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冬天總是格外漫長。即使農歷上已經到了雨水、驚蟄時節，屋外依舊寒風肆虐，街上行走的人們都恨不得將自己裹得再厚些，或者乾脆像古人一樣貓在家中烤火，靜待大地回春的一刻。不過，凡事總有例外。千年前那個令無數詩人魂牽夢縈的時代，追逐著文化的高邁豪情，蓬勃著交流的寬廣胸懷，就連冬天也過得格外與眾不同。唱歌跳舞，潑水乞寒，仿佛將冬季變成了一場盛大的狂歡。
《文獻通考》中說：“其樂大抵以十一月，裸露形體，澆灌衢路，鼔舞跳躍而索寒也。”當冬天來臨，唐朝很多城鎮的露天集體場所中都會有大型的歌舞遊行表演——潑寒胡戲，又叫乞寒戲。表演者穿著裸露部分身體的胡服，帶著獸首面具邊唱邊跳，還跟觀眾潑水互動，以祈求驅邪除病，來年身體康健。
近現代學者中，向達先生認為潑寒胡起源於“依蘭”，傳到了印度和龜茲，又從龜茲經絲路傳入中原；岑仲勉先生卻認為它直接起自絲路要衝之地“波斯”。不怪史學大家各有各的看法，因為就算親身經歷著潑寒胡的古人也說不清楚它到底來自哪。《陳書》、《舊唐書》、《新唐書》、《文獻通考》官修史書說潑寒胡是“康國”習俗，本身是很有威信力的；偏偏《宋史》說其起自“高昌”；西域疏勒國來的佛學大師慧琳很肯定這是“龜茲”的專利；唐初名相張說，作詩的時候又直接把潑寒胡安到了“羅馬”身上······因此，在古今學術界，潑寒胡到底出自何國，仍然是個謎。我們只知道潑寒胡來自西域，不是華夏民族原汁原味的風俗。
潑寒胡的興盛
對於潑寒胡，早期的統治者們是抱著很高熱情的。北周時，已經被漢化得很徹底的鮮卑皇帝，都忍不住在宮殿裡來一把潑水狂歡。《周書·宣帝紀》有載：“（宣帝）禦正午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胡人乞寒，用水澆沃為戲樂。”
到了唐朝，限制進一步放寬，潑水遊戲不再是皇帝和大臣的宮廷專享，而是直接下放到城中街道舉行大型巡回歌舞表演。半露身體、頭戴氈帽的渾脫舞隊騎遊巡演，擊節競技；帶著假面的舞者唱著《蘇幕遮》與路人相攜共舞；鼓舞跳躍中扮神者向圍觀人群揮水潑灑，驅邪乞寒，中間還夾雜大量的西域民間雜技和即興歌舞。別說普通老百姓了，就連王公貴族都看的移不開眼。
中宗當政時，這種潑寒胡活動就搞得很頻繁——歡度佳節，要辦，西域來使，也要辦。每次舉辦不僅自己要登臨城樓看個盡興，還會縱容皇子們微服出門，跑到大街上與民同樂。
這就引起了有些人的不滿：胡人的活動，辦這麽大，根本不合體統。《新唐書》中記載，神龍二年，並州清源尉呂元泰在上疏言政時率先提出了反對意見：“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噪，戰爭象也；錦繡誇競，害女工也；督斂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為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詩》雲：‘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臣所未諭。《書》曰：‘謀，時寒若’。何必蠃形體，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
這可謂是非常盡心盡力的勸說了。呂元泰認為，蘇幕遮（這裡即指潑胡乞寒）舉辦時列軍陣、著華裳、奏胡樂、裸形體、灌衢路等，盛大不假，勞民傷財也是真，縱容這種活動的舉辦會敗壞社會的風氣。並且其中的“列軍陣”表演，需要有人上馬擊節競技，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造成政治動亂。最後，他又從封建社會無法忽視的禮儀方面入手，引經據典強調堂堂禮儀之邦，應以勤政務實為要。將資源和精力用在和國家大事上，自能順應天合，不必用外來手段“索寒”。
雖然這些說法有些片面，但也的確有理有據，是站在國家的政治文化發展角度去考慮的。奈何皇帝本人根本聽不進去。史書對這段慷慨陳詞隻留下了“書聞不報”這四字“回應”。
不過，已經被撕開的口子，是無法輕易合攏的。等到睿宗登位，更加沉迷於潑寒胡，還親自命太子李隆基“巡觀潑寒”。左拾遺韓朝宗成為了這一次的勸諫者，他換了一個角度去說服皇帝——乞寒是胡俗，和我們的禮法是無法共容的。何況太子出去“與民同樂”，助漲了此風的民間之勢，使得“路線籍籍，物議紛紛，潑寒叫囂，擾攘不安”，地方的治安問題會成為大患。
但是，從“路線藉藉”就看得出來，唐朝人民對於潑寒胡戲抱有的熱情之高，也從側面印證了胡俗文化在民間的基礎之廣。睿宗八成也就“順應民意”，沒有對此給予過多的重視。
《舊唐書》中說，在玄宗上台後，依照前代習慣，命人在接待外藩使者的宴會上表演潑寒胡戲時，中書令張說終於站出來，給了潑寒胡戲一記重錘：
“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潑寒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乾羽柔遠之義， 樽俎折衝之禮。”
有意思的是，張說曾作《蘇莫遮五首》表達他對這種盛大狂歡活動的讚賞。其中一句“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寶服紫髯胡”更是成為了潑寒胡源自羅馬說的有力證據。結果玄宗主政後他卻以潑寒胡是胡戲，給國外來使表演會影響國家威嚴形象和中原文化傳播為由，極力主張廢弛。
更有意思的是，歷史上出了名的熱愛西域舞蹈與音樂的玄宗，竟然答應了張說的請求。《唐會要》中有載，先天二年十月，玄宗下敕：“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浸成俗，因循已久，自今以後，無問蕃漢，即宜禁斷。”十二月，《禁斷臘月乞寒敕》正式頒行，潑寒胡戲就這樣輕描淡寫的，自宮廷向下被全面禁斷了。
潑寒胡戲為何被禁斷？
其實，如果從當時的政治狀況入手，就能明白帝國統治者的“翻臉無情”是從哪裡來的了。
從中宗，到睿宗，再到玄宗，如果算上神龍政變中被軟禁的武後，就是三朝已過，物是人非，但其實時間僅僅隻過了八年半。短時間內唐朝上層統治階級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大動蕩，直到玄宗登位，情勢依然不容樂觀。
雖然玄宗積極參與了剿滅伯母韋後和堂姐安樂公主的政變，將自己的父親睿宗扶上皇位，父親也親口對他說“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並立他為太子，然而按長子承位的封建皇權隱形規則來說，睿宗內心還是更加屬意大皇子宋王李成器，而不是三子李隆基。
名位不太順的結果就是，玄宗身邊有一大幫兄弟在虎視眈眈，偏偏父親倚重的姑母太平公主也並不安於相夫教子，而是致力於在朝堂中施加影響。這就使姑侄之間時有摩擦，以致於玄宗要再發動一次政變了結黨羽傾朝的姑母，再從父親手中接過一個局勢波譎雲詭的大唐帝國。
這樣再看潑寒胡戲，穿胡服、跨駿馬、縱情馳騁高歌的軍陣表演團，在玄宗眼中總是免不了帶上一絲不安定的色彩——諸王紛紛對此戲青睞有加，“驅率下人，相尚相戲”。若有二心者私自蓄兵，妄圖宮變，潑寒胡戲就是最好的遮掩。
政治恐慌下，再次撿拾起被武後當政時打壓的關隴軍事貴族集團也就很有必要了。太宗死後，武則天為進一步掌握權柄，開始重用山東寒族來牽製太宗的關隴班底，轉移政治重心到洛陽，對西北采取懷柔政策，致使少數民族勢力壯大，給唐帝國西北邊陲帶來巨大的軍事壓力。為保西境對強胡用兵順利，並順手肅清武後余黨，關中本位文化策略就要重新被擺上台面。因此在文化政策上就表現出了要固守原有文化的要求，對域外文化開始排斥。
站在今人的角度來看，上層統治集團的內部傾軋，使得潑寒胡狂歡變成了妨礙統治穩定的不利因素，被“無問藩漢，即宜禁斷”。渾脫舞被分離出來，作為單純觀賞性舞曲，甚至與《劍器》雜糅在一起，成就了“一舞劍器動四方”的公孫大娘“開元第一舞者”的地位。而蘇莫遮的樂舞部分則被編入教坊，為適應漢語歌詞，胡化特色被不斷削弱，變成了為皇權歌功頌德的娛樂工具。
這種盛大狂歡後的凋零，反映出了唐朝對外來文化態度的轉變：開放包容、欣然而納的熱情逐漸趨於冷卻，開始走向內斂地吸收和保守地改造，強硬使其脫離母體文化特色，融入本國民俗民情之中。
等到北宋范仲淹和蘇軾等作《蘇幕遮》詞，此時的“蘇幕遮”和唐天寶年間被編入教坊的《蘇幕遮》曲之間是否有某種聯繫，是否是暗合了當年曲調而做出的新體已不得而知。明清時期，兩者之間的關係更是成了一筆糊塗账，只能用“蓋因舊曲名，另度新聲也”做一個模糊的解釋了。
我們也可以將潑寒胡的拆解、改造視作唐宋變革期內外來文化入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先是被原汁原味的引進、好奇地觀賞，經由統治階層“以身作則”的大力提倡而廣泛流傳；再因政治等因素被強硬的禁止、分割，最後融入本國的文化構建中，再也追尋不回原來的模樣。（文/魏思雨）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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