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孔乙己》裡有這樣一段經典的描述：“孔乙己睜大眼睛說，‘你怎麽這樣憑空汙人清白……’‘什麽清白？我前天親眼見你偷了何家的書，吊著打。’孔乙己便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麽？’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麽‘君子固窮’，什麽‘者乎’之類，引得眾人都哄笑起來。”
其實，魯迅寫出這麽一段，並不是什麽空穴來風。
周作人曾經寫了一篇文章《竊書的故事》刊在《新民報晚刊》上，其講述的故事就發生在魯迅先生和當時一位文人之間。
京師圖書館裡藏著一部宋板書，但是，卻規定“此書一概不外借”。大師因為在校書上頗有建樹，於是，圖書館就特意騰出了一間清淨的房間供大師校閱。因為圖書館方需要一人與大師交接書籍，於是，這一任務就交付給了時任科長的魯迅。不幾天，大師又放話，要來館中校書，通知讓人去交接宋板書，於是，此事依然是魯迅親理。
不過，這一次這位大師卻徹底在魯迅先生的心目中坐實了“竊書”的罪名。
故事的大致情節是：魯迅到的時候，只見大師已經收拾妥當，只等魯迅來收書。魯迅一到，大師就帶著傭人起身要走。魯迅這時突然留心打開楠木盒子檢視，誰知，裡面竟然什麽都沒有。大師一眼看出了破綻，於是，便責罵隨行的工友沒有把書放好。工友隨即伸手到網欄裡去取宋板書。至此，魯迅一顆懸著的心才算落下，收了書離開了。
周作人又在文中補充說：此後魯迅每逢回想起過往種種險象，仍然對這件事心有余悸。倘若，他當時沒有仔細檢查一眼，恐怕他現今還在遭受失書的罪責。從那之後，魯迅就最痛恨這位大師，因為險些上了大當，從此也篤定一個念頭“藏書家即是偷書家”。魯迅也在心中給這位藏書校書大師下了定論，藏書家愛書成癖情理之中，但是，為佔為己有不擇手段就略顯卑劣了。
這個故事並不是周作人杜撰的，而是從其兄長魯迅那裡聽來的。
魯迅先生的文學成就卓彰，對他的文字世人耳熟能詳，但是，少有人知道他還曾任職過教育部的科長。
當時，魯迅下屬於傅增湘——中國近代知名的藏書家，擅長校書，二人曾有一段過節。起因就是，魯迅先生因為時遇饑荒，打算把藏書賣給傅增湘，誰知道傅增湘出了口白菜價，魯迅一氣之下不賣了，並且，還認為傅增湘行為不端，有“偷書”之嫌。
周作人在文中並沒有給這位人物署名，只是根據實情給主人公貫了一個“做過總長的名流、大大有名的藏書家”頭銜。這麽一來，對於讀者而言，主人公究竟是誰也就不言自明了。甚至，連黃裳在《藏園佚事》中，也曾講述過魯迅與傅增湘間的故事。
癡醉藏書的傅增湘沒有得到想要的古籍，反倒在魯迅的口中、周作人的故事裡、黃裳的文中以“竊書賊”的形象活泛，後世熟知或景仰於傅增湘藏書校書功業的人，聽聞此事無不驚呆。不僅如此，魯迅還曾撰文在另外一個故事中譏諷傅增湘“偷書”。
故事發生在他的工作之中，仍用他一貫辛辣諷刺的文風。在《談所謂“大內檔案”》一文中，魯迅記載了一個群體欺盜案：北洋政府時期的教育總長、次長、參事等，對清政府遺留的內檔進行了清整。文中未出現任何實名，而是以單個英文字母代指。傳言，這些英文代稱並非隨意選用，而是根據每個人姓氏拚音的縮寫。
從史料來看，傅增湘曾在1917年之後的一兩年裡任職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所以這個F先生不難猜測正是傅增湘。Y次長所指應是袁希濤，清末民初的教育家，在江蘇組織了“義務教育期成會”，曾於1915年及之後的四年時間裡先後任職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長等。蔣維喬，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曾先後多次任職北洋政府教育部參事，那麽這個C參事指的就是蔣維喬。
魯迅在文中這樣寫道：
這回是F先生來做教育總長了，他是“藏書”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聽到了什麽謠言，以為麻袋裡定有好的宋版書——“海內孤本”。這時，以考察歐美教育馳譽的Y次長，以講大話出名的C參事，忽然都變為“考古家”了。他們和F總長，都“念茲在茲”，在塵埃中間和破紙旁邊離不開。凡是有我們撿起在桌上的，他們總要拿進去，說是去看看，等到送還的時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點... ...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在魯迅記載的這則群體盜書事件中，最另人怎舌的是：全部門人幾乎都參加了，但是，惟他自己獨善其身。這就恰如屈原在詩賦中歌哭，處在如此境況中的魯迅，則現身以文字為武器，去披露譏諷故事中的人與事。
參考資料：
【《竊書的故事》、《藏園佚事》、《談所謂“大內檔案”》】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