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中的吳後主孫皓暴虐無道慘害忠良，迷戀女色、窮兵黷武、寵信小人，凡歷史上所有昏君身上該有的過錯他佔全了，完全就是個十足的混账玩意兒。然而讀了《三國志》後，仔細琢磨，孫皓雖然是亡國之君不假，但似乎沒有小說說的那樣不堪，許多事情做的中規中矩，甚至比歷史上的一些守成之君還要合格。因此，小編覺得有必要為他做做翻案文章，至於對與錯，大家見仁見智好了。
首先，來看孫皓上位的歷史背景。
東吳永安七年（264），東吳第三任君主孫休駕崩，三十歲的孫休英年早逝，遺命大臣濮陽興、張布輔佐其子繼位。史家對孫休的評價雖然遠高過孫皓，但在選擇繼承人的事情上顯然是私心作祟了。孫休死前一年蜀漢政權覆亡，鼎立的局面不複存在，以東吳一國之立對抗曹魏，明顯是獨木難支，孫休之子年幼，如何能擔起領導江東民眾對抗強敵的重任？
“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值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濮陽興、張布二人決定迎立23歲的孫皓為君。孫皓是孫權廢太子孫和之子，晚年孫權昏庸武斷，與早年的英明神武可謂判若兩人。立了孫和為太子，又對另一個兒子孫霸寵溺異常，釀成南魯黨爭，結果孫霸賜死、孫和被廢，動搖國本，只能算做半截子英雄。
濮陽興與張布推舉孫皓繼位，也算是出於公心，只是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屁股在龍椅上還沒有坐熱的孫皓，果斷出手誅除了擁立自己的權臣濮陽興與張布。不管後人對孫皓此舉譏為過河拆橋、卸磨殺驢，事實是孫皓一舉改變了自孫權死後皇權旁落的政治格局，政由己出，使東吳避免了出現曹魏政權為權臣司馬氏篡奪的情形。如果聽憑濮陽興、張布擺布，東吳政權說不好就得易主了。
孫皓親政後立即為父親孫和平反昭雪。在與孫霸政爭時，太子孫和一直得到以陸遜、朱據等江東大族的擁戴，孫皓這樣做，就是為了重新獲得江東土著政治勢力對自己的支持。緊接著，孫皓頒布了一系列新政，“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官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苑者皆放之。”完全是一派中興明君的天氣。
與蜀後主劉禪相比，孫皓完全就是有為名君了。只是阿鬥也有自己的長處，他知道自己的斤兩，庸是庸了點，但貴在不折騰。孫皓能力是比阿鬥強，但沒有強對地方，把一手好牌浪費了。
孫吳統治者出身寒門，在據有江東迫不得已與陸、顧等江東大族合作，孫皓在地位未穩的時候利用地方實力派打壓權臣，等到殺了濮陽興、張布二人後，開始有意打壓江東大族政治勢力就成了必然。想要打鬼就得借重鍾馗，孫皓新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在朝堂上形成自己的政治班底，因此無奈只得提拔重用母親何氏家族與身邊的宦官為爪牙。
一般講來，小人不得志則已，一旦得志便猖狂，佞幸小人尤其如此。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孫皓破格提拔三個娘舅為列侯，驟然大富大貴的何家兄弟驕橫跋扈、欺壓良善，天下百姓恨之入骨，以至於民間傳言說：孫皓早就死了，現在當皇帝的是何家的兒子。
孫皓重用身邊的“黃門小人”，給予他們一定的軍政權力。重用宦官，正是考慮到他們出身低微、卑賤，只能全心全意地依附皇權，為自己鞏固統治而服務；給予他們適當的權力，是為了他們更好的充當自己的耳目，打擊迫害政治異己，方便聚斂財富，滿足他的驕奢淫欲。
為此，孫皓重拾孫權時期成立的，專司檢舉揭發和監督儒學士人的“校事”制度，“縱吏言事”。又別出心裁成立了名為“彈曲”的監察機構，“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孫皓這樣做雖然加強了皇權，但卻釀成了“聽訟失理、獄以賄成”的惡劣後果，同時也惹得治下臣嚴厲抨擊，民心盡失。
孫皓這樣做，無疑是在玩火。
無論“校曹”還是“彈曲”，都不能改變其巧立名目“縱吏言事”的本質，那些出身低微的小黃門雖然便於驅使，但大多都不識大體, 得勢後濫用職權公報私仇。引來士大夫階層的強烈批評，孫皓為了平息民憤，有時也假惺惺處置一二佞幸近臣塞責，讓這些奴才知道有所收斂，但終究還是姑息縱容多於約束管制。
孫皓這樣做，無異於是在玩火。
孫皓另外一個為史家詬病的事情就是力排眾議，固執己見的遷都。孫皓決定遷都武昌並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做出的決定，當時，蜀漢滅亡，西部邊防壓力大增，遷都首先是出於軍事上的考慮。直到今天，避敵鋒芒、設置大面積的戰略縱深仍不失為國防良策。
孫皓遷都無可厚非，只是做為亡國之君，所有的鍋必須由他來背是了。至於說濫殺無辜、荒淫無道，哪個君王不如此？說孫皓輕佻果躁、果於殺戮、剛愎自用，孫堅、孫策、孫權、孫休莫不如此，這是孫氏基因的問題，不能怪孫皓一人。
蜀漢政權滅亡後，趁著司馬氏篡魏後政權不穩固，益州地方動蕩的良機，江東政權如果政治清明、加強武備，萬眾一心，完全有能力對晉一戰。可惜孫皓辜負了十幾年大好時光，最終成了可憐可悲的亡國之君，為後人所笑。
嗟乎，家天下者聞未有不亡之國！換成其他人，東吳也難逃覆亡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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