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教育是讓每個人關注自己最想要的內在價值，學會思考自己真正的追求。這些問題，最好在上大學之前想明白。
上名校=幸福感？這個等式一定成立嗎？在這篇文章裡面，我想談的並不是怎麽拿到高分順利畢業，而是怎麽在大學裡面應對心理上的挑戰。作為“精英教育”的幸存者，我希望有更多人探討這個教育體制廣為人知但少有人討論的另一面。
- 01 -
希望我18歲可以明白的事
上周，我參加了芝加哥大學的新生招待會。在剛剛錄取的新生向已經畢業的校友提問的環節上，一個新生提問：“離入學還有6個月，我應該做些什麽樣的準備？”
兩位台上的校友先是略微一愣，然後分別給出了一個相同的答案：“想幹什麽幹什麽。不要浪費了人生裡面為數不多的隨便幹啥沒人管你的機會。”
對於我們美國大學過來人而言，這是一個標準答案。畢竟之後的大學生活都那麽辛苦了，為什麽還要給自己找一些事乾？但這位同學卻提了個老問題。最近這幾周，另一個被芝大錄取的學生也在反覆問我：芝大的課程那麽難，我是不是應該這個暑假再去參加一個夏校，為將來的學習做準備？
這些好學的同學讓我為當年的不求上進感到一絲慚愧。但同時我也慶幸自己上高中的時候，微信朋友圈還不存在，所以我父母沒有看過那些流傳甚遠的“中國學生學習太差被名校勸退”的文章。確實，這樣的擔心也不是毫無道理：在第一次去美國的飛機上，我心裡也是有些害怕的。但畢業時回顧下來才發現，最初擔心的學習障礙其實算不了什麽，大多在一年之內就解決了。
真實的情況是：到了大學後期，語言基本過關之後，因為中國同學從小培養起來的良好學習習慣和扎實的基礎，在課堂裡拔尖並不難。至少在我了解的幾所名校裡面，中國學生的平均GPA普遍高於學校均值。擔心跟不上學習進度的同學，你們多慮了。
只是聽到這樣的問題，心裡還是有些感慨，不由得想到了在芝加哥讀書的最後一段時間心裡經受煎熬卻又不得不在父母和同學面前故作鎮定的日子——倒不是因為課業太難，而是因為一種由強烈的競爭壓力而產生的焦慮。
到了大學的最後一年，我很明顯地發現了類似的焦慮在我的一部分同學中蔓延開來的跡象。我發現，很少有大學新生意識到，在名校裡讀書最大的挑戰並不是學術，而是焦慮感和不幸福感。成績越優秀，對自己的期待越高，這種焦慮感反而越強烈。
讓我感到一絲安慰的是，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經歷過這樣的煎熬。美國心理學會曾公布一份《大學校園危機》（Crisis on Campus)的報告，其中提到：接近一半的大學生感到“絕望”；近1/3的學生承認，在過去12個月中，由於心情過度低落而影響到了正常的學習和生活。
這樣的情況在名校尤甚。在斯坦福有一個說法叫“鴨子綜合症”（Stanford Duck Syndrome），意思是每個斯坦福學生都像一隻生活在加州溫暖的陽光下的鴨子，表面上看起來悠閑自得，其實在水下都在拚命劃水趕超他人。這些精英學生會刻意給外人展示一種平易近人的自信、一種對生活遊刃有余的掌控感。然而，經歷過精英教育的人都知道，在這些光鮮的外表之下，你可以讀出恐懼、焦慮、抑鬱和空虛的蛛絲馬跡。
“故作鎮定”是每隻“鴨子”的必修課
在精英大學讀書的另一面是一種揮灑不去的身份焦慮感和自我懷疑。
為什麽？
我想，這是因為我們接受的基礎教育，不管在中國也好、美國也好，都是一個選拔性的環境。這造成了學生傾向於把自己的身份地位和一些簡單粗暴的因素等同起來——成績、分數、排名、升學結果。
而任何一個常青藤學校的學生在進入大學之前都是這個環境的優勝者。“優秀”是他們的標簽。可是，這個標簽掩蓋了大部分優等生虛弱的自我認知。這些學生在入學前對自己的全部認識都來自於“我成績很好、我的學校很好”。換句話說，除了知道自己很“優秀”之外，他們對自己是誰、該做什麽一無所知。
當他們如願以償進入一所讓人羨慕的學校的時候，真正的試煉才剛開始。大多優等生在名校裡上的第一課就是接受自己的弱小，因為每個同學都看起來太優秀。我曾經讀過一個讓常青藤學生估測自己的GPA在全年級的排名的研究。結果顯示，幾乎所有學生對自己GPA的排名的估測值都顯著低於真實值。這說明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很後進。這種覺得自己不如別人的恐懼在名校優等生裡十分典型。
名校教給優等生的第二課則是：人生的實現80%發生在課堂之外。簡單的成績優秀並不能讓你的未來雇主高看你一眼。許多人到了大學才開始發現，有的同學考試成績比自己差，但找到了更好的工作、申請到了更好的博士項目、擠掉自己的名額拿到了全額獎學金。這些優秀的高中生不明白的是，讀書寫作業只是一個大學生的基本任務。會讀書並不等於會讀大學。聰明的同學會知道什麽時候應該犧牲某門課的大作業，把時間花在對自己更有意義的事情上。
畢竟，讀書不難，難的是理解為什麽讀書。
這兩課是每個名校學生的必修課。可惜的是，我見到過無數的學生——包括當時的我自己在內——因為心理上的準備不足，在大學裡陷入了強烈的焦慮和迷失。我直到大學畢業才後知後覺地明白這些道理。
畢業之後在教育行業工作，我觀察了一屆又一屆的學生完成升學，我也見證了這些中國最出類拔萃的優等生，在美國的知名大學裡面慢慢意識到對“競爭成功”（competitive success）的追求是自己不幸福感的根源。幾乎所有人在進入大學之前想的都是，“我要在大學開學應該之前做什麽？”等到大學快畢業的時候，他們的問題都變成了：“我大學讀了這麽多書，吃了這麽多苦，到底為了什麽？”
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學能夠在高中畢業、即將進入大學的時候意識到這個問題。這篇文章就是為了讓你意識到這個問題。
- 02 -
我要實現什麽？
我的同事Alex曾經告訴過我他求職經歷中的一段故事。
大三那年，就讀於約翰·霍普金斯的他在東京大學當交換學生。大三臨近結束的時候正好趕上了他的求職季。跟大部分霍普金斯和東大的同學一樣，他求職的方向放在了谘詢行業上面。
我問起來為什麽要做谘詢的時候，Alex回答說，“我喜歡解決問題。”只是，他並不喜歡谘詢公司的工作環境。每次跟我提起來大一暑假在麥肯錫實習經歷，他都明確表示，那是他年輕的時候因為無知跳進的一個坑。但大三那年，路已經走到了那一步，簡歷上已經有了兩個谘詢公司的實習經歷，這條路還是得走下去。
“我覺得我應該利用好自己日語說得很好的優勢。”Alex決定留下來，在日本找谘詢公司的工作。
只是，在異國求職不如想象的那麽容易。幾輪面試下來，始終沒有好消息。Alex告訴我，那個時候他也開始重新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做這一行。
在快要結束的日語課上，或許是為了鼓勵這些在處在求職的煎熬之中的同學們，教授放了一部關於求職的電影。
Alex忘記了電影的名字，但他完整地跟我複述出了電影的內容：一個典型的日本求職者——眾多平凡人中的一員——為了一份百貨公司的工作奔走在各大求職會之間。為了找工作，他犧牲了可以犧牲的一切，但在這個過程中，他開始懷疑自己的努力是否值得。最終，他放棄了辛苦找來的那份曾經夢寐以求的工作。
我很難揣測出Alex的日語教授出於什麽心態給他們放了這一部電影，只知道它給了Alex不小的衝擊。
“我看這部電影的時候已經開始懷疑在日本找工作這件事了。我當時的心態已經很幻滅。”Alex告訴我，一夜沒睡的他當時早已到了崩潰邊緣。
“下課之後，我都沒有去下一堂課。我在一個沒人的走廊裡找到了一把長椅，半趴在上面哭了30分鐘。”
在他的故事裡，我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人的影子——我自己在內。他跟大學的我一樣，明明心裡對金融和谘詢這樣精英性質的專業服務帶著懷疑，又都在大學的某個階段踏上過這條路。最後，我們又都選擇了另外的路線。
我在大學裡反覆聽過一句話，“每個人都在大學的某一個階段想過做投行或者谘詢。”為什麽？因為那條路已經存在了。對於很多從小開始過關斬將被選拔到名校的學生而言，這是一條既定的選拔路徑。“我想實現什麽”可能是每個大學生面對的最困難的問題。一些學生不知道答案，於是想“為什麽不做投行看看呢？”
投行求職人的路徑圖，從大一就可以開始
我的本意不是批判投資銀行和谘詢。我的同學大部分都在這兩個行業工作，真正地熱愛這兩個行業的也大有人在。
我想要探討的是一種因為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麽而選擇投行和谘詢的心態。我經歷過這一步，所以我不認為這樣的心態是健康的。我大學的好友在大三的時候突然選擇讀博。她告訴我，她只是想證明自己足夠“優秀”。我告訴她，這樣的做法只是在追求競爭上的成功。最後，我確實見證了這條路線給她帶來的自我質疑、焦慮和恐懼。
我慶幸的是自己花了四年的時間，走過了無數條死胡同，最後終於找到了想實現的事情是做教育，儘管糾結這個問題這個過程實在是艱辛。終於，我挺過來了，感覺自己變得更堅強。我和我的同學們最後都活著走出了大學的試煉場——我們都好好的。只是在畢業典禮的蘇格蘭風琴聲裡，我舉著香檳酒，意識到我可能永遠沒法知道我的同學們到底怎樣跟自己打贏了那些無聲的戰爭。
- 03 -
空虛和充實的內心
我探討的並不是什麽新問題。12年前，普林斯頓畢業生、作家沃特·科恩（Walter Kirn）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一篇叫《迷失在精英體制中》（Lost in the Meritocracy）的回憶錄。作者回憶自己的大學生活時，把它概括為一場無休止的競賽：“我為名次、誇獎、榮譽而活著，我從來沒有考慮過成績單之外的任何事。學習是次要的，向上攀爬才是首要的。”
科恩直言不諱地講，他在普林斯頓的生活充滿了迷失感。諷刺的是，為了填補這種迷失感，他只能申請各種各樣的“未來領袖”獎學金來證明自己，並且在畢業的時候拿到了去牛津讀書的獎學金。
臨行去英格蘭之前，科恩在自家的書房裡找到了一本狄更斯的《遠大前程》。他第一次完整地讀完這本書，才意識到自己的大學只是為了前途而偽裝成一個“博學通識的人”（someone in the know）。一切結束之後，他才開始真的為了理解別人的思想而讀書，開始真正接受被普林斯頓耽誤的教育。
或許每個優等生都會有那麽一刻終於意識到，我做了這麽多事，只是在無腦地完成一系列的比賽，離真實的自我越來越遠。科恩通過一本經典文學作品發現了這一點。或許是巧合，我自己在閱讀盧梭的時候也經歷了一個類似的時刻。
在我讀的文章裡，盧梭討論的問題很簡單：他認為人對自我的情感分為兩種，一種是純粹的、不帶任何虛榮的自愛（amour de soi），而另一種是把自己和他人相比而產生的“自戀”（amour-propre）。盧梭認為，自愛是自然而有益的，而“自戀”是有害的，是嫉妒、憤怒、怨天尤人等的情感的根源。理想的教育應該盡量去除“自戀”的成分，讓一個孩子追求天性裡的自愛，但要嚴格控制他為了跟人比較而產生的衝動。
當老師讓我發現，教書比學習更有自我教育的作用，至少盧梭改變了我的思想。我開始嚴肅地反思在我的生活裡面什麽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什麽是“自戀”驅使我想要的。我試著讓自己擺脫盧梭所說的“自戀”，這意味著不去在乎別人的眼光、意味著承認自己的不足。當真的試著後退一步，把“自戀”產生的衝動和純粹的追求區分開來的時候，脫離“自戀”變成了一種自我解放。
我承認，盧梭不可能是每個人的靈丹妙藥。但我認為，要試著擺脫對“競爭成功”的追求所帶來的不幸福感，一個人至少得首先學會內省。在這點上，《優秀的綿羊》的作者威廉·德雷謝維奇跟我想法相似。他認為，所有的“常青藤綿羊”需要學會的是培養“豐富的內心”——這才是這些精英大學設定博雅教育課程的真意。
我在翻閱哥倫比亞大學的核心課程發展史《秩序的樂土》（An Oasis of Order）的時候，曾經讀到過核心課程的創始人、歷史學家雅克·巴讚（Jacques Barzun）的一句話：“受教育的人培養了足夠豐富的內在生活，才能抵擋狂暴的命運的無情摧殘。”回想起自己的大學教育，才對這句話感慨萬分。看上去平淡無奇的一句大道理，居然真的在自己的身上應驗了。
它在沃特·科恩的身上也應驗了，在我帶過的學生身上也應驗了。沒有經歷過類似掙扎的人可能沒法體會，但對一個親歷者而言，博雅教育帶給我的啟發是無價的。西北大學的文學系講師、芝大校友約瑟夫·愛普斯坦（Joseph Epstein）寫過一篇《誰殺死了博雅教育》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話我想在這裡完整引用：
我經常想，如果沒有進芝加哥大學，我的生活會是什麽樣？我猜也許會更加富有。但讀過了那麽些書，我這輩子已經幾乎不可能集中精力去經營種種發財之道。要不是在芝大度過的歲月，或許我不會對這個世界的種種體制及其統治者們深刻認識進而深入批判；我自己甚至都可能成為了體制的一部分。在芝大這些年，我變成了一個每日三省吾身的人，如果我不那麽內省就好了，誰知道呢，我也許會更加開心——時時反省人生的嚴肅生活有時難以充滿歡笑。
然而我絕不會放棄這三年的奇特經歷，給什麽都不換。
我想，愛普斯坦和我、沃特·科恩、雅克·巴讚、威廉·德雷謝維奇一道，或許都經歷了類似的反思，最後找到了共同的答案。而這也是我投身人文教育的原因。我認為，理想的教育是讓每個人關注自己最想要的內在價值，學會思考自己真正的追求。這些問題，最好在上大學之前想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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