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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歷史悠久，巴黎聖母院比圓明園確實要早五個世紀。
1163年春，第一塊奠基石在這裡投下。在此一千年之前，聖母院原址就已經聳立著一座羅馬高盧神殿。到公元十世紀時，這裡已經是整個法蘭西地區的宗教中心。因為如此重要，所以當時的人想要在此新建一座教堂。
當時已是中世紀的尾聲，文藝複興即將到來。歐洲興起的市民文化改變基督教的明顯方式，就是從信仰救世主耶穌改為崇拜聖母。信眾在嚴厲的裁判者耶穌之前懷著恐懼和罪感，在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聖母面前卻得到了安慰。僧侶們也不再追求禁欲的清冷，而把藝術和美作為弘揚教義的手段。所以巴黎聖母院從修建一開始，就沒有中世紀教堂普遍的清冷和陰暗。
作為哥特式建築的代表，聖母院修建耗時耗力，直到將近兩百年後的1345年才完全建成，此時明太祖朱元璋還在皇覺寺當小和尚。甚至還沒等到完全建成，聖母院就已經是巴黎重要的宗教場所。
1248年，法王路易九世在此出發開始第七次十字軍東征，等到二十三年再回聖母院時，已是一副骸骨。1654年，法王路易十四在此加冕，開始了法蘭西一段國力強盛、文化昌明的盛世時期。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狂熱而失去理智的人民進入這裡歡慶攻佔巴士底獄，但聖母院隨即被封閉，一度用作貯酒倉庫；1804年拿破侖上台之後，在這裡舉行了盛大無比的法蘭西皇帝加冕禮。也是在這一時期，法國青年維克托在聖母院的鍾樓牆上，發現了一個希臘單詞“AИAΓKH”，意思是“命運”。
1831年，29歲的維克托·雨果出版了長篇小說《巴黎聖母院》，主角是住在鍾樓裡的怪人卡西莫多和吉卜賽女郎艾絲美拉達。小說裡，雨果寫到了1482年在聖母院鍾樓俯瞰全城的場景：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重重疊疊的屋頂、煙囪、街道、橋梁、廣場、尖塔、鍾樓，真叫人眼花繚亂。萬物一齊湧至眼前：石料山牆、銳角屋頂、在牆拐角聳立的懸空小塔、十一世紀的石頭金字塔、十五世紀的石板方碑、城堡主樓的光禿禿的圓形塔、教堂的花紋綴飾的方形塔，大的、小的、厚重的、小巧的，紛至遝來。目光長久迷失在這深邃的迷宮裡。”
五百年之後，二戰時佔領巴黎的德軍已經在聖母院的地窖裡埋了三噸炸藥，準備撤離時將巴黎完全摧毀。希特勒反覆打電話問巴黎德軍最高統帥肖爾鐵茨，“巴黎燒了嗎？”
肖爾鐵茨看著陽台外的巴黎聖母院，想著五百年前的巴黎和八百年來的歷史，終於選擇了抗命，而不是像德軍摧毀華沙一樣毀滅巴黎。1945年8月26日，當被解放的巴黎人在聖母院裡舉行巴黎解放紀念典禮時，他們其實不知道：八百年來，這是聖母院離死亡最接近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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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聖母院大火受損，但燒掉的大多是屋頂上的木結構，石頭構建的主題建築並沒有太大損傷。即便木製的尖塔在火海中倒下了，但卡西莫多的鍾樓還在、聖母院裡的文物也完好無損。相比圓明園，巴黎聖母院幸運得多了：雖然傷筋，卻未動骨。況且如今看到的巴黎聖母院，很大一部分也是十九世紀經過建築師勒杜克重建整修而成。
巴黎聖母院之所以能如此，很大原因也是因為由石頭構建。雨果就說，聖母院是石頭製造的波瀾壯闊的交響樂，“每一塊石頭，都不僅僅是我國歷史的一頁，而且是科學史和藝術史的一頁。”時至今日，兩個對建築的著名論斷——“建築是石頭的史書”“建築是凝固的音樂”，其實都是由聖母院這樣的哥特式建築而生。
而我國如今還有跟聖母院同時期的建築嗎？還有更早的。如果是石製結構，敦煌莫高窟始建於公元366年，雲岡石窟始建於公元453年，比聖母院早了七八個世紀。如果是木製結構，現存最早的是山西省五台山東冶鎮李家莊南禪寺大殿。
這座大殿始建年代不詳，現狀是唐朝建中三年（公元782）年重建的樣式。殿內有17尊與殿宇同時建造的佛像，是除敦煌外國內極罕見的中唐彩塑。佛像落成時，杜甫不過剛剛逝世十二年，而白居易也才剛剛十歲。
比南禪寺更早的、更氣派宏偉的建築，都已經在神州大地上消失了。南禪寺因為規模小、地處偏僻、少為人知，因此奇跡般地在一千多年裡存活了下來。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才被文物工作者驚喜地發現，很快被列入第一批全國文物保護部門。
山西佛光寺五台山大殿，比南禪寺大殿晚75年，也是“煙火冷落、寺極貧寒”，才能保存到今天。還有始建於984年的天津薊縣極樂閣、始建於1020年的遼寧義縣奉國寺大雄殿、始建於1052年的河北正定隆興寺摩尼殿，都比巴黎聖母院早了不止一百年。即便經過一千年來的天災、人禍、戰火和雷擊，中國如今仍然有4座唐代建築和8座遼代建築。
雖然在名氣上遠遠不如更年輕的巴黎聖母院，但論歷史卻絲毫不輸。只是即便是中國人，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國度中這些滄桑千年的古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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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築多為木製，遠不如石頭保存得長久——中國古代建築師如果連這一點都不明白，怎可能修得出那許多美輪美奐的建築來？梁思成在《中國建築史》裡認為，中國建築舍石用木，其實出於“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
“蓋中國自始即未有如古埃及刻意求永久不滅之工程，欲以人工與自然物體竟久存之實，且既安於新陳代謝之理，以自然生滅為定律；視建築且如被服輿馬，時得而更換之，未嘗患原物之久暫，無使其永不殘破之野心。如失慎焚毀亦視為災異天譴，非材料工程之過。”
梁思成說得很明白，中國古代建築師早就深深知道：沒有什麽會永垂不朽。事有終始，物有死生，時來則來，時去則止——一定要求永固長留，那才用石頭，比如陵墓。但就算是石頭，耶穌也曾經在門徒向他讚歎聖殿“這是何等的石頭，何等的殿宇”時說，“將來在這裡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
就算是金字塔，也有崩壞的一天。世上從來都不會有與日月同久的建築。巴黎聖母院遭遇大火，惋惜遺憾固然是人之常情，痛哭流涕如喪考妣則確實不必。以今日的科技發達程度而言，即便全部毀損，要依原樣一磚不錯的重建，也並非難事。
然而在聖母院身陷火海之際，幸災樂禍卻是太糟糕的表現。把圓明園和聖母院並置進行簡單粗暴的對比，甚或見火而喜笑顏開，無論如何也難說是文明和進步的表現。自由寬容和尊重歷史、實事求是，不斬釘截鐵想當然地把自己放到必定正確的位置上，並不是每一個頭腦的標配。比巴黎聖母院大火更遺憾的，莫過於認真的蒙昧、誠實的無知。
所以修複受損的巴黎聖母院容易，而要修複那些傷痕累累的大腦，卻是難上加難、遙遙無期。
主要參考：
維克托·雨果《巴黎聖母院》
梁思成《中國建築史》
陳志華《外國古建築二十講》
拉萊·科林斯、多米尼克·拉皮埃爾《巴黎燒了嗎？》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