得很生活，老人的豁達、輕鬆、樂觀、溫情都在一個個鏡頭中表現出來。一個與夫人吃飯的場景，歡快的講話間，他忽轉臉親了一下夫人的臉頰，夫人似乎並不意外，一副像是習慣了的表情。我看著忍不住笑出聲來，從這些的場面捕捉中，我進一步了解他是個怎樣的一個人。

賀小珠給我看她寫的文章《我眼裡的爹爹》，寫得樸素而感人。在她的筆下，父親更多的不是一個藝術家，而是一個明明白白的平凡人，是一個外冷內熱、踏實自足的父親形象。她寫到：“以前總感覺爹爹對我們很冷，缺乏親情。隨著年齡漸漸大起來，自己也是做父母的人了。對爹爹也越來越理解了，他給我們‘隨風入夜，潤物無聲’的愛，是在他的內心深處。”

四

2013年9月，我接到賀小珠電話，她說父親最近完成54余件“走街穿巷憶舊事”系列作品的創作，將於28日在上海舉辦展覽，這批作品有意要捐贈給浙江美術館。小珠說：“為了完成這些作品，今年夏天高溫，老人在酒店公寓住了將近兩個月。作品完成後，覺得有點力不從心，說是再也畫不動那麽多幅的作品了。”小珠感到心痛，老爸真的是老了！

我們去上海看展覽，由於展覽條件的限制，展出的是複製品，並不是原作。賀友直的白描很有特色，人稱“賀家樣”。我讀過他自述習藝的經歷，線條深受陳老蓮的影響。早期連環畫白描線條流暢細膩，晚期多作風俗畫，線條多了一份拙樸老辣，與畫面的幽默氛圍渾然一體。他沒有上過正規的學院訓練，卻是中國最高美術學府裡教授連環畫的第一人。在他的身上有很多的傳奇，這些傳奇卻又簡單無華。他的藝術來自他的執著與勤奮，來自他對工作與生活達觀的態度，這是學院所不能培訓的，他是一個真正明白自己的人。

有一次，我陪同賀小珠夫婦參觀敦煌藝術展，小珠講起父親去敦煌的往事。為了能學習更好的壁畫，他“賄賂”管理員一幅畫，管理員給他一大把洞窟的鑰匙，對他說：“你挑藍色的鑰匙去開洞窟門，是特別好的洞窟，一般不對外開放。”賀友直進窟臨摹，窟內很暗，須開門借光，時間很緊，就以麵包充饑，蹲著趴著，片刻不敢停，臨了一大冊。這些臨摹的作品，後來捐贈給了上海美術館。

賀小珠的回憶文章生動記錄賀老的工作狀態：“父親退休前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工作。部門離家很近，走路大概不到十分鐘。我們從來就知道爸爸很忙，他不僅在部門畫畫，很多時間還要帶回家畫，有時候到很晚他還沒回來，家裡等著他吃飯，媽媽會派我們去部門找他。一個很大的辦公室，見他一個人在辦公室靜靜地伏案作畫。他在家畫畫的時候我們都要識相地不能發聲，大房間窗邊的寫字桌上一盞台燈亮著，他在寫字台上工作。我們五個都擠在小房間，如果偶爾有事需要進大房間都得躡手躡腳進去，生怕驚擾了他。儘管這樣，見有人進去，爸爸還是會抬起頭，停住筆，用他那特別亮和有神的大眼盯著你，盯得你汗毛直豎，那眼睛一直跟著你的腳步直到你退出房間，以後你再不會敢跨進房。爸爸的大眼在他們那一輩老連環家中是有名的，記得一次去社裡替爸爸領工資，爸爸的老朋友們跟他開玩笑，包錢用的是一張卡紙，上面畫了兩隻大大的布滿血絲的‘彈眼’”。

在上海展出的“走街穿巷憶舊事”展覽結束後不久，賀老因中國美術學院邀請來杭州講課。我隨馬鋒輝館長去象山校區與他見面，談這批作品的捐贈事宜。臨別他總要來一句幽默：“你們可要祝我長壽，才有可能給你們多畫。”

轉眼又是新年春節，我們接到賀友直為浙江美術館畫的新作《賀家班子》，薈集了他連環畫代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畫角蓋有一枚“永未畢業”的章。小珠知道我喜歡每天記一點瑣記，送我賀老親筆簽名的筆電，上題“陳緯先生記事，記好事。”不久，他率家人到寧波老家北侖賀友直藝術館度假，托信來要我們去接收“走走街穿巷憶舊事”這套畫。賀老一張張向我們介紹畫裡的往事，沉浸於他的嘉年歲月。老人談興很濃，說在上海巨鹿路的老屋生活了幾十年，在那樣的蝸居裡作畫很滿足，以他特有的賀式語言表達“屋大不如心大”。中午他一定要招待中宴，席間你一言我一語談論某大畫家，此畫家先是發表“去國聲明”叛國，在外國呆不下去了，又向中央寫信，表示懺悔要求回國。賀老忽然播話：“別提他，免髒我口！”

五

真正算與賀友直先生成為知交是一年之後的一次飯局。

2015年4月29日，賀小珠來電話，稱她陪父親來杭州參加國際動漫節，領評委會頒的特別獎，晚上邀在杭的親友聚一聚，有幸我與王犁也受邀。賀老一落座便很興奮，妙語聯珠。他說：我不懂動漫，但他們把我的連環畫作品展出了，評委會總不能評我動漫獎吧，比較特別，所以給了個“評委會特別獎”。動漫關鍵在於以肢體語言來表達，不是靠對白。這是外國動漫與中國動漫的區別。卓別林為什麽偉大，就是善於以肢體的語言傳遞人的世界。中國過去有一部《三個和尚》就很好，全劇沒有一句對白，外國人都看得懂，在國際上獲了獎。現在中國的動漫劇就是傻瓜，比如《喜羊羊與灰太狼》，沒有動作，只有對白，要說話跳到前面，不說話就往後跳，特別傻。王犁轉述韓羽先生講的故事。《三個和尚》阿達、韓羽、馬克宣合作的作品，當年在捷克獲獎後，韓羽說，既然獲獎了，總有獎金吧。建議大家向文化部要，那個年代誰敢向政府要錢啊，阿達他們沒有去，韓羽說自己當時在保定，實在太窮了，愣是跑到北京去要，結果三人中只有韓羽得到獎金。賀老接話說：“韓羽很有趣，讀了很多雜書，讀得精，讀得透，讀得通。前年還給我寄了新著《楊貴妃撒嬌》，恰好北京有一作家也寄了本有關楊貴妃的書，我便給韓羽去信說，一個楊貴妃已不能讓老頭消受了，還來倆，不是要我命呀！”賀老喜歡喝黃酒，王犁硬蹭在賀老座邊，要為他斟酒。王犁專心聽賀老講話，每次都忘了加滿，老人敲著杯子說：“你這個司酒的不稱職。”酒過半，師母阻止不讓加，賀老不高興，趁師母不注意，揮起手朝老婆的腦後故作搧狀。夫人回頭，他急抽手摸自己的頭，說別誤會，我撓頭呢！大家大笑。海天說，老人過了九十歲，就不知多少年齡了。

前年賀老在浙江美術館展覽前一天，我給志願者講座，說到他年輕時，又窮又不出名，也不是帥哥，百思不得其解，怎麽就抱得美人歸？師母接話：“他有手段。”賀老得意，朝著夫人用食指做勾引的動作。小珠為父親抱不平，說老爸當年很帥的，倒是母親年輕時很瘦，賀老說她像“白骨精”。說到容貌，賀老回憶當年在新加坡做展覽，潘受先生親自為展覽剪彩。潘先生非常喜歡他的作品，到處宣傳說，賀友直只有小學文化，可全新加坡沒人畫得過他。賀老貌有瑞相，長著一雙壽眉，仔細一看，一邊毛朝上，一邊朝下。小珠要大家猜是什麽緣故。師母接話說，他沒頭髮，洗臉總是順著腦門抹，滿腦袋畫圈，久之久之，眉毛就一上一下了。

這餐飯就在這樣戲謔開心的話題與笑聲中進行著，老人越來越來勁，不停催著添酒。酒沒了，時間也不早了。老人從口袋裡掏出一隻橙色錢包，裝著鼓噔噔的錢，要小珠去埋單。小珠說他不喜歡用卡，一張一張數著付錢痛快。賀老說他的錢包永遠要保持著鼓鼓的，目的是有份量，緊緊的塞在褲袋裡，扒手偷不了。小珠告訴單埋過了，他將錢包放回去。王犁說：“別急，賀老這麽洋氣的錢包我要拍下來。”王犁認真擺在台布上拍錢包，他手指彈著王犁頭說：“這十三點！”

回家的路上，我與王犁一遍遍回想酒桌上賀老的話，可不知怎麽一片空白。我說一點，他說一點，我們努力還原。王犁怕忘記，急著要回家將晚上的事寫下來。當夜，我也將晚上的聚會“白描”記敘下來。第二天與他一起將各自的文章寄給賀小珠，讓她轉給賀老看。賀老看後，說：“以後與他們喝酒，再也不說一句話了，省得被他們抓住把柄。”我對小珠說，那還不給他憋死！小珠大笑稱是。

我與王犁一唱一和哄老人開心，給賀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時時念叨著要邀我們再去上海聚一聚。小珠說：“老人從來沒有這樣念想著人，看來他真的喜歡上你們了。”

六

不過兩月，我與賀老又聚在一起。

賀友直在浙江美術館舉辦展覽期間，我收到一封觀眾的來信，信是與他一起參加抗戰青年軍（1944年）的老戰友淳安人毛均榮寄來的。毛老先生聞訊來杭州觀看展覽時，賀先生已離開杭州回上海，沒有見上，便寫了一封信託我轉交賀先生。賀老收到信後感慨萬千，說只有那個年代的老戰友才會喊他“阿直”。在上次聚會上，賀先生聊起此事，王犁是淳安人，力促賀先生與老戰友見個面，他答應去淳安一趟。王犁還將此事寫成文章《叫我“阿直”的老戰友，我想來淳安看您》在《錢江晚報》發了出來，正好是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的版面。第二天，毛均榮老人電話就打到了報社。

沒過多久，賀友直夫婦在張海天、賀小珠夫婦陪同下去淳安，王犁與我，還有我的妻子也一起見證這個特殊的見面會。王犁將會面的地點安排在遠離縣城的左口鄉橋西龍塢村 “老田莊”民宿，安靜的山山水水便於朋友暢聊。賀老93歲，毛先生少他5年，抗戰勝利那一年當的兵，還沒碰到日本人就勝利退伍了，兩人分手整整70年。我與王犁去淳安縣城接毛先生，老人捧一束花來見賀老，一路上很平靜，沒有一句話，又很莊嚴。我知道他的內心此刻翻江倒海。當年賀友直兵銜是下士，毛均榮是中士，兩人一見面，賀老立即立正行軍禮，眼淚便突眶而出，隨即掩面而泣。兩人都忘記了坐下，迫不及待回憶當年，敘說各自的人生經歷。毛均榮老人解放後由於歷史原因被判了28年的刑，說起自己的遭遇，語氣平緩，仿佛是在說別人的事。賀老問他：“您在監獄吃了不少苦吧？”他平靜地說：“還好，管教人員對我很好，其中一個還把女兒嫁給了我。”賀友直說自己幸虧是在上海，歷史有問題的人多，又是業務骨乾，否則也不知會是吃什麽苦。當年他們的老戰友中不少人還被槍斃了。“他們到底犯了什麽罪啊？”賀老悲憤地說。晚上大家一起吃飯，兩位老人的手拉住，很久沒有放開。

第二天，千島湖下起大雨。賀老忽記起曾於桐廬吃過的“桃花魚”，想再嘗一嘗。什麽是“桃花魚”？賀老說不明白，我們也不明白，我便電話請桐廬的高華君安排找。中午，我們一行抵桐廬，高華君接至富春江畔一家魚館，窗外即是江景，山色空濛。高華君說此處正是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之最初段。其實所謂桃花魚即鱖魚。我們還點了一道富春江刀魚。賀老興致一來，就說了一段關於刀魚的段子。他說，某大官到揚州，要吃刀魚餃子。廚子將刀魚釘在鍋蓋的背面蒸，水面上鋪一層紗布。刀魚多刺，蒸爛後，刀魚便從鍋蓋上掉下，經紗布過濾，魚肉溶入水中，魚刺留在紗布上。魚肉及湯和面做餃子皮，這就是刀魚餃子。我問他是否吃個刀魚餃子，他說，哪能吃得上，我又不是大官。他說自己最怕見大官名家。在中央美術學院任教七年中，同事建議他去拜訪李可染，他一次也沒去。他說從不沾名人的光，早年請錢瘦鐵、來楚生刻印章，給兩塊錢一個字，老先生們說潤資太豐厚了。現在聽說上海某篆刻家要好幾萬元一個字，賀老來一粗口：狗屁！

飯後，我們各自回程，賀老夫婦回上海，海天、小珠去浦江，我與夫人及王犁回杭州。

沒過幾天，王犁電話來，說是接賀先生的來信，邀王犁與我月中去上海做客。賀小珠電話裡對我說，為這事老人十分重視，特意與她商議我們到滬後住哪家賓館合適。我說，賀老給王犁寫了信，怎不給我寫信？小珠說：“父親說你字寫得太好了，不好給你寫。”這真是太冤了。

因氣象火熱，去上海的事就緩一緩。但老人記掛著，讓王犁給他通一電話。電話拔通， “你是誰啊？”“我是王犁，給老爺子請安來了。”“又見不到面請什麽安。”他吩咐來滬一定帶上夫人。王犁說夫人在台灣，就自己來。他來勁了：“哪夫人能放心啊？食色性也，人之常情，控制不住的，除非把那東西掛在家裡的牆上再出來。”王犁接上：“就聽老爺子的，我掛好了再來。”

轉眼到了秋天，接賀小珠電話，說是老人近來身體不適，但不去醫院，說是怕檢查出什麽毛病來。她請我與王犁近來上海一趟，與老人見面樂一樂。老人一直記掛著與我們會面的事。

又過近一個月，老人身體稍好。我攜妻子和王犁一起去上海見他。賀老在他的“一室四廳”鬥大的畫室中等我們。一進門，他故意板著臉，用冷峻的目光盯著我們，怪罪我們拖這麽久才來。王犁遞上新出版的散文集《排嶺的天空》。賀老卻向我豎大拇指，對王犁說：“你就會耍嘴皮子，寫不過他。”我好得意，王犁故意急老人：“您還沒看我的書怎麽知道，我比他寫得好。”賀老對我說：“我接到《經緯齋筆記》，一翻便翻到曹聚仁抗戰時期與那對流浪母女的糗事，你專挖這些東西。”小小的鬥室裡滿溢著我們的笑聲。賀老說中午要一醉方休，賀小珠將聚宴安排在離賀老家不遠的“浙裡”酒家。這段路不長，老人卻走得蹣跚。與他半年不見，明顯老了許多。

席中，賀老談起往事，數度失聲落淚。先是憶起與他的老鄉、女畫家賀慕群病逝前的會面，禁不住落淚。談起“文革”中的老長官呂蒙，他竟痛哭失聲。當年呂蒙招他進出版社。反右的時候，一次呂蒙將他喊到戶外的草坪，小聲提醒他要珍惜自己的才華，運動中要注意保護自己。事後，在“文革”的批鬥中，他沒有頂住壓力將這件事給兜了出來。前些年，上海美協的一次紀念呂蒙的活動上，他勇敢地把這事說了出來。呂蒙夫人對他說：“呂蒙在天也會原諒的。”他再次說到了劉旦宅。早年他與劉旦宅結下深厚的友情，兩人惺惺相惜，無話不說。“文革”中他卻給劉旦宅貼了大字報。“文革”結束後，他羞見劉旦宅，倒是劉家人大度，沒一點前嫌。劉旦宅去世後，劉夫人每年春節都要遣兒子向他拜年。他說，劉旦宅的一家都坦蕩蕩。

這一次的聚餐，吃得不比前幾次的輕鬆歡愉，有一點沉重。

七

2016年春節期間，我在浙江美術館做了一個賀友直“走街穿巷憶舊事”的小型展覽。原定賀老要來，由於身體原因不能來。這個展覽結束後還計劃移至寧波北侖賀友直藝術館展出。賀老說，等身體稍好，到北侖展出時再去。

2016年3月16日的下午，我在江西三清山上參加一個活動，接到賀友直藝術館館長賀惠忠微信，詢問到北侖展覽的時間。這個展覽早與交付負責流動美術館安的同事劉佳波落實，因正逢春節，還未確定具體時間。我立即與佳波通電話，我莫明感到焦急，聲音有點大，我們當即商定4月1日開幕。

晚上用餐時，我接到賀小珠的電話，報來噩耗，賀友直先生於半小時前，即8點30分逝世。我當即急急離席，回到房間，不禁失聲痛哭。緊接著，《錢江晚報》記者鄭琳的電話來采訪，要我談談賀老，一時不知從何說起。賀小珠告訴我，早上他還自己煮麵條吃，上午接待寧波美術館的客人，談展覽與捐贈的事。近午，他上衛生間，夫人見他15分鐘沒有出來，進去一看，老人已吐了半臉盤的血休克在地。11時30分送瑞金醫院搶救，一直處於昏迷之中。直至下午4時清醒過來，對家人交待說“要好好照顧好你們的媽媽”。隨後又是吐血不止，至晚8時30分，搶救無效逝世。我想起下午在三清山上與同事佳波君通電話時的焦急心情，正是賀老與死神掙扎的時候，我驚詫於與老人冥冥之中的相通。記得老人曾說過：“上帝要我走時，我不會拖拖拉拉！”與王犁通電話時，王犁說《文匯報》催他一定趕寫一篇紀念文章，就取這個題目。

很長時間，我都無法接受賀老的離去，他的言行那麽的鮮活具體，想到一些對話如在耳旁，一點沒有遠離我們而去的感覺，這就是賀老的魅力。雖與賀老交往時間不算長，但老人晚年短短的時光裡，與老人忘年的交往，是我人生的莫大榮幸。我常常會想起與他相處的時光，會自己笑起來，那些流露點點滴滴的生活態度和藝術態度，注定會影響我一生。好在賀小珠送我一小片賀老的遺墨，寫著四個小字“既見君子”，我將之懸掛於壁上，每抬眼都讓我會心一笑，心裡充盈了溫暖，謝謝賀老！（文/陳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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