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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了,沒人再懂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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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周汝昌先生還健在的話,他也有101歲了。

2012年,5月31日凌晨,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在家中逝世,終年95歲。他的女兒宣布:按照父親遺願,不開追悼會,不設靈堂,讓他安安靜靜地走。

關於周汝昌,著名學者劉再複是這樣評價的:周先生原來就是一個賈寶玉,一個賈寶玉式的赤子,一個賈寶玉式的嬰兒,一個賈寶玉式的癡人,一個“真真國”裡的真真人。

這算是對周汝昌最好的評價,賈寶玉癡,周汝昌更癡,他說:“癡方能執著,方能鍥而不捨——方能無退,即不悔。”

意外的收獲

1947年,周汝昌還是個毛頭小子,燕京大學外語系的學生,卻意外地驚動了胡適。

事情是這樣,周汝昌的哥哥在家讀《紅樓夢》,剛好序言是胡適寫的,寫了一大巴拉就不說了,裡面還講了個秘密:在某本失傳的書裡,藏著一個天大秘密,但他一直找不到這本書。

哥哥就寫信給周汝昌,弟哇,胡適說某本書裡有個秘密,但他沒找不到,你去咱燕京大學的圖書館瞅瞅,看有沒有這本書,說不定就發達了。

事情就是這麽巧,周汝昌跑到圖書館一查,還真有,名字叫《懋齋詩鈔》,安安靜靜地躺在書架上,等待它的知音。

或許這就是上天注定,這輩子他注定要和《紅樓夢》結緣。拿到書的那一刻,周汝昌的手都有點發抖。

這本書裡真的藏著秘密,不是黃金圖、也不是葵花寶典,而是曹雪芹的身世,經過周汝昌的考證,曹雪芹生於1724年,死於1764,並把胡適的論證推翻,等於啪啪啪打了胡適一臉。

胡適量大,也是出了名的,看到文章,立馬寫信給這位毛頭小子,並稱呼先生:汝昌先生,你說的對,我很讚同,是我又“胡說”了!因為這事,胡適還將世上唯一的一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借給周汝昌看,兩人素未謀面。

周汝昌對《紅樓夢》是真愛,那時又沒得複印機,周汝昌就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和哥哥一起,把整本書給抄了下來,幾十萬字,抄得工工整整、一字不漏。

1949年,胡適離開大陸,也帶走了那本絕世孤本。整個大陸,就周汝昌的屋裡有本手抄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在古代,抄書是很多名人的讀書秘訣,蘇軾就把《史記》和《漢書》都抄過。但放到一個連書都不願意瞅的年代裡,抄書簡直就是個笑話,只有傻子才會乾。

但世界從來就不會虧待這樣癡情的傻子,周汝昌連夜抄的書,世界終會加倍獎勵。

沒有紙、沒有筆,他卻寫出了藏之深山的著作

1952年,周汝昌研究生還未畢業,就收到了四川華西大學的聘請,前往天府之國教英語,後來華西大學並進了四川大學,周汝昌被分配到了一個叫梅園的地方居住。

說是梅園,其實沒有梅,更談不上園。就是用竹竿、木板搭建起來的幾間棚屋,四處都是手指大的縫隙,大冬天的,外面有多冷,裡屋就有多冷。

當然,周汝昌可能沒感覺到,他還伏在窗前研究他的《紅樓夢》,就是這年的冬天,他整理完了那本著名的《紅樓夢新證》。

《新證》的最初稿是他花了幾年時間,一點一滴考證出來的,記錄在各式各樣的紙條上,然後用膠水一條一條的粘在一起,就像“百衲衣”,幾年下來,竟然寫了幾十萬字。

然後他得小心翼翼,一張一張,一條一條地抄錄在稿紙上。

撰稿的筆是燕園好友送的一支金筆,有一天,他在幫老婆燒火做飯時,不小心將筆掉進火堆,燒壞了。無可奈何之中,周汝昌只好把筆尖綁在一根筷子上,寫幾個字沾一下墨水,再寫幾個字,花了一個冬天的時間,才算把稿子錄完。

1953年秋,周汝昌收到了郵件的包裹單,他清楚地記得,那天是9月5日。周汝昌還破天荒地雇了輛“洋車”,就為了快點趕到總局。

拿到包裹,他就等不及地將它拆開,那一刻,周汝昌眼前亮了,他的《紅樓夢新證》出版了,那一片又一片的紙條,終於變成了一頁又一頁的新書。

周汝昌沒想到是,就是這樣一本學術書,竟然火了,一連三版,印了一萬七千多冊。在那個時代來說,簡直驚人。鄧拓還告訴他,連毛澤東看了這本書,還十分讚賞。

整個外文系的師生也驚呆了,你不是教英語的嘛,怎麽研究起《紅樓夢》來了,最後的情況是,整個外文系,幾乎人手一編。

正是這本書,讓周汝昌從一個普通的大學教員變成了全國矚目的紅學專家,有一次他去圖書館查書,圖書館的館長對他說:

“你的大著,圖書館一次買了十部!”還怕自己的四川口音太重,“十”、“四”不分,一邊說一邊用手指交叉指化。

也只有這份癡情,才能讓一個人在如此艱苦卓絕的環境中,仍然保有那份初心,發憤忘食,樂以忘優。就像他說的,癡方能執著,方能鍥而不捨——方能無退,即不悔。

癡的人最容易撞到更癡的人,兩個癡的人撞到一起,總能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因為這本書,周汝昌被人民出版社的聶紺弩看上了,還專門向中央宣傳部申請要人,再由中宣部向四川大學要人。四川大學不想放人,跟周汝昌說,汝昌呀,我們給你晉升副教授,你就別走了。

川大不放人,中宣部就催人,一次不行催兩次,兩次不行催三次。

最後校長實在頂不住壓力了,再不放人,就是不服從中央命令了,組織原則不能壞呀,放吧放吧。就這樣,周汝昌從天府之國來到了北京,進入了國家級出版社。

聶老對周汝昌是真欣賞,有人打趣周汝昌道:“你耳朵壞了,但有聶公為你的知音,他的姓氏是三個耳(未簡化前,聶字作聶),其中必有妙裡。”

一次,周汝昌和老婆在大街上壓馬路,遇到了聶老,正好是中午,聶老就跟著周汝昌走,這明顯是要蹭飯吃的節奏。

然而,周汝昌的家卻一貧如洗,周汝昌低聲問妻子,家裡還有什麽吃的嗎?妻子說,啥也沒有了。

聶紺弩看到了兩人難為的表情。笑著說了句:“我去找張友鸞……”然後轉身就走了。

若說癡情,沈從文也算一個,對文學癡情,對美人也癡情,《紅摟夢》裡有詩又有美女,自然對《紅樓夢》也癡情。

建國後的沈從文壓力太大,怕惹麻煩,就不再寫小說了,改行研究古董服裝。沈從文說,我研究古董還不行,總沒人攻擊我了吧。

恰巧《紅樓夢》裡就有很多古董,沈從文就寫了一本很厚很厚的《紅樓夢》考證,恰巧周沈二人對書裡妙玉用的一隻杯子產生了分歧。

沈從文是故宮搞文物的,名氣大,來頭也大,說妙玉用的杯子叫“點犀”,不叫“杏犀”,因為在從來沒有聽過有杏犀這種東西。

周汝昌不服,我找遍了不少相關的資料,上面的文字都顯示,是“杏”不是“點”,你總不能放著老曹的原文不要,而妄自串改吧,這不厚道。

於是兩人在報紙上打起了筆戰,周汝昌一篇,沈從文一篇,周汝昌再一篇,沈從文也再來一篇。周汝昌還要寫,報社的人跟他說,你別寫了,我們不發了不發了。

就因為一個杯子,引發了京城一場腥風血雨,可能是沈從文的名氣大,最後一篇是沈從文的,讓讀者以為,是沈從文贏了。

一日,上頭通知周汝昌到部裡開會,屋子不大,來了不少人,最後來的,是一位老者,穿著深色中山服,夾著黑色真皮包,滿面春風,親切和藹,一看就大有來頭的那種。

一進門,老者就跑到周汝昌的面前,握著他的手說,你就汝昌吧,你好哇,汝昌,久聞大名啊,汝昌!

周汝昌一臉懵逼,我不認識你啊,老者說:我是從文呐,沈從文啊!

其實,沈從文比周汝昌大16歲,是全國知名作家,兩人還爭論過,沈從文可以完全居高臨下的,沈從文卻絲毫沒有芥蒂,更沒有架子。

周汝昌回憶說:“沈從文見了我表現的那種熱情親切的風度,說明他真是一位忠厚長者,大度君子,沒有任何世俗常態小氣。這樣的學者,是真學者。我一直掛念。”

對我們來所,是“杏”還是“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後這種認真執著的精神,以及不計得失的胸襟,這才是真正的學者,真正的民國精神。

有的人會覺得,一個尼姑用的杯子叫啥重要嗎?你們無聊不無聊啊!那是因為你沒有真正喜歡一樣東西,當你喜歡一樣東西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你忍受不了任何瑕疵,一定要把它打磨到最精致、最完美!

周汝昌癡,要是他老婆也癡的話,這個家庭估計會有點難過。所幸,他的妻子不癡,不但不癡,還很厲害,反倒是保留了他的這份癡。

有位前國民黨軍政人員的子弟知道周汝昌算命,陽明八卦、生辰八字都懂,就去找周汝昌,給了個生辰八字,也沒說是誰的,想請他幫忙算一算。

周汝昌一想,就算個八字嘛,也沒什麽,算就算。算完也還不錯,都是大富大貴、大吉大利的征兆。

可就是這個人,1968年的時候被隔離審查了,還把這事給供出來了。算命不打緊,打緊的是你給誰算的命,那人夠狠,給的生辰是毛澤東的,但周汝昌根本不知道。

事情就嚴重了,給主席算命,這不是妄議國家領導人嘛,還是我們偉大而英明的毛主席,在那個時代,這問題挺大。

結果,周汝昌被揪了出來,“打到周揚文藝黑線上的活標本周汝昌”的橫幅被拉到了周汝昌的門口,還在名字上面劃了三個紅紅的大×,然後拿去批鬥審查。

被審查了自然是要抄家的,造反派來到他的家裡,對他妻子說,周汝昌已經交代了,就看你還要不要隱瞞了。

周汝昌的妻子叫毛淑任,她不懼,回敬道:他都已經交待了,你們還來問我幹什麽?

造反派:……

面對這麽厲害的女人,造反派也沒轍,來了兩次就不來了,但把家裡的東西抄了個乾淨,包括書信,以及一些珍貴的物品。

抄走之後,很多東西就下落不明了,尤其是貴重的東西,包括一口周汝昌十分喜歡的硯台。

周汝昌其實也沒什麽好交待的,這輩子他沒做乾過什麽壞事,作為一個學者,更沒有什麽企圖,挖空心思,也寫不出什麽罪名,更沒有落井下石。

審查完了就要外放,下去接受廣大勞動人民的再教育。出發的時間選得很刺,八月十五中秋節,連節都不讓人過了。

領導覺著,教育你一個人不夠,你老婆也得再教育教育,就讓他老婆也一起跟著下鄉。而且是永不回來的那種,毛淑仁一口拒絕,堅決不走。

動員的人就說,你要不去,就扣周汝昌的工資,讓你沒錢吃飯,看你去還是不去。

毛淑仁說:工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給的。言外之意是,毛主席給的工資你也敢扣?你敢扣?你敢扣?

……

幸好街道辦的人也站毛淑仁這一邊,悄悄地給她找了個事做,挖防空洞。部門來人了也找不到她。就這樣,毛淑仁憑一己之力,保全了在北京的家。

周汝昌一生癡迷紅學,家務事基本不管,讓他燒個火,他都能把唯一的金筆給弄火堆裡了,這也是夠嗆的。也幸好有一個如此能乾的妻子,保全了他的這份癡與真心。

1983年,王扶林要拍《紅樓夢》。劇組成立的時候,只有3個人,可裡面的角色就有151個,錢又不多,怎麽辦,全國征集,找草根演員,陳曉旭、歐陽奮強、鄧婕都是這時候來的。

演員有了,這麽大的工程,一定要請顧問。王扶林請了不少大咖過來,包括研究書畫的啟功,研究古董和服裝的沈從文,當然,肯定有研究《紅樓夢》的周汝昌。

87版《紅樓夢》一個最特別的地方是,後面7集基本上拋棄了高鶚的續作,而是根據曹雪芹前80回的伏筆,結合多年的紅學研究成果,重新建構了一個新結局,還是悲劇。

其中,就大量參考了周汝昌的觀點。比如林黛玉其實愛錯了人,她要還淚的人應該是甄寶玉(真寶玉),而不是賈寶玉(假寶玉),某種程度上,周汝昌的理解,更接近曹雪芹。

《紅樓夢》開拍前,劇組還專門對演員們作了一年的培訓,請了很多學術大咖,給演員們上課,講解紅樓夢。

扮演薛寶釵的演員叫張莉,開拍“寶釵戲”,她還專門找到了周汝昌的電話,請教一些關於紅樓夢的問題。

周汝昌得知幾天后就要拍寶釵的戲,對她說,你明天來我家吧,我給你講。打電話的這天正好是除夕。

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張莉騎著自行車就來到了周先生的家裡,兩人沒有一句客套話,一坐下來,周汝昌就從頭到尾地給她講解薛寶釵,足足講了好幾個小時。

一件事情的成功,總不是偶然造成的,這背後一定是有人默默地付出了無數的艱辛,之所以87版《紅樓夢》能成為大家眼中無法超越的經典,離不開這些癡情人的努力。沒有他們的癡情和付出,也就沒有這部經典的《紅樓夢》。

周汝昌青年時便有耳疾,助聽器帶了大輩子,後來又因為拚命工作,患上了嚴重的眼疾:雙眼黃斑部穿孔,視網膜脫落。雙眼近乎失明,只有右眼有0.01的視力。

每次看書,都得用放大鏡。每次寫東西,幾乎需要把臉貼到紙上去,所以他出來的字像核桃一樣大,甚至出現串行、疊加的現象。

即便這樣,也絲毫不能阻止他對《紅樓夢》的玩命研究,“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書一本一本地出,也一步一步奠定了他在紅學史上的地位。

高陽說:“說起周汝昌,我跟他的考證結果正好相反,然而我不能不佩服他,搜羅之豐富,用力之勤,都不可及……當我三杯落肚,一支在手,忽然來談紅樓時,我真惦記他不知道今晚上吃些什麽東西?”

關於《紅樓夢》考證成就,有一種說法,胡適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算是開山祖師爺吧;而俞平伯接過胡適的旗幟,跑了很長的一段路。

到了周汝昌這裡,方是集大成。

當然他的地位還不止這個,胡適雖有考證的功夫,可藝術的嗅覺實在不敢恭維,寫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本新詩集,竟然被人嘲笑了近一百年。

胡適覺著,《紅樓夢》寫得真是太差勁、太垃圾了,比不上儒林外史,也比不上《海上花列傳》,甚至連《老殘遊記》都比不上,曹雪芹棺材板都快壓不住了。

是周汝昌,把《紅樓夢》提高到了前無古人,後人來者的地位,“一部空前奇麗、石破天驚的偉著巨構”,曹雪芹乃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才。

劉再複說,周汝昌是曠世天才曹雪芹的曠世知音。真是一點沒錯。

《紅樓夢》寫道,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也只有像周汝昌這樣癡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理解其中的癡味吧。

現在已經很少有人能像周汝昌那樣,能在一本書、一種文化中沉浸自得、怡然自樂了,你說你喜歡《紅樓夢》,喜歡古典文化,別人大概會說,你是個傻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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