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威的堅守與ofo的下一站

2017年5月7日，OFO創始人戴威在北京公司總部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資料圖片/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

2018年3月，北京街頭的ofo小黃車。

2019年10月，ofo北京運維人員正在碼放共享單車。

新京報記者 李凱祥 攝

押金難退已持續一年時間，近期傳出“搬家”和精簡人員消息；ofo未來能否起死回生

12月11日，北京，大風裹挾著寒流吹過大街小巷。13點左右，剛走出地鐵磁器口站的劉旭（化名）下意識地縮了下脖子，用眼光快速在周邊搜尋可以騎的單車。他找到一輛藍白色單車，麻利地用手機掃碼開鎖。騎上單車的他看了一眼被扔在天橋階梯底下的幾輛黃色ofo故障車，歎了口氣走了。

去年12月中旬，ofo出現押金難退的現象，當時劉旭也沒在意，認為過一段可能就恢復了。讓他沒想到的是，幾乎整整一年之後的現在，他的押金還沒有退出來。

今年，當時令進入漫長而寒冷的冬季，一直堅守等待溫暖的春天的ofo不時傳出略帶“寒意”的消息，包括辦公場所的再次搬遷、新一輪的人員精簡等。如今的小黃車，押金問題懸而未解，創始團隊成員也開始各尋出路，創始人戴威很久未公開露面，外界不免產生種種猜測。

如今的ofo依舊表示在努力處理押金問題，創始人戴威也一直在堅守，他曾說過“跪著也要活下去”。戴威的堅持是否值得，尚難定論，不過至少換來了員工的尊重。曾在公司任職的不少員工卻對ofo以及戴威本人有很深的感情。

冬季，本來也是共享單車的淡季，夾縫中生存的ofo小黃車，在“搬家”和人員精簡後，下一站是哪裡？能否走出這個寒冬，等到雲消霧散，迎來屬於自己明媚而溫暖的春天？

搬家、減員？ofo準備過冬

ofo又“搬家”了？

最近有消息稱，ofo將搬至望京的共享辦公場所。新京報記者了解到，ofo新辦公場所設在了酒仙橋。

“遠點和小點都是相對的，只不過是在合適的時候選擇合適的辦公環境而已。很多互聯網企業一開始就在酒仙橋，京東還從北辰搬到了亦莊呢！”見證過ofo小黃車起伏的員工簡妮（化名）如今已離職，但對ofo小黃車依舊很有感情，她對於ofo數度遷址如此回答。

ofo從創立到現在，曾數次更換辦公地址。

2014年戴威與北大校友共同創立ofo。2017年初，公司發展進入快車道，辦公場所搬進了中關村的理想國際大廈，這座被視為互聯網企業“風水寶地”的辦公大樓，曾走出新浪、百度等上市企業，也寄托著ofo人的無限憧憬。

ofo的高光時刻也是2017年，當時兩輪融資超過了11.5億美元，其在理想國際的辦公區域也從一個樓層拓展到了三個樓層。

好景不長，2017年底，ofo開始爆發問題，資金壓力與日俱增，其在理想國際的辦公樓層也開始縮減。

2018年下半年，不堪高額租金與資金壓力，ofo搬到了附近的互聯網金融中心。這裡也成為用戶最熟悉的小黃車辦公場所，也是媒體探訪最多的地方。在互聯網金融中心堅持幾個月後，2019年9月，有消息稱，ofo小黃車搬離了中關村。

除此之外，ofo可能再次精簡人員。近期有報導稱，年底ofo小黃車將精簡超過一半的人員，從現有的200多人減到100多人。

相比辦公場所搬遷和減員，最令ofo頭疼的恐怕就是押金的問題了。目前，像劉旭一樣沒有退回押金的用戶數量在千萬級。

“ofo確實為退還押金做了很多努力，求生欲很強，決心很大。”經歷過押金擠兌非常時期的簡妮這樣說。

但是ofo最近推出的“花式”退押金，引起了大眾爭議。11月28日，ofo上線“購物返現金”活動，用戶購買商品可獲返現金額，累計達到一定額度後，可根據返現金額提取“剩餘押金”。

北京志霖律師事務所副主任趙佔領指出，ofo為了解決押金退還的問題，想出了“購物返押金”等辦法，其實是讓用戶授權同意，轉而接受另外一種退押金的方式（並非直接退），事實上已經變更了之前與用戶所簽訂的合約的內容，變更了押金退還的規則，那麽，通常情況下需要雙方協商一致才可行，用戶有拒絕的權利。

在此之前，ofo為押金問題“絞盡腦汁”。去年11月，ofo和PPmoney合作押金理財項目，但因用戶反應激烈而終止。之後，ofo小黃車又尋找新出路：99元押金可升級為150金幣，金幣可用於APP內折扣商城消費。

廣東法制盛邦律師事務所張建平表示，押金的存在是為了保障用戶在使用自行車的時候，合理、非破壞的使用，如果用戶滿足條件，把自行車完好歸還給共享平台的時候，平台應該按照用戶要求退還押金。張建平稱，ofo用戶可以嘗試集體訴訟或者公益訴訟的方式，要回押金。

戴威：當初創立ofo是“為了面子”

時間退回到2014年，出於對自行車的熱愛，戴威與四位北大校友薛鼎、張巳丁、於信、楊品傑創立了ofo小黃車。這一度成為當時校園創業的佳話。

次年，在光華管理學院212教室的雙學位課堂上，接近ofo創業團隊的吳華（化名）知道了這個叫做“ofo共享單車”的校園創業項目。那年盛夏，北大的校園因為創業的熱潮而更加喧嘩。彼時正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口號響亮的時候，共享經濟正在迅速走進人們的視野。學生創業中，諸如共享電動車、共享電池的項目也是層出不窮。看完這個共享單車的案例，大家七嘴八舌地討論了一番，最後主導的觀點認為，這行不通。因為在北大的校園裡，“幾乎人手一輛自行車。”吳華回憶道。

ofo的創始人戴威出生於1991年，是吳華的同齡人。他長著一張好學生的臉：五官周正，戴著一副黑框眼鏡，照片裡不苟言笑。本科四年裡，他丟了五輛自行車。這個“痛點”讓他相信，共享單車或許是個好主意。他和一起創業的夥伴們甚至“隱約地覺得這個東西未來全球會流行”。但戴威的心裡也不是很有底。他之前做過的兩個創業項目——刷夜咖啡館和定製騎行，都先後夭折了。

ofo發布於2015年6月的啟動宣言，吳華也看到了。戴威和他的小夥伴們在文章的結尾十分豪邁地寫下了一句話：“一百多年來，有很多北大人改變了北大，也改變了世界。這一次，該輪到你了！”

就這樣，戴威帶著從各處借來600萬資金，踏上了ofo的創業冒險之旅。幸運的是，沒過多久，ofo的業務就鋪到了北京的五所高校，日訂單量達到了兩萬筆。2016年1月，從金沙江創投的辦公室走出來，戴威和他的夥伴張巳丁站在國貿三期的地下一層搜索了朱嘯虎的名字，然後決定接受對方提出的A輪融資。

2016年上半年，有了資本“彈藥”的ofo開始大舉進軍各大高校，不少在校大學生也成為平台入校的管理者。在中部地區某高校讀大三的小楊就是其中一位，“當時還是挺幸運的，負責學校的運維管理。”當時ofo小黃車處於如日中天的快速發展階段，畢業後，小楊順利加入了所在城市的分公司。

“橫向來看，這個團隊本身已經足夠優秀了。”吳華這樣向新京報記者評價ofo的創始團隊，“一批初出茅廬的北大人做這種事情，能做到這麽大這麽快，甚至還真正的跑了那麽兩年，真是很不容易了。”

然而，戴威曾在訪談中坦承，自己創業很大程度上

是“為了面子”。此時的戴威或許不知道，在這個路口的後面，他將會怎樣狂奔，跌倒和丟“面子”。

資本裹挾下，ofo“一路狂奔”

ofo業務持續增長，一切似乎都很順利。不過隨著資本一起來敲門的，還有發展觀念的分歧。融資進入B輪時，騰訊投資合夥人夏蕘表示了意向，前提是ofo走出校園，進入城市。但是戴威認為，校園是ofo最擅長的地方，他想用兩年的時間，佔領2000所大學的市場。雙方沒有談攏。一個月後，騰訊宣布投資摩拜單車。

錯失進城的先機，被許多人認為是ofo最終命運的伏筆。不過，同為創業者的吳華，對戴威的想法更能感同身受一些。他還記得在那天的課堂上，ofo的早期員工分享了共享單車的財務模型。在校園這樣封閉的環境中，ofo財務模型是能走得通的。運營成本主要來自校內人流的潮汐運動，是很容易算清楚的一筆账。然而一旦進入社會場景，要在巨大的城市裡調配單車，初始的商業模型就不成立了。成本成了無底洞，事情麻煩起來。

“但是這個時候已經被資本開始裹挾著開始往前跑了。”吳華說道。因為投資了滴滴而“封神”的朱嘯虎成了共享經濟的鼓吹手，ofo的非正式發言人。為了維護ofo，他甚至在朋友圈裡與馬化騰公開互嗆，並高調宣布：共享單車的戰場將會在“三個月結束戰鬥”。

各路資本紛紛望風而動，只為了能在ofo融資中佔據一席之地。“如果你人不在北京，基本上就投不進去了。”元璟資本合夥人劉毅然回憶ofo融資情景時說道。他們都懷抱著數字時代的新潮思想，這種思想認為，“用戶並不知道自己要什麽，所以需求是可以被創造的。”

持續湧入的投資已經讓戴威應接不暇。砸錢投放，補貼拉新，成為第一，吞並第二，資本退出——這是互聯網時代的獨角獸劇本。免押金、撒紅包、一元月卡等形形色色的活動一經採用便會被對手跟進，殘酷的燒錢大戰開始了。

公開數據顯示，從2016年10月到2017年7月的十個月裡，ofo先後進行了四輪融資，總額度超過88.9億人民幣。在此期間，在2017年初的ofo年會上，戴威表現得頗為“春風得意”，他獎勵前三號員工紀拓一輛牧馬人，授予前五號員工陳正江期權100萬；酒至酣處，現場有員工背誦出《滕王閣序》，戴威隨手獎勵他一萬元。直到夜裡一兩點，戴威還在微信群、QQ群、釘釘群裡輪番發紅包。

年會上的這些歡慶舉動，後來都成為ofo作風松散、管理粗放的旁證，成為ofo日後走下坡路的預言。但吳華認為這種評判只是一種事後諸葛亮。

作為2017年幾乎唯一亮眼的行業，共享單車成為巨頭爭奪的“史達林格勒”。低成本的ofo和重體驗的摩拜成為跑在最前面的兩位選手，也寄托著各自身後的投資人吃掉對方、實現盈利的強烈願望。剛剛在出行領域主演過這樣一部大片的滴滴從C輪開始進入ofo，並持續加碼。2017年7月，程維還從滴滴派來付強這樣的得力乾將，手把手地教他們進行這場單車戰爭。此前一個月，一直處於追趕狀態的ofo終於實現了反超，10月，更是衝上3200萬單的流量頂峰。

很難說，這種火箭躥升式的發展，是戴威一個人的蒙眼狂奔，還是資本一手吹起來的巨大肥皂泡。但無論如何，它都標誌著更高的估值，更多的融資，以及在可能的合並中更加優勢的地位。

缺錢拖垮ofo，戴威苦撐

然而等在戴威前面的，卻並不是劇本裡寫好的故事。合並失敗了。在資本市場從深秋轉向寒冬的當口，沒有自我造血能力的共享單車突然就陷入了神話祛魅的尷尬。

對於戴威來說，更糟糕的是，2017年底，已經掌握了ofo市場、財務等核心部門的滴滴，撤走了團隊全部人員，成立青桔單車，收購小藍單車，高價從ofo挖人……同時，ofo包括挪用押金、內部腐敗、財務混亂等諸多管理問題被準確地曝光出來。

在許多報導中，戴威被描述為把自己的權益凌駕於投資人之上的狂妄創始人，是個抓住糖果不肯撒手的孩子。像“資本要尊重創業者的理想”這樣的喊話，也被認為是不懂江湖規矩、打破行業底線的偏執。

ofo職員科科（化名）還記得與滴滴的那段蜜月期。“‘爸爸’來了，‘大腿’來了。”他告訴記者。滴滴的確給公司帶來了更為規範的管理，更多的資源支持，但是隨著合作的深入，他們很快發現，“他們要得太多了。”

“創始人想要把控公司的獨立運營權，這難道有錯嗎？”戴威的一個支持者反問記者。與戴威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摩拜的創始人胡瑋煒。合並失敗不到半年，2018年4月，與騰訊關係密切的美團向摩拜發起收購要約。

戴威偏偏不認輸。早期融資的時候，他把自己放得很低，覺得資本方“能投錢就是恩德。”但經過多輪博弈與衝突之後，他終於明白，“這是對公司的不負責任，是一種弱勢。”與滴滴失和後，戴威一邊尋求阿里的幫助，一邊開始了近乎無頭蒼蠅般的開源節流。視頻廣告、車身廣告、取消免押金政策，退出海外市場……每個動作都會佔據新聞頭條，大家驚呼：ofo沒錢了！

後來，戴威只能通過動產抵押的形式從阿里借錢續命。2018年底，上千萬用戶開始擠兌押金，ofo的現金流更加捉襟見肘。他一改此前沉默應對負面消息的做法，開始越來越頻繁地發內部信。在承認“沒能夠對外部環境的變化做出正確的判斷”後，他號召，“不逃避，勇敢活下去，為我們欠著的每一分錢負責，為每一個支持過我們的用戶負責。”

在吳華看來，戴威的苦苦支撐也許算不上英雄主義，但多少帶著些悲情色彩。從在商言商的角度講，這個時候應該接受行業的洗牌：“美國次貸危機都救不了，憑什麽一個公司要立著？”

而簡妮則認為戴威是一個負責任的人，“很有魄力，對人也很好”，“從ofo出現問題，我其實個人更願意相信他能帶著公司走向更好，無奈變數太多。”

新京報記者接觸不少ofo的前員工，均表達了對ofo的感情。有員工表示，在ofo最難的時刻，戴威對員工還比較厚道，薪資水準並沒有降低和克扣。

ofo下一站：復活還是毀滅

面對強勢的外部資本，創始團隊手中的武器實在少得可憐。“這種無力感是你再多做任何努力都解決不了的。”吳華有些唏噓地說，阿里、騰訊這樣的“兩超”和美團、滴滴這樣的“多強”不斷地切分到一些具體的細分領域，整合行業資源，蠶食小企業的生存空間。資源越發集中的環境對創業越來越不友好，新興起的互聯網力量能跟巨頭叫板的機會已經不多了。

共享單車沒有多少技術含量，這就意味著，它毫無護城河可言。而戴威犯的主要錯誤，就是高估了自己與巨頭議價的能力。阿里可以一邊撥付ofo的動產抵押貸款，一邊通過支付寶的通道打造起全新的哈羅單車。

一個事實是顯而易見的：在巨頭的碰撞中，ofo只是布局上的一塊小小的拚圖，是一個隨時可以犧牲掉的代價。而戴威面對資本的步步緊逼，選擇了玉石俱焚的方式，讓ofo的困局失去了體面收場的機會。

2018年9月，美團搶灘港股的招股書顯示，摩拜在4月4日到4月30日的26天時間裡，總計淨虧損為4.07億元，相當於每天淨虧損1565萬人民幣。共享單車燒錢的劇烈程度，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如此直觀地呈現在世人面前。此後，美團將不再單獨列出摩拜的運營數據。

一般的人可能無法體會，每天淨虧損1565萬元是什麽感覺，也無法體會戴威在ofo經歷的那些關口上，是怎樣的驚心動魄。

公司由盛轉衰，經營壓力與日俱增，創始團隊也開始出現不同想法。戴威與薛鼎、張巳丁、於信、楊品傑因自行車結緣，也因自行車分道揚鑣。

2019年1月17日，企查查工商信息顯示，戴威名下公司北京拜克洛克技術服務有限公司股東變動，股東張巳丁、薛鼎退出，兩人歷史持股均為10%；新增股東楊品傑，承接張巳丁與薛鼎的股份。此外，戴威持股70%，於信持股10%。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截至今年1月17日，戴威、張巳丁、薛鼎仍是ofo主體公司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股東。ofo表示，上述變動為子公司正常調整。

據媒體報導，張巳丁已開始獨立創業，新項目是一個叫做“BLANK”的消費品牌，主要生產銷售快消產品。但張巳丁予以否認。

今年5月，企查查工商信息顯示，薛鼎成立北京空間共享科技有限公司，注冊資本100萬元。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問題要面對和處理，沒有在別人的環境裡，體會不到別人的感受，感同身受很多時候真的不切實際。”面對昔日創始團隊成員各自創業，簡妮如此感慨。

ofo還在繼續運營著。2018年底，戴威因為欠款問題收到了法院的“限制消費令”。從小就是好學生的他，如今成了一名“老賴”。在吳華看來，戴威的損失不可謂不大：“畢竟賠上了自己的人生預期。”

新京報記者 陳維城 許諾 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