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工：清玉器巔峰時期仿古玉鑒賞

清代中期，確切地說乾隆一朝的中期，是中國玉器史上繼戰國之後的第二個巔峰時期。如果說清代所形成的是中國玉器製造史上最後一座巔峰的話，那麽，這個巔峰的最高峰值應該出現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至嘉慶四年（1799年）之間。

圖1 清中期 青玉鏤雕薰爐

乾隆皇帝在藝術上的審美並不高妙，本以近俗的絢爛奢華為最高境界，禦用瓷、玉以及其它工藝品的造型、紋樣設計，無不表現出極度的繁縟複雜，從來不惜工料的投入成本，這是乾隆朝與其他朝代直觀區別之所在。尤其蘇、揚等地的玉作坊往往為了取悅於乾隆皇帝的歡心，竟然連進貢的和闐玉容器也不免莫名其妙地施加鏤雕工藝（圖1，清中期 青玉鏤雕薰爐）。

圖2 清中期 黃玉匜

乾隆把進呈的那些過於無理誇張的造型設計和濫施鏤雕工藝的玉器，看成是無辜白玉所遭受的滅頂災難，因而稱之為“玉厄”。正是因為乾隆皇帝的這種頓悟，才有效地糾正了清中期玉器發展方向的畸形。他矯枉過正的發力點，就在於大力倡導玉器紋樣設計上的全面複古，仿製夏商周三代青銅器、玉器的器形、紋飾。所以到了乾隆晚期，仿古器已經成為宮廷玉器的製作主體，玉厄現象基本上不再出現了（圖2，清中期 黃玉匜）。

圖3 乾隆案頭的良渚文化玉琮

乾隆朝除了利用西域歲貢的和闐玉製作玉器以外，還通過各種方式從民間徵收一定數量的前朝出土玉器，以及流傳在民間的熟坑老玉件。這些玉器被分為兩種：一種是已經失去收藏、把玩意義的出土前朝玉器殘件，清宮造辦處玉作就伺機將之改製成舊料新工的新玉件；另一種是品相完整、器形傳承有緒的諸如玉璧、玉璜、玉琮等，呈給嗜古如命的乾隆皇帝隨手把玩，比如在他的案頭上，就曾經擺著一件良渚文化時期的熟坑玉琮，由於清中期的器物學很不發達，即使見多識廣的乾隆皇帝看不懂這是件什麽東西，所以命名為“輞頭”，並且按照玉琮內孔直徑的大小配了一個景泰藍的小桶臥在裡面，作為案頭的花插清供（圖3，乾隆案頭的良渚文化玉琮 ）。

乾隆時期玉器的仿古，在器形、紋樣的複原上，主要得益於這些民間征集的出土古玉，我們可以把清中期仿古玉器分為宮廷仿古與民間仿古兩種類型加以研究。宮廷仿古玉器一般出自於造辦處玉作和蘇、揚等地的禦用玉器製造地。我們所能零距離鑒別的清中期仿古玉器，可以大致分為如下三種類型：

圖4 戰國 玉龍首帶鉤

Ⅰ型 仿古代玉器圖譜造型

乾隆仿古玉的情結伴隨他的一生，至少從乾隆皇帝從32歲就已經開始了對古代器物的熱衷，而且時間跨度很長。早期的仿古藍本大概多是些從《考古圖》、《博古圖》等前人圖譜上面選擇的造型。所仿製古玉無論是造型，還是紋飾，距離真器存在著很大的差距，比如戰漢時期的帶鉤（圖4，戰國 玉龍首帶鉤），本來是一種連接腰帶兩端的連接器，經過了宋代文人的臆想和造型的拚湊，最後到了乾隆初年仿製，就變成了非驢非馬的四不像（圖5，清中期 白玉龍紋帶鉤）。

圖5 清中期 白玉龍紋帶鉤

對比一下戰國時期的玉帶鉤，就能發現Ⅰ型仿古造型因缺少實物支持而顯出的幼稚。這件白玉帶鉤從器形上可以肯定是乾隆糾正玉厄之前的仿古玉器，造型不倫不類，如果是按照宋代文人的背臨本，或者是臆造本製作，那麽儘管是造辦處的活計，雕工再精細，也是一件帶有造型瑕疵的仿古玉器。

圖6 西周 堇臨簋

Ⅱ型 仿古代青銅器實物造型

Ⅱ型仿古玉器規模出現的時間，應該是在玉厄之後，因為這時乾隆皇帝的眼界已經十分開闊，具備了不惜上好的和闐玉和投入大量的人工來仿製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從而擺脫了Ⅰ型仿古玉器的那種幼稚和天真。筆者在多年的鑒定實踐中，認為Ⅱ型仿古玉器很有可能就是以傳世或新征集的出土青銅器原器為玉工設計的直接參照藍本，在仿製的玉器上能夠把商周青銅器的古樸神髓嫁接過來，進而成為趙宋以來直至今日仿古玉器無可逾越的絕對巔峰（圖6，西周 堇臨簋。圖7，清中期 白玉夔龍紋簋）。

圖7 清中期 白玉夔龍紋簋

自趙宋以來至民國時期，民間的仿古玉基本上沒有用青銅原器作為直觀參考的條件，甚至絕大多數從事仿古的玉工根本沒有見過青銅原器，僅靠《考古圖》等文人繪製的線描圖仿製。

圖8 清中期 玉獸面紋出戟方鼎

具有宮廷出身的清中期仿三代青銅玉器，即使在北京故宮，也是數量不多的重量級藏品，傳世真品流傳在民間的數量稀少，收藏價值極高，是傳世清中期玉器的鑒定重點（圖8，清中期 玉獸面紋出戟方鼎）。

原文作者：董立平

原文來源：《收藏家》2015年6月刊《清中期仿古玉鑒定一得》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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