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均衡度是經濟發展質量的一個重要體現。
目前，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仍存在一定差距，不僅體現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與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之間，也體現在各個省域內部。即使在東部沿海省份內，不同地市之間的發展也存在較大差距。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了東部沿海5個經濟發達省份（廣東、江蘇、浙江、山東和福建）的所有地市GDP與人均GDP，總體來看，閩浙蘇內部的區域差距相對較小，第一經濟大省廣東的區域差距最為懸殊，有三分之二的地市人均GDP低於全國平均水準。
廣東馬太效應明顯
“全國最富的地方在廣東，最窮的地方也在廣東。”這句話是廣東區域發展失衡的寫照。
儘管過去30年來，廣東的經濟總量一直高居全國第一，但粵東西北地區與珠三角地區差距過大一直是難以解決的頑疾。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在廣東21個地市中，2018年僅有7個地市人均GDP高於全國平均水準64644元，剩餘2/3的地市人均GDP低於全國平均水準，其中，有11個地市人均GDP低於5萬元。而閩浙蘇沒有一個地市人均GDP低於5萬元，山東也僅有2個地市低於這一標準。
作為首批四大經濟特區城市之一，粵東地區的中心城市汕頭人均GDP僅為44672元；作為首批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粵西地區的中心城市湛江人均GDP也僅為41107元。此外，上述21個地市中墊底的梅州，人均GDP為25367元，僅為全國平均水準的39.2%，以及廣東省內人均GDP最高的深圳的13.4%。而與之相鄰、同樣是位於閩粵贛山區的福建省龍岩市的人均GDP為90655元，是梅州的3.57倍。
可見，地處山區的自然地理條件並不完全是經濟發展滯後的主要原因，更何況是擁有良好自然地理條件、天然良港的粵東和粵西沿海。經濟發展滯後顯然有其他原因。
從經濟總量上看，廣深這兩座一線城市GDP之和達到了47081億元，佔全省的45.3%，如果加上佛山和東莞，四座城市GDP之和就佔全省的67%。
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珠三角的集聚能力和吸附效應太強，優秀的人才、資金等要素都往珠三角集聚。另外，粵東、粵西不少地方在改革開放後都曾走了一些彎路，也影響了這些地方經濟的發展。
2008年後，廣東推出產業、勞動力“雙轉移戰略”，廣東欠發達區域經濟高速崛起，連續6年增速超過珠三角。不過2015年後，粵東西北GDP增速、財政收入增速都又落後於珠三角。從區域GDP增速變異系數看，區域增速差異在長期縮窄後有所擴大。
廣東省統計局數據也顯示，2018年廣東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仍較為突出，珠三角地區生產總值增速快於粵東西北，佔全省比重較上年提高。具體來看，2018 年，珠三角地區GDP增速為6.9%，快於粵東西北地區1.6個百分點；珠三角地區的GDP佔全省比重達80.2%，較上年提高了 0.1 個百分點，東翼、西翼、山區分別佔6.6%、7.4%、5.8%。
閩浙更均衡
第二經濟大省江蘇和第三經濟大省山東也面臨區域發展差距明顯的問題。
其中，山東共有6個地市人均GDP低於全國平均水準，主要在魯西南地區。但考慮到山東的人均GDP為76267元，與粵浙蘇閩均存在較大差距，因此17個地市中，有6個地市低於全國平均水準也屬於正常。需要說明的是，雖然2018年12月，萊蕪已經並入濟南，但2018年的數據仍分開統計，因此2018年山東有17個地市。
江蘇省人均GDP達到92595.4元，在5省中最高。改革開放後，靠近上海的蘇南地區憑借外向型產業的發展，經濟隨之高速發展。整個江蘇的經濟發展程度根據距離上海的遠近而發生明顯變化，離上海最近的蘇錫常等地發展最好，蘇中(南通、揚州、泰州等)次之，蘇北相對落後。
數據顯示，蘇南的無錫以174300元的人均GDP位居江蘇省內第一，蘇州以172547元位居第二，蘇南地區中最低的鎮江也達到了126906元；蘇中地區三市揚州、南通、泰州都超過了10萬元大關；蘇北5市則尚無一市人均GDP超過8萬元，宿遷與連雲港兩市低於全國平均水準。
但近年來，隨著蘇南地區進入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階段，經濟增速放緩，同時江蘇區域均衡發展持續推進，不少產業向蘇中、蘇北轉移，三個區域之間的差距不斷縮小。
浙江和福建是區域均衡度最高的兩個省份。在浙江11個地市中，人均GDP最高的是杭州，達到140180元，且只有麗水（63611元）低於全國平均水準，但十分接近。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髮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浙江是我國經商氛圍最為濃厚的地方，每個人都想當老闆。浙江的區域發展比較均衡，縣域經濟、產業集群最為發達，城鄉差距最小。
在浙江，人均GDP比較高的地市主要集中在杭州灣沿岸，比如杭州、寧波、舟山和紹興。從研發創新來看，環杭州灣的地市無論是每萬人擁有的研發人員數量，還是研發投入強度都在浙江省內領先。一方面，這些地區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做得較好；另一方面，地處長三角核心區，距離龍頭城市上海更近，也更容易延攬到科技研發人才。
相比之下，人均GDP較低的地市主要集中在浙西南地區，這些地方山地多、平地少，再加上遠離長三角核心區，相對不容易受到核心大都市的外溢和異塵餘生，近年來的轉型升級步伐也相對較慢。
浙江的鄰省福建是區域均衡度最高的省份，也是目前唯一一個省內所有地市人均GDP均高於全國平均水準的。其中，人均GDP最高的是計劃單列市廈門，為118015元；最低的是閩北山區的南平，為66760元，是廈門的56.6%。最高與最低地市間的差距是5省中最小的。
作為東部沿海地區山地最多、平地最少的省份，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田”之稱，福建的自然地理條件可謂是這5省中最差的，但福建的經濟發展卻克服了自然地理條件的限制。比如山區的龍岩和三明，人均GDP都超過了9萬元，反而高出地處沿海地區、擁有較大片平原的漳州和莆田不小的距離。
丁長髮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福建雖然自然地理條件基礎較差，但福建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山區林下經濟、海產養殖等方面都做的很不錯。比如福建山區的南平、三明等地面積很大，但這些地市很多人口都往沿海的福州、廈門、泉州轉移，因此山區地市的人地資源稟賦比較好，這也是山區地市人均GDP較高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福建是全國首個實現“市市通高鐵”的省份，更是縣縣通高鐵、鎮鎮通乾道，基礎設施較為完備。
福建的中心城市首位度不高，也是較早實施山海協作的省份，沿海地市對山區市的反哺很多，比如廈門、泉州的很多企業到龍岩投資。再加海外僑商資源多，整體經商意識濃厚，區域發展也就比較均衡。
辯證看待區域差距
但一枚硬幣都有正反兩面，對各省份來說，省內區域之間的發展協調與否，也有利弊兩面。
以廣東為例，儘管省內區域發展差距最大，但廣東坐擁廣深兩座一線城市，近年來，中心大城市在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的引領作用十分突出。
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田伯平分析，廣深作為兩大一線城市，集聚高端要素的能力更強，現代服務業更為發達，對珠三角地區的轉型升級起到非常重要的服務和帶動作用。相比之下，無論是蘇州還是南京，江蘇的中心城市的服務帶動作用都與廣深有較大差距。這也是近幾年粵蘇經濟差距重新拉大的一個重要因素。
浙江作為全國最早實行省管縣體制的省份，曾樹立了縣域經濟發展的標杆。不過，浙江中心城市弱小的弊端也不斷凸顯，主要體現在集聚高端要素的能力較弱，對轉型升級的引領作用不夠。
在福建，儘管地區發展比較均衡，但由於中心城市較小，在引領帶動區域經濟轉型升級方面較弱。丁長髮說，福州和廈門城區人口規模加起來還沒一個武漢大。福建的中心城市平台不突出，不利於吸引人才、天使基金等高端要素資源，甚至導致人才外流。一些知名企業為了進一步發展將總部遷到上海，少部分到了深圳。
他說，如今區域經濟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增長極之間的競爭，通過中心增長極的發展，集聚區域內最好的要素，才能夠吸引人才，對接外部高端產業的落戶，從而帶動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此外，人口往大城市集中，山區、中小城市的人地資源關係會更好，也有利於這些地方提高人均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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