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昉的微博名叫“尹昉InFun”。但是“In Fun”，並不是他的英文名。
“出國的話，我就寫‘Yin Fang’，漢語拚音。‘In Fun’這個，是因為跟我的名字有諧音，而且‘在樂趣中’的狀態，是我欣賞的。”坐在北京一家餐廳的長桌對面，身著一件薑黃色T恤的尹昉，靠著窗、喝著一壺茶，明亮地說道。
在樂趣中。這看似簡單的四個字，細想之下，卻大概也是最難以達到的境界之一。畢竟，它關乎著一種完全順乎內心的純粹。但這件事如果發生在尹昉身上，卻也毫不意外——從少年時代開始學習古典芭蕾，但無法忍受芭蕾極其苛刻的桎梏而一度放棄，後來遇見皮娜·鮑什的現代舞表演，遇見了釋放，遇見了回歸，也遇見了崔健，遇見了《藍色骨頭》裡的地下搖滾歌手鍾華、《火鍋英雄》裡戴著孫悟空面具的盜賊、《紅海行動》裡的蛟龍突擊隊觀察員李懂、《路過未來》裡善良的試藥中介新民……無論是尹昉的生命軌跡，還是他飾演過的角色，總是有一種純真又矛盾的底色，這也許就來源於他熱愛的每一次閱讀、每一次思考、每一次旅行。
“今天想了解一下你的故事。”
聽到記者的開場白之後，尹昉眼神清澈，真誠地點了點頭。
童年
從小體弱多病 因舞蹈來北京
今年4月，尹昉主演了一部舞台劇《屋頂上的奧菲莉亞》。在這部基於莎士比亞《哈姆雷特》創作的全新作品裡，尹昉飾演男主人公哈姆雷特。後來，這部舞台劇的導演陳然告訴記者，在她的心目中，男主角是一個“天真、通透，同時又很深沉”的人，“但總體上也是很搞笑，承包了劇組大部分的笑點。”陳然記得，有一次劇組排練時，她放了一段巴赫的音樂，“尹昉就開始在一邊跳舞了，然後大家都不看正在演戲的人，這人把戲都搶走了。”
因為多年的練習，舞蹈也許已經根植於尹昉的潛意識裡，成為他靈魂的一部分。不短不長的二三十年中，他與舞蹈幾次分分合合。而緣分的最初，則始於他兩歲半那年。因為體弱多病，“脖子都有些立不起來”，所以有一天，尹昉被媽媽送去了少年宮學習跳舞，“強身健體嘛”，他說。到了上小學的時候，因為青梅竹馬的女孩兒學了芭蕾，“她去哪兒我就去哪兒，”於是尹昉不僅跟著好夥伴一起學了芭蕾，還一起來了北京。
“但是當時就算專業學舞蹈，也不是特別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喜歡，就這樣學下來了。”從懂事開始，尹昉就喜歡創新和想象，在舞蹈中也一樣。所以規範和製式的芭蕾訓練，將他的熱情一步一步的消磨。“到北京之後就真的是痛苦了，第二年就想退學了。”但是，尹昉的媽媽勸他說，這是你自己的選擇，你要對自己負責，否則將來你做什麽都會想放棄。就這樣，他咬著牙堅持了下來。
少年
修雙學位畢業後成了上班族
舞蹈與工商管理，這看似完全不搭邊的兩個領域，卻曾經在尹昉身上碰撞過火花。高考後，尹昉考入了北京師范大學的舞蹈學專業，當時他特別中意的，就是北師大可以修雙學位，而他選擇的第二學位，正是工商管理專業。“我在高考前上了一段補習班，當時我覺得自己在經濟和哲學領域一點就通，一學就明白，概念性的東西我特別理解，所以我就以為我有商人頭腦。”
彼時，正是街頭巷尾的書攤兒盛行“成功學”的日子，“當時好多‘成功學’都在標榜那些企業家。因為自己不知道想要什麽，就會覺得那樣是特別好的。反正當時就去學了。”後來尹昉才想明白，實際上，就是自己的邏輯思維能力強了一點兒，“而且管理和經濟學理論完全是兩碼事兒，現在想想，當時就是對成功的一種虛妄，我也把它當做了一個夢想。”
不過，事實證明，這個工商管理專業並非毫無用處。在大學畢業後，尹昉沒有繼續跳舞，而是去了一家演藝公司做了上班族。“因為我有兩個學位，又可以排練又可以做管理，所以經紀人的工作、聯繫演出、行政的工作我全都做。”尹昉回憶道，“剛開始是朝九晚六，後來老闆就自動在前面提前了一小時，後面延後了一小時。”
做了沒多久後，他選擇了辭職，“也不是怕累，就是我順著這個職業往上看，不知道我要幹什麽。雖然我也不知道要什麽，但是知道這肯定不是自己想要的。”
漂泊
頻繁搬家卻從不為生存焦慮
在剛畢業時，尹昉一個月的工資只有1500塊，而他在北京東南邊平樂園租住的地方，一個月租金就要800。後來，他搬到了垡頭的一間毛坯房，“現在那片還挺好的，當時就是一片荒地，什麽配套設施都沒有”。
2007年，尹昉在看了德國現代舞蹈家皮娜·鮑什的演出《穆勒咖啡屋》和《春之祭》後，深受震撼。於是，他開始重新審視起他與舞蹈之間的關係。
後來，憑借天賦與毅力，尹昉進入了北京當代芭蕾舞團，開始了職業舞者生涯。“工資最初是四千多，然後漲到五千，溫飽是沒問題，但是一點剩的也沒有，有點事兒就不夠用。”那段時間，尹昉又搬到了亞運村附近，和同事合租，“大家掙得都差不多，但是我就希望住得好一點，因為我的狀態也會好一點”。
2012年，為了追求獨立創作，尹昉離開了舞蹈團，成為舞者與編舞一體的自由藝術家，從事更多的獨立創作和跨界合作。隨著工作重心的轉移，他也搬去了黑橋村的苗圃藝術區，“但是在那邊住得很差，水都是臭的”。隨著臭水而來的，是他的收入也更不穩定了，“有時候可能大半年沒有任何收入。每次即將沒錢的時候，我就會有點項目可以賺點。所以我對於經濟、生存這一塊，沒有什麽焦慮和恐懼。”
當時，尹昉所在的舞團有不少人去外面教課，但他從不為了生存去做這件事，甚至他做工作坊，也不收一分錢，就連後來他去上戲教書的課時費，也還不夠北京來回的機票支出。“如果這個事情，沒錢，但我還想做，那說明是我真的想做。”尹昉“擰巴”地想，“如果不是為了生存去做，那我就會很開心，就會覺得事情本身有意義。”
拍戲
因為一段舞成了崔健的男主角
在基本溫飽線浮浮沉沉不少年，尹昉說，直到最近這兩年拍戲之後，他的生活才開始真正改善。
尹昉的第一部戲，是崔健的導演處女作電影《藍色骨頭》。二人的合作，始於有一天，崔健看到了尹昉的舞蹈表演。
而從大學時期就覺得自己受到過電影召喚的他，面對這位中國樂壇前輩的邀請，欣然同意了。
提及對崔健的印象，尹昉坦言，與不少人一樣，他最初也知道崔健那個著名的“搖滾教父”符號，“但真正接觸之後，發現他並不是高高在上的長者。他隨時是以一種平等的、開放的狀態在跟我交流。”尹昉說道，“藝術都是相通的，雖然他不是職業導演，但是對於一個東西品質、質感的審美，我覺得他是絕對有眼光的。很多人說我起點很高，我覺得是在於，我是被這樣的人認可、欣賞、挑選的。”
在拍攝期間，崔健帶著尹昉看了不少演出，“直到現在，我做的所有作品，不管跳的、編的，也都會叫他來看。”
《藍色骨頭》在2010年拍攝完畢，2014年正式上映。此後，尹昉又接演了《火鍋英雄》《青禾男高》《紅海行動》等電影。
作為春節檔的票房熱門，《紅海行動》的上映讓尹昉飾演的觀察員李懂瞬間進入了觀眾視線，面對突如其來的“名氣”，尹昉看得清楚，想得明白，也講得坦誠，“我覺得我是一個需要被認可、關注的人”，他說，“但是我可能是那種特別‘真’的關注。我是希望靠我的作品打動大家，所以我一直處於一種懷疑的狀態，因為我怕這種東西，讓我不知道自己在哪裡，所以我就會一直去審視自己，到底我是什麽樣子的。”
番外篇
尹昉的旅行故事
在工作之餘，尹昉喜歡滑雪、潛水和一些極限運動，也喜歡出去一個人旅行。“在旅行中，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不期而遇的驚喜。”他習慣訂好機票和住處，再隨心所欲地到處走走轉轉，“要是攻略做得太詳細了，往往會失望的”。
2009年，尹昉去了西藏墨脫徒步，他笑著說：“矯情的時候特別多，時刻能感覺到生命和大自然的召喚。”第一天，尹昉凌晨四點就出發了，天還沒亮，“有人說要在正午之前下山，不然太陽大了雪都化了，容易雪崩。我們走了一小時，天都是黑的。”後來，在太陽出來的一刹那，不到一秒，整個山都被照亮了，尹昉的眼淚一下子就流出來了。而在第一天的興奮勁兒過去之後，尹昉在那裡度過了艱難的七天，“有時候也會遇到一些危險，但我會感覺到一些，大自然的召喚，內心的強大。”
新鮮問答
新京報：之前說給自己五年的時間涉足電影，這個時間現在有變化嗎？
尹昉：這五年更像是被選擇，等待機會的一個階段，如果五年之後還是處於這個階段，那就乾脆別幹了。我想象中，五年之後應該可以更自主的選擇、安排自己的時間。現在是戲來了就接，相對被動一些，可能過了這個階段，就一年隻拍一部戲，如果有合適的接，沒有合適的就不接。剩下的時間去做舞蹈或者其他的事情。現在還是在等待機會，也是在這個時間裡面把自己變得更好。
新京報：有比較想去挑戰的角色嗎？
尹昉：什麽角色都可以，如果一定選一個的話，人物傳記片我演不了。你要演一個有原型的人，而且可能原型是大家都知道的人，太難了。但是我希望以後可以演。
新京報：之前有說小時候很想回家鄉，現在是很想去遠方。為什麽？
尹昉：家鄉更像一個符號。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家鄉其實很難回去，回去就意味著妥協。人出走了，你的心也出走了，很多東西都已經改變了。回去可能就要否定你現在的這些東西，存在很多斷裂。而且雖然城市發展很快，但是文化上，我在家鄉沒有辦法做我現在做的事情。另外就是，我們這一代跟父母的斷裂是很嚴重的，很難去真正的溝通，他很難理解你的想法，你也很難按他的想法去生活。
新京報：舞蹈圈和影視圈有什麽不一樣？
尹昉：舞蹈圈相對生活簡單，練功、排練、演出。大家都差不多，賺的也差不多。影視圈則五花八門、千奇百怪、魚龍混雜，更多元，更差別化。
新京報：為什麽之前說，聽音樂要單獨找個時間？
尹昉：因為我一聽音樂身體就想動，我聽音樂就得認真的聽，不能播放著去幹別的。在做編舞後，聽音樂就會讓我進入一個工作的狀態。雖然我不會覺得音樂會讓我休息和放鬆，但是我會主動地去聽一些音樂，會拿出一部分時間單獨留給音樂。
新京報：之前在採訪中說過想要靈魂伴侶？可以想象一下她的樣子嗎？
尹昉：沒有固定的模式。有固定模式就不叫靈魂伴侶了。
采寫/新京報記者 楊暢 實習生 劉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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