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她們》：跨過了那扇最高的門

作家閻連科

閻連科長篇非虛構《她們》首刊2020-2《收獲》，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跨過了那扇最高的門

——閻連科長篇非虛構《她們》

文 | 俞露

非啼非笑，久久無語——這是讀完《她們》第一遍的症候。

我仿佛海上坐船，處於人與人之間同情心的一種難以言表的上下起伏之中。

我仿佛看到人類的同胞之間，當一個流下了辛酸的淚水，另一個在無聲地哭泣，卻比她哭得還要傷心。

一個片段加一個女人的靈魂：母親、姐姐、姑嬸、妻子、女友、表姐……她們遠近錯落，自歲月的蜿蜒小徑，由作者牽著手，走到了這部相關中國（鄉村）女性的散文集裡。

一、母性

女人的母性像菜裡的鹽，它在親情裡，也在幾乎所有其他感情裡。

相親初見面，說不上幾句話就去倒垃圾、做飯，作者離家時，背來一袋捨不得吃的糧食送行——這個只能拿拚音寫信的姑娘，最終還是因為對其身份的憂慮，被退了婚。

但她獲知此情的最後一封信沒有用拚音，且字字端莊地寫著“你放心，我不會到你們部隊去告你。也不會給你們部隊寫封告狀信。儘管我知道我一告你你就全完了，不能提幹了，要回來和我一樣種地了。我不會怪你閻連科。我隻怪我沒有好好讀過書。隻怪我的命不好。隻怪我們都是農民誰都想過上好日子！”

而她的這種“寬容”不是一種良心上的姿態，而是遠嫁深山、不斷生育的代價，以至於再見面時，“她就那麽慢慢拖著腳步走，背負著我留給她黑暗的人生和命運，像馱著世界上所有鄉村女性的苦難朝我走過來”，以至於我只能拉著兒子，躲進“上帝設在那兒的男廁所。”

這種寬恕著實太過莊嚴，當道義都站在其一邊可幫其泄私憤時，她的選擇卻和包庇偷了銀燭台的冉阿讓的神父無兩，簡直像開放在最高山崗上的道德花朵，足以彪炳史冊。然而，這種偉大功績在女性身上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司空見慣到了不足為奇：

大姐剪去美麗的發辮，變成錢，變成一家人一人一瓶的汽水，變成給弟弟的“能買一個小的雞蛋或兩顆小糖吃”的兩分結餘，變成回憶，流淌進土地，這土地繼而長出麥穗，變成弟弟拾不夠的工分，“急得要尿在褲子上”，再變成二姐往弟弟筐裡面倒的麥穗，而用這麥穗飽腹的姐弟倆，在二選一的時候，變成二姐把讀高中的機會讓出來——這是那個和弟弟一樣拉五百斤煤、磊石頭煮飯，成績還更好一些，會在那個筋疲力盡的深夜，問出“你長大後準備幹啥”的二姐。

這如此自然的命運循環，就像女人內部的循環一樣往複——去給予，在照拂他人的體外循環中反哺自身。

母性，好像是一種她們自己的心靈能辨的語言：男人們自私而自取，女人們利他而自取。

它就這樣成了女人和世界的臍帶，令她們有視天地外物做“嬰兒”般滋養的習慣，而這份看到弱者，看到需求時的擔當與照拂的本能，並非教養而來，更不受限於血緣。

這也是為什麽在和三叔的紛爭裡，父親被逼迫後要抱赴死之心才能走到對方的鐵鍬下，嫂子不用被逼，就能坦然地站出來。

這是一種屬於人的世俗力量，沒有比一個想救嬰兒的母親，更有想象力、創造力和意志力的人了。這種力量既廣且深，它的本質是一種精神性，令女人往往有一種聖徒的傾向——比起她們最流暢不經的動作來，一切宗教儀式、“施比受有福”的教誨，都顯得造作膚淺。她們好似一匹拉磨的馬，蒙住雙眼繞著碾磨轉圈，不知道磨的是什麽東西。其中不作鏗鏘之聲，而是滿含令人傷感的快樂和近乎孩子氣的溫存。

莫裡哀所說的“女人，就是要人愛她”，其實應該注意到更重要的一種可能：比起女人的奉獻來說，她們想從男人那裡得到的愛情，不過像是把手伸進他們懷裡，暖暖凍僵的手指罷了。

因此在塵世間水土不服也不足為怪了——正像是作者的發問，“女人、女性的善良又最常招來惡或悲劇呢？”

或因人類仍處在童年期，或因資源永遠僧多粥少，或因所有的規則制定，不過是柔化了的弱肉強食和實用主義，上演的只是悲劇的不斷再分配——所以在男性社會中，母性是種必然要被矮化、利用的東西，當它和男人的善良、自覺相互交集之後，這種感情被稱為“婦人之仁”。

於是母性的召喚，簡直成了一種自戕的誘惑，她們最禁不起熱情的考驗。女人平衡起它來，就像男人平衡他們的野心一樣困難。是啊，在前女友那裡，就連一筆一劃寫漢字的那股子抬起頭來的自尊，也無法把母性的力量所壓垮啊。

難怪女人的社會化，是比男人更嚴重的削足適履，沒有一雙鞋裡不是獻血淋漓，而這何嘗不是女人們的“伸屈不得，車輪流水”：她們推己及人地相信善和真，假借一些美好的品質給他人他事，常有一廂情願的嫌疑，她們有風鈴般隨時搖曳著的同情心，身為弱者卻為強者灑淚，她們往往在感情上不肯平庸，很容易被“崇高感”和“犧牲欲”所俘虜，將其塗抹上浪漫的光暈，甚至無視在這一過程中，自己已墮入底層，而母性那種可愛而可怕的，含垢忍辱也可當眾就戮也行的力量，那種把鮮花和刀子同時踩在腳下的力量，那種能上天堂也願下地獄的力量，也隨之成為籠中之獸。

而諷刺的是，人的幾乎所有的迷茫和憤怒背後，都是對自身無力的一種詰問。

在世情風氣下，人生成為了一連串縱橫捭闔的把戲，卻也只有聽任其隨心所欲。也許大慟才會有虔信。當人類這個孩童再摔些跟頭後，等它變成一個巨大的傷口的時候，是否會進行一場集體內觀，繼而發現“母性”這種包含著憐憫的覺悟，本是一種中性的巨大力量。

歸自然而自愈，將是多麽堅定而涼爽啊。當我們終於筋疲力盡，連接著天地最深處、散發著土壤河流草木之氣循環不已的母性，是我們會得到的答案之一。就像二姐為弟弟拾起麥穗的手腕之力，那樣自然，還有那只會寫拚音的女友的寬恕之力——是的，再也沒有比人類更需要自我寬恕的生物了。

二、悖論

女人，又充滿著俯仰皆是的悖論。

在我心目中超越畢加索、莫奈的那幅畫，是少女時代在“辣椒和蒜辮下”讀書不倦的大姐。但她之後的數十年人生卻掙扎在“民轉公”的路上，退休後更是靠跑醫院才能打發日子，罹患憂鬱症——勞動是一種摧殘，空虛是另一種。

大姐的一生，歷經了自覺到不自覺的悖論，而小姑追求愛情就要遠嫁深山，又是愛情的自由和地理上的不自由的共存。而趙雅敏為最愛手錶的愛人買齊一百塊表去賣身入監，則是比歐亨利賣頭髮買梳子的荒誕還要荒誕的現實，成為精神堅貞和出賣身體的矛盾，而仝改枝為性的原因而出軌離婚，更是為追求生命質量放棄“道德”質量的取捨，至於這種愛欲和能力的悖論，還出現在為追隨愛人而被兒子殺死的母親身上，更不要說那“少而又少”的女同性戀吳芝敏。

女人的悖論，無非是願望和社會資源及被賦予自由之間的衝突。而“她們”這章的女犯人們，似乎都為試圖解開它，而懵懂地蹈獄。

她們賣淫、私奔、殺人，這些敗壞和罪的底下，是一種最根本的罪行，“性別罪”——在法律和道德上犯罪之前，她們早在心裡伏了法，此後再激進的行為，也不過在坐實這種無力感——

安泰俄斯是希臘神話中的巨人，力大無窮，而且只要他保持與大地的接觸，就不可戰勝的，赫拉克勒斯發現了安泰俄斯的秘密，將他舉到空中使其無法從大地獲取力量，最後把他扼死了。女人們，就是一個個是被舉到空中、雙腳離地的安泰。

女人們的真正悖論，在於她們是“無力的巨人”。

我想勘破三嬸“通靈神化”、治病救人的秘密，三嬸回以“科娃兒，你是男的，你要是女的三嬸就告訴你那筷子怎麽能直立在光溜溜的盤子上”時，考慮的恐怕更多還是兩性世界、男人終難體會女人的無奈。

“因為女人才是神，男人都是凡人啊。是女人生了人，創造了繁華大世界……可男人們有力、有錢、有勢（權）後，從此就開始統治世界，暴虐、敵視這世上的女人了”，三嬸用神鬼之說，吐露的不就是離地的安泰？

女人是神，那也是不得安住、無法使勁的神，她們赤手空拳，茫然若失地扮演著“女人是人，但不是男人”——可又“不得不是男人”的第三性，而這，就是失去力量的根源。

可是人類那種紛紜的、大膽的欲望總是不買脆弱行為的账，女人裡非但不缺吳芝敏那樣的掙扎者，還有割完麥的中午“把自己上吊拘死在了棗樹上”的方榆花。

就像老師這堂課講的不好，會溜號逃學的頑童。會自殺的人，都有一股不安分的活氣，都有種對生活的批判眼光。方榆花對處境也有著最淳樸的自覺——她留下的遺書是“我每天每年都相（像）男人一樣乾活兒。可我不是男人呀！看不到頭，不想活了呢。”她的平靜一死卻令人聯想到，這本書裡的其他女人們，她們那些傷心慘酷的日夜，有沒有那種一眼把前途看清的時刻？

看清在這片土地上，生活、和活著，本是一組悖論。麻木是必須接種的疫苗，只因看清真相無非是看清沒有希望，自殺也就成為方榆花們最大的反抗——只是在最後一刻，她的雙腳依然離著地啊。

而大地又是什麽、在哪裡？

大地的名字就是“人”。

男人女人，都要做回成“人”。

只要女人的雙腳踩回到“人”的大地上來——其實男人女人都一樣，一個人但凡有了做“人”的自由，就好比被冠以了真名實姓，就接了地，就有“天好地好”的力量了。

而所謂做人，又是怎樣？就是不一定要怎樣，就是能夠這樣，也能夠不這樣的伸屈皆可。而這樣地做人，不就是肉骨凡胎與生俱來的常態，我們之所以發出第一聲啼哭，不正是在與此締約？這種腳踩大地的降落，其實只是“回來”的自由啊。

然而她們中的大多數，是回不來的，甚至她們的墳塚，“在男權社會所左右的家族倫理記憶裡，女性總是被記憶很快地遺忘並抹去。以婚嫁和墳陵的記憶路道的鄉村記憶線，沒有女兒（女性）從成年至墳墓的記憶簿”。

作者對女性這位無力的巨人仰頭注目後，繼而悲悼她投向大地的陰影，卻又發現在巨人之上又有真正的巨人存在——

漂浮的巨人，是命運呵，不光是女人、男人，而是人的命運。

三、命運

苦難生平等，它生出的平等就是命運，而命運就是姐弟倆，拉的那個煤車，拉又拉不動，又不能半路給撂下。

而《她們》，哪裡只是在寫女人呢，寫的是人啊，這裡面有著被命運攪擾不已、被人性的軟弱和自審羈絆不已的作者啊！

“我”竭盡全力做著離開土地努力，成了“把連隊早上打掃衛生的掃帚、鐵鍁藏在被窩裡，目的是在第二天早上起床號沒有吹響前，可以獨自在軍營裡掃地和除灰”的好兵後，卻“突然下文鏗鏗鏘鏘說，以後所有部隊都不從士兵直接提幹了”，我登上返鄉的車，又在最後一刻得到“人生的一份最偶然、額外的幸運通知書”，因為創作獎就這樣提了乾。而這一切，又何嘗不滲透著二姐出讓上學名額的犧牲，和偶然因我上過高中而得以入伍的因素？

渺渺人世，有多少是個人意志，有多少是命運使然？還有那隻人永遠無法找到這分界線的眼。

出生、家庭、情感、婚姻、前途……命運這個詞在你想拿它來解釋生活時，處處管用，就像你想把握它時處處不管用一樣。但另一面，它似乎又熟諳“要想打動人心，就要傷害人心”的萬物為芻狗之法則。

命運還包括著個人的局限、環境的局限、時機的局限——往事的意義，就是幫我們在回頭時發現當時當刻的偶然性：如果妻子沒在我“逼婚”後從巷口帶回“同意”的消息，結尾的最後一章，騎在旋轉木馬上吃冰淇淋烤腸的那個要和我“結婚”的孫女，又將是誰？

對老天來說，我們精於算計拳打腳踢的全部努力，就像在對百萬富翁炫耀自己的貧困。只是那些糾結、輕率的選擇，偏還彈撥和涉及著其他人的一生：好比命運女神在紡線，個人之線的經緯，總要紡進別人的那根，對方也是如此，甚至連一本書也不例外——

大姐借我的《安娜﹒卡列尼娜》，千叮嚀萬囑咐仍不翼而飛，結果是被豬拿去抱了窩。父親安慰說“怕是老天不想讓我們家出個讀書人，就把那書收走了”，這向天推諉似的下一句，則帶著對命運的求告意味，“老天收走了書，只要把人留著就好了”。

也許父親恰恰處理了個人意志和宿命之間的繁複：我接受，我也請求，同時，我保持謙卑。

母親說“老天安排男人的命，就像安排他親生兒子的命。安排女人的命，就像安排後娘女兒的命。”其實比起命運對人類最普遍的捉弄，它對男女之別只有相對的偏頗。至於那些五十步笑百步的男人，是愚蠢軟弱的，而意識到不可阻擋的共同受難，以及為其公平和均勻一辯的男人，是了不起的，他們更像人類推選的代表，在向老天發問：

為什麽表姐被離婚、幾乎尋死，再次遠嫁後不知所蹤，起因只是嗜睡？這個在日本作家筆下能把玩出詩意的癖好，在這裡為什麽令人成為一隻瘸腿的牛、一部買回去不轉的風扇？

為什麽小姑為愛逃嫁貧瘠之地，反倒在饑荒年代囤下了糧食，為什麽“吃不愁穿也不愁”反倒是對她這位“中原鄉村那方隅地自由與婚姻的奠基人”的告慰？

為什麽母親的時間會停在傻子叔叔被榆樹砸中的那天，會停在被親生父親的新家排除在外的那天？

為什麽女性的勞動量是最高的產出和最低的回報？而為了勞作，母親承受農藥的毒性，早衰的痛苦，眼睛的昏花，用薑絲的刺激換來淚下後的清明，為什麽連這點清明也只是為了繼續勞作，為什麽這眼淚竟一點也沒傳染給鐵石心腸的命運？

為什麽我們被穿上無形的鼻環，被牛馬一樣地往看不見的路上引？“風天雨天都在家裡坐著有飯吃，有衣穿，那和神仙有什麽差別呢，”為什麽有飯吃有衣穿後，仍然不是神仙？反倒不如那淳樸的心靈、簡單的頭腦、隻容得下一種感情，一個念頭？

痛苦才是人間最通行的語言，因此提的也只能是些沒有答案的問題啊。

就像不知怎麽，母親就對生父有了靜默不滅的等待，還有那雙搶救外甥女時能跑的飛快的腿，“朝鎮上的醫院瘋了一般跑過去。腳步的快，怕是她這一生唯一一次如此拚命地跑”，就像不知怎麽，外甥女就寫來了“那貼顛倒了的八分錢的小郵票”的為母親要錢的信。

活在世上，如果對人和命運都不相信，那人間也就成了地獄。所幸寫字尚且“歪扭得如被風吹落在地上的枝葉般”的她，已萌發了興致勃勃地去愛別人的樂趣，在微茫的天地和未卜的前景裡，也是不知怎麽，她們就學會了相依為命。

好像二姐那雙有繭，但依然柔和的手，在一點點地撫摸命運似的，令它昏昏欲睡，或胳肢的它發癢，人也就得以喘上口氣，不知怎麽，就有了哀而不怨、樂而忘返的能力，就像過著“八個孩子、兩個大人十口人，冬天大雪孩子們沒有鞋襪穿，必須光腳踏雪是很正常的事”的日子，卻“永遠要哼著小曲唱著戲，如她是公主嫁王子”的大娘。

而人類的處境就是這一點驚人——沒有一宗幸福不是靠糊塗得來的，也是因此，人才可以活的遠談不上快樂，但卻相當幸福。

也是不知怎麽，女人就在命運面前千姿百態了：母親第一次看到海就發出了“天……水也太多了！” “這沙要是糧食，人就不愁沒有吃的了”的感慨——一個對生活敏感的農民，是可以過的比一個麻木不仁的帝王更廣闊、更充實、更豐富多彩的。

女人對哲學的興趣，和孩子對精神王國的洞見往往一樣，這也許和她們總在還是孩子的時候早熟，在成熟之後卻保持天真有關。至於這種“又熟又生”，好比天亮和黃昏時都有的明暗交接線，將伴隨她們一生。譬如母親葆有的坦率好奇、愛憎分明，還有那股英雄氣概，這又使她的心靈，波及著整個家庭的心靈。

女人小起來很小，勢利之極，就像相親時拒絕我的姑娘，在後來看到版面浩瀚的“文章介紹我，還登著我的彩色大照片”時質問“為什麽給她介紹對象時，沒說我會寫作和愛寫作”，頂多不過是買賣失算的惋惜；女人大起來很大，就像母親半夜起來看海，想的卻是“既然神總是對人好，那為啥不當初創世時，讓缺水的地方多點水，山高的地方多條路。住在水邊天天泡在雨裡、水裡的人，也讓他們少些水災和大風”的問題。

然而她們對日常生活絕不放肆，反倒無師自通地中庸：母親為促成叔伯哥的相親借家具裝門面，而蓮嫂子到結了婚才說出當年看破不說破的心思。她們深知世事都有表裡兩面，自有一股和現實討價還價的頑皮和狡黠，她們個個都像“通曉世故的詩人”，既靈活，又有那麽點神秘莫測。

這就是母親（女人）面對命運的基本態度了：人吃五穀雜糧，再沒有比懂得生活更實用的學問了，但對無用之用乃大用的莊子，則不止愛惜、簡直是要敬畏了——“我把帶回去的書分給大家時，母親會接過其中最厚的一本在手裡掂掂重量道：‘我老了，不能識字了。你寫那麽多書我認不下來一句話。早知道你這輩子是乾寫書這事兒，我就該在年輕時候多認一些字，也好知道你在書裡都寫了一些啥。’”

所幸不識字。這樣的心靈若是識字，要徒增多少和平庸的現實的矛盾之痛苦啊。而不識字也知道你做的是件無法稱量的事，而我只能用份量來慚愧地掂掂了。

還是不知怎麽，從土地裡來的母親，“坐在那深邃靜亮的大海邊，望著寂寥茫茫的世界和天空，等著我的解答如等著大海水乾樣”時，就因為憂鬱，而帶上高雅、雋永之氣了。這又是多少雕刻家未曾涉及的題材——這不是一望而知的美，卻是真正的藝術家為之傾倒的那種，不亢不卑，似乎承載著整個人類的自尊心的最高水準。

問題就這樣被消解了，命運就像頂玫瑰色的草帽了，人就像那草帽上的緞帶了，雖被束縛，又飄逸自在著。

即便“生活就是伸曲不可、又車輪流水的這樣呀”，還在隱約地耳語呢。

結語

在這光明與黑暗交織的大千世界，在這眾神對人不停開著的玩笑之間，為了生活，她還有什麽沒犧牲的呢。

記憶和眼淚，她沿著生命的歷程一路失去它們，就如一個旅客把錢財撒在沿途的一家家客棧裡，而作家替她們搜集起來，成了《她們》。

作者像是互為不解之謎的解謎者又仍然疑惑重重。是啊，女人是多麽奇異多變：她們可能刁鑽古怪卻又毫無私心、無欲無求卻又多情多思、睚眥必報又善於忘記，精明過人又笨拙出奇……她們也備受軟弱人性的搖撼，在追尋幸福的路上顛沛流離啊。

《她們》寫的其實是個體，波及了女人，歸根結底，是從“人”的立場出發，回到了“人”。作者在超然處統一了它們。

一切悲憫女人的作家，都是人性的悲憫者，讓女人回到“人”——這不是一種思維，不是一種主義，而是一種感情。

比起心靈，頭腦有時倒是需要警惕的東西了。

至於作家，未必告訴人們該怎麽做，卻是對自己最誠實的一群人，誠實到心驚肉跳的程度，而誠實也有著血和淚的代價。

而正是這代價，讓作品跨過了性別、包括自己，這扇最高的門——

這是一部通過女人看人性、看命運的作品，

這是一本寫給每個“人”的，寫“人”的讀物，

《她們》，是《人們之她們》。

最後。對女人最善意的舉動，就是不去歌頌（鼓勵）她們的美德，甚至替她們警惕著那些美德，就是像作者那樣赤誠地，替她們戒備，替她們疲憊，甚至在她們本身被磨滅得既無悲苦亦無矜憫時，替她們在人世間的風劍霜刀下打開一頂傘，而寒意讓傘下的她們，摟在了一起，摟得更緊。

至於希望，至於許願？

只有人性改變，才會有烏托邦，而人性若是改變，也就不再需要烏托邦。因此所謂烏托邦，遠不如孫女說的“餓了吃烤腸，渴了吃盒冰淇淋”的紫竹院公園。

只可惜對於那個“騎騎、吃吃和喝喝的日子”的世界，對於孫女這個吃著冰淇淋的哲學家所指出的世界，我們無能為力。

當我們終於意識到自己做不了什麽的時候，原來已經做了很多：

由著《她們》，她們的時光綿延不盡地展現在有關乎過去、以及未來的圖景上。

由著《她們》，在迢迢的煤石小路，灑下了金粉——是為回家的路標，是為存在過的淡痕。

這是一部值得深深感謝的書。

2020年5月15日

來源：鳳凰網，作者授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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