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各個高校是如何招生考試的？是獨立招考還是統一招考？是否也和我們一樣文理分科還是學科統一？民國高考時要考哪些科目？真如傳聞的那樣是各種刁鑽的難題嗎？參加高考命題的是大學教授還是中學教師？民國時期又是如何閱卷評分的？如果發生了泄題事件，民國高考怎麽辦？錄取率到底有多高？由於對教育制度的不滿，導致我們平日都被各類民國神話所誘導，今天這篇文章或許會改變你對民國高考的看法。
民國時期的《高考指南》。從 1912 年到 1937 年，民國高校招生都是各校自己組織進行，自行命題，類似於現在的“自主招生”。到了民國中後期，新一輪招生考試改革才逐漸興起。1938 年 6 月，為適應全面抗日的需要，教育部設立統一招生委員會，頒布《國立各院校統一招生辦法大綱》，規定國立大學實行聯考統招（淪陷區各院校除外）。受戰爭影響，這一辦法僅推行了三年。但是作為清末以來高校招生考試改革的重要嘗試，統一招考無疑是區域公平的重大突破。
1938 年至 1940 年，教育部對全國國立大學和獨立學院先後施行過三屆統一招生考試，考試按地域和交通劃為 12—15 個考區舉行。昆明考區(含香港)由在滇各大學校長蔣夢麟、熊慶來等組成“招生委員會”，特聘西南聯大著名教授張奚若、聞一多等組成“命題委員會”。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圓滿完成了招生工作。其中 1939 年為防“泄題”之嫌，蔣夢麟先生等斷然以西南聯大“預擬考題”代替“部頒考題”，避免了可能發生的混亂。
民國時期的全國高考
自清末迄於民國時期，中國各地“大學堂”和後來“大學校”的招生方法，大體實行過以下五種政策:其一，由地方政府逐級選拔。這種方法未必一定舉行書面考試，或者隻舉行較為簡單的測試; 其二，由地方教育機構命題考試，評卷擇優，再按一定名額選送入學。以上兩種方法，考生均無擇校余地。其三，由某一大學自主命題考試，擇優錄取。其四，由幾所大學聯合命題考選。以上兩種方法，考生可以同時報考幾所大學，考生與學校都各有選擇的自由。其五，由全國統一命題考試，再由國家權威教育和考試機構根據考分和考生事先填報的志願分配學校。但考生一般必須服從自願。
以上第五種形式曾實行於 1938 年至 1940 年，共三屆，且僅限於國立大學和學院的招生考試。這時，國立西南聯大業已遷滇，以蔣夢麟先生為首的“招生委員會”和聯大眾多著名教授，共同主持或參與了昆明考區(含香港)的統一招生考試。
第一次全國聯考
1938 年 6 月，重慶國民政府教育部“鑒於以往國立各(大學)院校招考新生均各自為政。為節省時間、費用及便利學生起見，爰於“民國”二十七年六月籌劃二十七年度國立各院校一年級新生由本部統一招考。” 6 月 22 日，教育部向全國頒布了《二十七年度國立各院校統一招生辦法大綱》(以下簡稱《大綱 》)，決定設立全國國立大學統一“招生委員會”和“審核委員會”，負責制定和審核招生章程、命題原則、成績覆核、決定取錄、分配學生等工作。
“招生委員會”由羅家倫(主席)、朱希祖等 24 人組成;“審核委員會”由陳石珍(主席)、吳俊升等 15 人組成。全國除上海之外，分別劃為武漢、長沙、吉安、廣州、桂林、昆明、貴陽、重慶、成都、南鄭、延平、永康 12個考區，各設“招生委員會辦事處”，具體負責該區聯考事宜等。
按《大綱》規定，這次“聯考”分為以下三組進行招生考試:
第一組：報考文法、商學、教育、體育、國文（即今中文）、英語、史地、藝術等專業者，應考科目為:《公民》、《國文》、《英文》、本國《史》、《地》、外國《史》、《地》、《數學》(含《代數》、《平面幾何》、《三角》)，此外，在《物理》、《化學》和《生物》中任選一門。總共 7 門。
第二組：報考工學、理學、物理、化學、天文、天氣、土木、師范之數理化等專業者，應考科目為:《公民》、《國文》、《英文》、本國《史》、《地》、《數學》(含《高等代數》、《平面幾何》、《解析幾何》、《三角》)、《物理》、《化學》。總共 7 門。
第三組：報考醫學、農學、生物、地理、地質、師范之文史哲、博物等專業者，應考科目為《公民》、《國文》、《英文》、本國《史》、《地》、《數學》（含《高等代數》、《平面幾何》）、《生物》（報考地理專業者，可以外國《史》、《地》代《生物》）。此外，在《物理》、《化學》中任選一門。同樣考試 7 門。
《大綱》還規定，凡報考師范類的考生，筆試之後，還須參加統一口試。凡報考體育專業的考生還須參加“術科”考試，即田徑、球類、器械等技能考試。每個考生可以填報 4 個“志願”(學校和專業)。免試保送生只能填 3 個志願，即暗含一個必須服從分配的學校(但一般不改變所填專業和學校)。命題範圍規定以“高中課程標準為限”，“以教育部審定之通用教科書為依據。”全國聯考時間初步確定為 1938 年 9 月 1 日至 4 日。《國文》、《數學》和《英文》各考試 3 小時;其余科目一律考試 2 小時。
民國時期的準考證
這次聯考由於時間太緊，沒有統一集中命題和製卷。規定由各考區聘請命題和閱卷人員，但同時下達了詳細的命題和評分原則。例如，規定《國文》試題須有作文一篇，不限文言文或語體文。 古文和白話文互譯各一題 。又如，《英文》試題，規定有英文作文一篇;英、漢互譯各一題。《物理》、《化學》和《生物》試題，規定必須有一道“實驗之程式”題。口試標準是考察其思想、姿態和應變能力等等。
關於命題權重比例也有原則性規定。如，所有考題的難易比例是“較難者與較易者各佔百分之二十五，難易適中者約佔百分之五十......各科命題，不宜空泛或偏重記憶。”規定《國文》和《英文》之作文部分的分數要佔 50%。藝術類則重在考察實際能力，規定“繪畫理論”分數佔 30%，素描及國畫分數佔 70%。考試結束後，各考區將考卷和考生成績單等寄交全國“招生委員會”，作為錄取依據。錄取一律按考分多少擇優。如果總分一樣，再按《國文》、《英文》和《數學》三門基礎學科成績之高低依次錄取。
按《大綱》規定，同年 7 月 25 日，昆明地區“招生委員會”成立。這時，國立西南聯大業已遷滇。 由雲南當時國立大學校長和著名教授蔣夢麟(主席)、梅貽琦、張伯苓、熊慶來、潘光旦、程璟、胡適、吳有訓、陳序經、施嘉煬、樊際昌、黃鈺生、馮友蘭、陳縂、饒毓泰、林同濟、何魯、楊克嶸、范秉哲 18 人 組成“招生委員會”。在昆明市崇仁街 46 號國立西南聯大辦事處內設立“招生委員會辦事處”，以西南聯大教務長潘光旦為辦事處主任，樊際昌、程璟為副主任。為節約起見，一切公文信函也多用聯大信函，8 月 28 日，蔣夢麟主席在雲南大學第 11 教室召開了“命題討論會”等。決定借用雲南大學為“聯考”考場、閱卷之地。試卷統一在昆明市報國街財政廳印刷局監製。
“招生委員”決定聘請以下教授為命題及閱卷人，他們大多為西南聯大著名教授:
《公民》題：張奚若等 5 人。
《國文》題：朱自清、羅常培、聞一多等 13 人。
《英文》題：陳福田、吳宓等 7 人。
《史》、《地》題：劉崇鋐、姚崇吾、錢穆、鄭天挺等9人。
《數學》題：楊武之、趙訪熊、華羅庚等 12 人。
《物理》題：饒毓泰、吳大猷等 9 人。
《化學》題：楊石先、曾昭掄等 10 人。
《生物》題：李繼侗等 3 人 。
(來源：1938 年國立大學統一招生檔案，雲南省檔案館。)
本屆昆明考區的考試時間是 1938 年 9 月 1 日至 5 日。其中，9 月 5 日下午為師范類專業考生口試。口試由黃子堅、陳雪屏等 5 位教授主持。
9 月 6 日上午 9 時開始閱卷和統分。隨後將考生試卷、成績單等寄交重慶教育部。9 月 15 日開始 覆核和錄取工作。錄取辦法是：先統計出全國 12 個考區 7 門考試成績的“總中數 ”（即總平均分）為 238.62 分。再統計和分別列出 12 個考區各自的總平均分。然後以全國“總中數”為基準，進行加減、平衡，使不同水準的考區均有一定數量的錄取名額。招生工作結束後，教育部編輯印發了《教育部二十七年度國立各院校統一招生委員會報告》，由教育部長陳立夫題簽。
據此《報告》得知，本屆聯考全國報名人數為 12008 人，實際參加考試者為 11119人，按 6 次登報發榜 ，全國國立大學或學院總共取錄新生 5460 人。其中，國立西南聯大錄取王冠芳等 661 人（含上海考區新生）；國立雲南大學錄取馮瑞蓮等 407 人。全國12個考區，福建省延平考區考得最好， 報考人數為288人，其總平均分高出全國總平均分 97.38 分，錄取 160 人。昆明考區考得最差。 報考人數為 633 人，其總平均分低於全國總平均分 45.70 分。經平衡調控之後，最後錄取了 244 人。其中考入國立西南聯大 150 人；國立雲南大學 53 人；國立中央大學16人；國立浙江大學 8 人；國立東北大學 7 人；國立武漢大學7人；國立同濟大學 1 人；國立中山大學 1 人；國立四川大學 1 人。本屆滇籍考生 344人，總共錄取 113 人。 此外，按“高中畢業會考成績優秀生百分之十五”的原則，接受全國高中畢業會考成績優秀生免試入學者 52 人。其中，昆明考區推薦了昆華中學朱康福、昆華女子中學吳浦月、楚雄中學王勳臣等 25 名學生免試進入各大學讀書。西南聯大接受 14 人;雲南大學接受 11 人。
另據《雲南教育大事記》，稱本次聯考，省立昆華中學考取 34 人;省立昆華女子中學考取 22 人; 省立大理中學考取 3 人;省立昭通中學考取 7 人; 省立楚雄中學考取 2 人;省立昆華師范學校考取 19 人;省立昆華農校考取 3 人;省立昆華工校考取 12 人。 但其總數 82 人 ，則與全國“統招委”公布的數字差距太大，有待進一步落實。
第二次全國聯考
1939 年，國立大學和學院繼續舉行第二屆全國聯考。考試科目、程式、錄取原則等基本與 1938 年相同。和上年不同的是：第一，變更和新增的考區計有辰谿、恩施、泰和、蘭州、吉安、曲江、 鎮平 7 個，連同原設昆明、重慶等總共15個考區。 第二，將香港考生劃歸昆明考區。規定在香港設立昆明考區“香港分處”，由中山大學負責主持該區考試，但試卷必須運交昆明“招生委員會”統一評閱。第三，某些大學規定必須加試一些科目，如同濟大學要求加試德文等；第四，各考區“命題委員會”所命考題，作為備用的“預擬試題”，只在非常情況下啟用。正式考題改由教育部在考試之前派專人送達各考區印製。同時規定，各考區“命題委員”不得參加閱卷工作。
據此，昆明考區“招生委員會”由蔣夢麟(主席)、梅貽琦、張伯苓、熊慶來、鄒魯、趙士卿、王子玕 7 人組成。“命題委員會”也與上年略有變化，但依然多為西南聯大著名教授：
《公民》題：錢端升(召集人 );
《國文》題：朱自清(召集人)、羅常培、楊振聲;
《英文》題：葉公超(召集人);
本國和外國《史》、《地》題：雷海宗(召集人)、錢穆、洪思齊、皮名舉;
《數學》題：江澤涵(召集人)、楊武之、薑立夫、趙淞;
《物理》題：鄭華熾(召集人)、趙忠堯、霍秉權;
《化學》題：楊石先(召集人)、曾昭掄;
《生物》題：李繼侗(召集人)、張景鉞;
《德文》題：楊業治(召集人)、馮承植、唐堅;
《法文》題：吳達元(召集人)、聞家駟、邵可侶。
本屆聯考試題由教育部派專員周尚送抵昆明。8 月 2 日上午 7 時，由預擬命題召集人齊聚昆明“南城腳新滇戲院隔壁開智公司監印”。8 月 7—10 日，昆明考區“在雲南大學及昆中北院兩處舉行考試。”監考人員有羅常培、張奚若、金嶽霖、雷海宗等著名教授，一律佩戴統一徽章進場，足證其重視程度！考試結束後，8 月 20 日上午 9 時先在雲南大學評閱昆明考區試卷。26 日上午 9 時，又評閱香港分區送交的試卷。
西南聯大的入學證
這年昆明考區的試卷出現了意外。考前，昆明即有“部頒考題泄露”的傳聞。為防萬一，招生委員會主席蔣夢麟先生等采取果斷措施，悄然改用“預擬試題”付考。考試結束後一周，8 月 16 日，蔣夢麟先生並昆區“招生委”才致電教育部說明當時情況曰：
重慶教育部鈞鑒：本區昆明統一招生考試業經依期舉行完畢，經過尚稱順利。惟部頒招生試題，前於嚴密付印之後，曾接匿名信，謂有泄露事情。當經派員偵察，又未獲得證據。查本會及西南聯合大學均無鉛印刷設備。此次試題印刷，雖經夢麟等派妥員嚴密監視，但系由商家承辦，深恐關防不密，或偵察未周，貽誤試事。為慎重起見，所有各科考試，一律改用本區預擬試題，即在西南聯合大學內於各科考試之前一晚，漏夜油印！用杜流弊。理合電呈鈞部，並附呈預擬試題一全份。仰祈鑒核，並轉知統一招生委員會備案。實為公便。昆明統一招生委員叩。附呈試題十種。（西南聯大發文生字第33號:《為接信試題有洩漏情事為慎重起見一律改用預擬試題電請鑒核備案由》，雲南省檔案館。）
由上可知，這年昆明考區的考題與全國其他考區不同。例如，昆明考區由聯大教授雷海宗等人所擬的《外國歷史》試題如下：
I、解釋下列各名詞（答案務求正確明晰，簡明扼要）
（1）大化革新；（2）華盛頓會議；（3）查斯丁尼法典;
（4）美國南北戰爭；（5）白裡克裡時代；（6）鄂托曼帝國;
（7）三級會議；（8）啟明時代；（9）百年戰爭；（10）凡爾賽條約。
II、詳論近代帝國主義發展之原因，經過及其影響？（原注:答案應根據史事，作短文一篇。不得空發議論。）
本屆全國報考總數為 20606 人。全國國立大專院校錄取新生總計 5371 人，錄取先修班新生 592 人。其中，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錄取新生 742 人（含上海考區新生），錄取先修班新生 49 人，接受推免生 18 人。昆明考區報考 1849 人，香港分區報考 1645人，總計 3494 人。兩地共錄取新生 335 人。本屆雲南籍考生 446 人 ，錄取 34 人，考中率僅為 7.62% 。有見於這次聯考滇籍考生取錄太少，雲南省主席龍雲為此專門致電教育部，稱過去雲南每年考進各種大學者約為 150 人左右。而今年實在太少。請求教育部允許由雲南大學再對落榜滇籍考生補行招考一次。經教育部回電，同意由雲大補招“一年級及先修班學額，合計以一百名為限。”經補考，雲南大學農學院農藝學系又錄取了嚴達夫、李德天等26人;森林學系錄取了許冀閔等 22 人。總共補錄 48 人。還不足教育部批準補錄人數的一半，可見當時考試和錄取之嚴 。
第三次全國聯考
1940 年，國立大學繼續舉行第三次全國聯考。其考區設定、考試制度等也大體同於上年。昆明考區“招生委員會”由蔣夢麟(主席)、梅貽琦、張伯苓、許崇清、熊慶來、趙士卿、龔自知、王子玕、滕固 9 人組成。根據上年昆明考區處理泄題事件 的經驗，教育部特別頒布了《二十九年度公立各院 校統一招生試題監送印刷保管辦法（密）》。重申了以下關於考題的保密原則：正式考題由全國“統招委”密聘專家擬定，再“派專員妥慎送往各招生區......當場啟封。”同時規定，各考區仍然要聘請專家擬出一套“預備試題”，備意外情況下啟用， “如遇空襲或發生其他意外，得採用該區預擬試題。但事後應及時上報統招委。”同時規定，為路線不靖和節約郵資，本屆香港分區的試卷不再運往昆明，可聘請香港和中山大學的教授就地評閱。之後，再直接將試卷和成績單寄達重慶教育部。
檢有關檔案等，不載本屆昆明考區的預擬“命題委員會”名單。這或許因為保密而不記其名，或許是沿聘上年之命題委員而個別通知。均有待證。本年 6 月 13 日，全國聯考試題由教育部派沈肅文送達昆明；由顧兆麐分送香港。7 月 20 日— 24 日，昆明考區改在西南聯大舉行考試；香港分區在香港西南中學及華僑中學舉行考試。7 月 23 日，昆明考區在“西南聯大新校舍第二食堂”集體閱卷。西南聯大著名教授劉文典、聞一多、吳宓、 華羅庚、陳省身等先後參加了評卷工作。香港分區閱卷時間和地點不詳，所聘閱卷人員計有著名作家許地山和古文捷、陶百川等 55 人。
本屆全國報考總人數不詳。但據《新民報》所載，全國各院校錄取新生總數為 5627 人，錄取先修班人數 1117 人。昆明考區報考總人數為 1414，香港考生為 1072，總計 2486人。最後登報取錄結果，在滇國立大學：西南聯大錄取446人；雲南大學錄取 118 人；中正醫學院錄取 53 人；同濟大學錄取 94 人;中山大學錄取 426 人。總計招生 1137 人。其中，雲南籍考生 400 人，錄取 71 人，考中率僅為 17.25%，比上年增加一倍多。
1941 年，停止國立大學統一招生考試。此後，各院校仍然采取獨立或幾校聯合招生的方式，可以自己製訂不同考試政策和內容等。如，1941 年西南聯大招生規定，新生入學首先要參加“初試”，按文、理科分別通過《國文》、《英文》等 7門功課的考試。進校之後，還要通過《國文》、《英文》的“甄別考”，才算正式入學。又如，1943 年，該校規定區別對待報考學生。雲南及後方考生和戰區來昆的考生分別考試不同題目，前者的考題要略難於後者，體現了對敵佔區學生的關懷。再如，1943 年，西南聯大將《公民》題按“文法組”和“理工組”分開命題考試，而雲南大學則依然合考。雖然如此，同一級別大學入學考試題目的難度卻相差不大。例如:
國立西南聯大 1943 年《公民》題（文法組）：
1.中國是否當實行法治?
2.中國是否應當永遠維持“以農立國”的精神與制度?
3.何謂“自由權”?一個公民是否應當享有“自由權”?
4.解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語的意義?
國立雲南大學 1943 年《公民》題 ：
總統製與責任內閣製如何分別？
何謂憲法？其內容如何？
國民政府之組織如何？
解釋名詞: （1）國籍；（2）主權；（3）歸化（4）領海 。
西南聯大的招生考試題
椐教育部統計，1941 年雲南應考學生 527 人，其中男生 428 人，女生 99 人。共錄取 177 人，其中男生 155 人;女生 22 人。總升學率為33.59%，居全國中等水準。但必須指出，這一統計包括國立大學和其他所有大專以上大學的錄取情況。此後幾年略有升降。1942 年，雲南應考學生 399 人，男生 359 人;女生 43 人。共錄取 207 人，男生 198 人;女生 9 人。總升學率為 51.88%。比上年有所提高，躍居全國中上水準。1943 年雲南應考學生 505 人，男生 409 人;女生 96 人。共錄取 150 人，男生 130 人;女生 20 人。升學率下降為 29.70%。可見並不十分穩定。
民國聯考給當下高考的啟示
大學考試問題是當今教育改革的熱門話題之一。例如，是由國家組織聯考招生還是由各大學自主命題招考？怎樣鑒定和對待“特長生”和“三好生”？在校大學生、研究生又究竟應當如何學習和考試？其實都並非我們今天才遇到的什麽“難題”。從上述三屆考試的歷史事實中，我們對包括招生在內的大學考試似有以下啟示。
其一，必須重視考題品質。上述三屆考試昆明考區的考題均由西南聯大著名教授命題，他們無疑是深諳教育和考試的行家。從其殘留的試題可以洞見，當時考的都是本學科中最基礎、最普通、也固然是最應當通曉的知識、原理和技能。沒有什麽偏題和怪題。考生如果真正能圓滿回答這些問題，足證其屬於基礎較好、可以深造的學生。至於他今後的發展則另當別論。
反思我們今天某些考題的內容、形式和命題傾向，則往往未必如此。有的瞎步科舉後塵，故意以偏怪之題刁難學生，為考而考，其考試內容對今後的學習毫無實際意義；有的題面本身就存在用語不確。考生入場，不知所雲。更有甚者，有的大學教授竟敢將自己的大名設入“某某學科專家”之類的考題之中！如此病態的考題，無論置於任何考試之中，豈能起到鑒別人才或促進學習的作用？
國立中山大學的準考證
其二，必須嚴格考試紀律。上述三屆考試，昆明考區的執行情況非常嚴謹。從命題、閱卷到現場監考，皆有我們今天非常景仰的學術大師如陳省身、華羅庚、聞一多、劉文典等親自參加。足證其重視程度。1939 年關於防範“泄題”的處理及其考試結果尤能說明問題。這年考題全由昆明考區所命，在西南聯大製卷。但這年昆明考區的錄取尤其嚴於前後兩年。昆明和香港兩地考生 3494 人，隻錄取新生 335 人。滇籍考生 446 人，僅錄取 34 人！後來經教育部同意補錄 100 人，雲南大學也隻錄取了 48 人。豈有絲毫舞弊、本位自私之嫌。
反思我們今天的考試，在各種莊嚴的考試中，膽大妄為、恬不知恥的作弊事件累累見於報端；大學內“打馬過橋”、放任自流的考試“形式”也並不罕見。如此敗壞的考風考紀，無論採用任何科學嚴謹的考題，又豈能發揮考試的作用？
其實，上述關於考試的“啟示”也並非什麽特別的發現。甚至可以說，它隻不過是人類發明“考試”理應遵守的常識。目前，關於“改革”教育和考試的高頭講章太多太炫，莫衷一是。我們除了不可聽從某些顯而易見的自私和本位之見外，尤當回歸的難道不正是那些離我們還並不太遠的真正的教育家們，為考試所恪守的常識和樹立的風范嗎？
作者朱端強，雲南師范大學歷史與行政學院教授。本文原標題為“西南聯大與國立大學的三次統一招生考試”，原載於《雲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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