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左小詞在其新作《棘》中建構了一個女性為主體的、詩意化的村落——霧雲村。文中最主要的八位女性各具鮮明特點：看似癡傻卻能通靈的映山，將騸豬作為事業的葵啞巴，獨居的裁縫於秋繭，半仙兒畫四娘，貌美的、最後飛下懸崖的電影放映員薑玉玉，肥胖到的大多數時間只能在床上度過的精神恍惚的唱戲的柳葉黃……
村落、鄉土寫作看似必然要和耕作、勞動發生聯繫，塑造女性也看似必然要寫作其身邊的男性。《棘》中所寫的霧雲卻像是一個架空歷史和剝離了尋常衣食住行的桃花源，由可通靈的映山牽出一群與庸常者大有不同的女性，且在不寫故事來龍去脈和男性的情況下讓一眾女性的故事有趣又自洽。
3月底，中國人民大學聯合文學課堂的第27次課程，以《棘》為主要對象，人民大學教師楊慶祥與來自北京大學、魯迅文學院、中國人民大學等的教師共同探討了女性敘事的新太空。
對女性的書寫的想象是否有新的太空
北京聯合大學的教師王德領對於女性作家的寫作進行了回顧，他談道：“女性作家如張潔，她的寫作是自傳式的寫作，她出版了《無字》以後，中國作協好多人都把這個小說買來讀，因為他們對張潔的經歷很感興趣，張潔是用自己的經歷來寫小說。但是我覺得，一個女作家應該超越性別寫作。比如蕭紅，她的那種散文化、詩化的，特別有靈氣的東西，就是超越了性別、走向更加深入開闊的寫作。”
中國人民大學的謝尚發也談到，新時代以來很多人都強調女性自我經驗的加入，“張潔是如此，還比如戴厚英，她幾乎是把自己的生活實錄加以虛構寫成小說。而把自己的私人經驗寫成小說處理得比較好的是鐵凝和王安憶，王安憶的女性寫作高度站得比較好，鐵凝處理得比較好的是跟歷史勾連的比較多。”
“《棘》中，外來城市的人走到了被架空的鄉村裡，他們並沒有參與到故事之中，沒有承擔敘事的功能，他們只是一個符號。《棘》中，作者把自己的私人經驗進行了陌生化的處理，把自我的經驗拋灑在當下鄉村的現實處境當中，並用通靈、巫術等稀釋。”中國人民大學的邰部談道。
另外，大家也談及《棘》的寫作中呈現出的一些鮮明的風格，如八個主人公的命運幾乎都是自洽，“與現實的疏離感很強，時代的壓製沒有呈現，她們的行為都是放在了一個封閉的境遇當中，自身的處境和行為，更多的是和自己內心密切聯繫。”河北師范大學的李浩談道。
此外，大家也關注到《棘》中，作者在嘗試不寫其對立面來塑造人物。之前所有寫女性的故事、小說，女性都是有對立面的，比如說新文化運動的時候女性的對立面是禮教、父母、消費社會、男權、男上司，但是《棘》中，對於“對立面”的寫作很少。“另外，作者在敘述的過程中有幾個關鍵詞，如等待、失蹤。自從有了等待戈多的意象，大家往往關注那個等待者，以及等待的行為本身。超現實主義也好、先鋒性也好，沒有人去追問這個等待的對象。左小詞的這個敘述恰恰是把等待的對象問題化。不是在追究我是一個受害者的身份，我被植入了一個等待的悲慘的處境，而是這個等待本身，這個狀態就構成了她自身。”北京大學的陳若谷說。
棘：女性的艱難突圍
小說《棘》中的荊棘是畫四娘體罰映山的工具。映山智力先天有缺陷，為了保護她，畫四娘讓她打扮成男孩子，而且從來不許她在外面撒尿，以防她的女兒身被人識破，如果她不回家大小解，畫四娘就會用荊棘抽打她。
研討會上有學者指出，映山的女扮男裝，是小說中獨特的一筆。女扮男裝這個主題在中國和西方都是有傳統的，西方文學中，以莎士比亞中《威尼斯商人》中的鮑西婭最為經典。中國傳統文學中，各種藝術形式的《花木蘭》故事，梁祝故事，到清代陳端生的彈詞小說《再生緣》及其改編的戲劇等，都是如此。在這些小說戲曲中，女扮男裝的情節往往出現在生活常態被打破，無奈，女主人公只好改裝為男性，闖入另一個性別的世界，故事也因此有了轉機。女性進入男性社會後，在男性社會中展示了女性的天資和才華，清代彈詞則注重表現女性怪狀後的生活，特別是性別角色的反串而產生的各種尷尬和矛盾。
易裝也關係到社會的既定秩序與政治、文化的意識積澱。小說中映山女扮男裝的設定，寫出了女性在社會生活中生存太空被擠壓，只有借由男性身份才能求得生存和發展的權利。
謝尚發談到：“還比如在映山身上用到通靈，因為在歷史上，讓男人不敢侵犯的辦法只有這樣：你成為一個神聖的所在，比如說你是觀音菩薩，男人就連邪念都不敢動。如果你是普通的平凡的女人，不像畫四娘把映山塑造成那樣，她的命運肯定會受到糟蹋。她用這樣一個障眼法，是為了給女性披一件神聖的外衣。反過來說，這個小說在呼喚，女人身上為什麽不能有這樣一件神聖外衣。女人身上神聖外衣到底在哪裡，我們怎麽去建構這樣一件神聖外衣。”
鄉村書寫的詩意化可能
如學者王德領指出的，《棘》將故事放置在了一個極致的環境中，“很多作品，如《塵埃落定》《邊城》等，都是將村落寫成靜止的、原始的、與世隔絕的地方，這個地方最容易考察人性，最容易讓時間停滯下來，和外界切斷按照自己的理想來書寫。”
《棘》中的霧雲村就是一個詩情畫意的所在。如人物的名字於秋繭、於喜樓。他們在村裡吟詩、自己動手做精致衣服，吃得也很精致。他們日常做的事情，很大一部分的篇幅是談論神明，談論惡靈、報應、傳說，作為鄉土小說，它沒有傳統寫作裡要下地乾活兒的、貼近鄉土的部分。有學者指出，人物的語言和形象，如映山的語言和個性都很像《楚辭》裡面的山鬼，是不可被汙染的、神聖化的。
也有學者認為，《棘》中的浪漫想象還是無法把現實因素徹底覆蓋掉，雖然鄉土性試圖勉強撐住場面，保住尊嚴，但是其實這種鄉土性對外面的世界非常無力，並且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算是沒有外面的現代文明入侵，這種環境本身也充滿了悲慘與殘酷，從任何角度來講也很難說是一種特別好的狀態。
這裡也引出一個問題，即關於鄉土的書寫是否一定要反映社會和時代，故事中的人物可否在只是關切自身命運的情況下能很好地成立。楊慶祥說：“當我們以小說的方式觀察人類社會的時候，我們自動的把人類社會歸置化了，實際上人的生活本身是沒有辦法被歸置的。很多鄉村女性可能就是跟這個時代沒有任何關係，我們往往再後來才意識到人和時代的關係。但是現在的很多寫作強行把人過早的歸置到這個時代裡面去，造成了人物本身的浮誇化，這是有問題的。”
“我們更多情況下忽略了鄉村本身以及鄉村中的男女老少的主體性問題。我們在以我們的主觀意願為他們創造一種生活。這個問題是作家自己的寫作義務和責任使然，也許是現代人普遍存在的問題，這個問題很值得認真去探討。”北京大學的樊迎春談道。
“像張承志，他寫西海固，他真得像西海固的人那樣生活嗎？還不是，他依然是代言者。所以代言者與被代言者之間的關係一直是現代寫作特別大的困境。被代言者的主體如何才能被呈現出來？並沒有一個最後的完整的呈現，只能從不同的角度，從不同的側面最大程度上呈現出那個被代言者，召喚出主體性，主體本身就無法言說。”楊慶祥說。（文/高丹）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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