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5月30日晨，印度現任總理莫迪前往聖雄甘地紀念碑，向數十年前的印度國父致敬；十幾個小時後，他將帶著歷史的余溫，在世界矚目下宣誓就職，正式開啟其第二任期。
一周前，持續一個多月的印度大選塵埃落定。執政的印度人民黨（BJP）贏得人民院（下院）545席位中的303個，其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NDA）更獨攬352席。
坊間人稱兼具“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赤貧階層賑濟者和國際資本之友”三重身份的強人總理莫迪宣布連任——以絕對壓倒性的優勢。
印度的“下一站”，或也隨之到來。
政黨
這場選舉的結果出乎各界意料。
自由派知識分子對大選結果倍加失望，“戰略界”人士則對莫迪的再次執政格外興奮。印度著名政治評論家 Neerja Chowdhury點評說，2019年選舉當之無愧為印度當代政治史上的“分水嶺”。
莫迪連任的“效果”怎麽就這麽驚人？
簡單了解下印度這些年的政治發展就能明白一二：自1947年印度建國以來，國大黨本來處於“一黨獨大”的位置。後來隨著尼赫魯去世，到20世紀60年代後期，印度政治開始逐步進入地方化、碎片化的階段，單一政黨已很難過半數單獨執政。
印度政局也隨之進入極不穩定的時期，僅在1989年到1999年這十年間，就進行了五次大選。
1999年後，隨著印人黨的崛起，印度形成了由國大黨和印人黨對壘的兩黨政治。2014年的大選中，印人黨單獨拿下過半席位282席開始執政，也成了1984年以來首次攬下“絕對多數席位”的政黨。
2019年選舉前，人們普遍認為，這個具有“反現任”傳統的國家肯定會使印人黨傷心而歸。然而現實卻是，人家不僅沒受挫，還比五年前多拿下了21個席位。
而莫迪也成了印度歷史上首位以多數席位獲得連任的非國大黨總理，其主要對手，印度國大黨主席拉胡爾·甘地，甚至失去了“尼赫魯-甘地家族”長久把持的北方邦阿梅蒂的席位。
儘管傳奇性戲碼已落定，但長久來看，其給印度政治帶來的影響，驚人效果依然不減。
最重要的一點，國大黨的衰落使印度難回昔日兩黨政治時代。拉胡爾在甘地家族的“根據地”敗選之外，選民們同樣對國大黨“終極殺器”普裡揚卡不買账。
5月23日“印度人民已經做出選擇”後，國大黨召開工作會議檢討得失，拉胡爾提出要辭去該黨主席、並試圖要改革百年老黨“老人當政”的局面。無疑，國大黨能否再次站起，仍存在諸多不確定。
與此同時，印度地方政黨的影響力也急劇下降。過去三十多年來，不少地方政黨在印度政局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影響力的基礎來自於選民以“種姓”和“地方”為重心的政治認同。2019年的大選則顯示出，宗教認同已上位為選民第一認同，以至於在北方邦由社會黨和大眾社會黨組成的大聯盟也沒能夠對印人黨造成致命衝擊。
從政治權力平衡的角度上看，印度無疑正進入一個印人黨獨佔鼇頭的時代。而從其黨內的權力狀況來看，隨著瓦傑帕伊在2018年的去世，再加上阿米特·沙阿的忠心襄助，莫迪在黨內已無任何牽製力量。
莫迪
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印度依然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富矛盾色彩和神秘性的存在。超7%的經濟增長率的同時，牛群與汽車會在首都主乾道上並行，宗教導師通過社交網絡向信徒布道。
2014年之後，這幅圖景中又加入了一個同樣複雜的強人總理——莫迪。從選情上看，一路威望不減、壓倒性勝利如初。
其中因果？
5月18日，大選將落下帷幕的傍晚，莫迪在北阿坎德邦小鎮凱達爾納特3500米的半山腰的山洞裡，獨自“禪修”了15小時。其頻頻向民眾展露出的對於印度教信仰的堅定，即所謂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恰如國大黨陣營的歸納——“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選民”。
通過印度教整合印度主體國民的“大身份”，以對抗國內搞身份政治（比如種姓、階級、宗教、種族、性別等）的政黨和社會團體，本身就是收獲民意的“王牌”，也便於在社會整合完成之後，承諾給人們“印度民族的偉大複興”。
而對於印度的少數族裔和穆斯林來說，莫迪的勝任，則意外著他們可能更邊緣化。
此外，島友們想必都沒忘的：今年2月14日發生在克什米爾地區的大規模自殺式襲擊事件，以及由此成為莫迪宣傳要點的“國家安全”，也被輿論認為是他成功轉移民眾對經濟下行的視線、在選舉中獲勝的原因。
40多位印度中央備份警察部隊官兵的死亡，印巴衝突頻頻升級，激起了印度極強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樣給了莫迪當“守護者”的機會。相對於國大黨在大選裡主要談經濟民生問題，莫迪一方的“同仇敵愾”很容易轉移國內正面臨著的矛盾。
“你不能只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你必須要成為一個極端民族主義者，你不能只是對巴基斯坦的行為感到不安，你必須感到憤怒”——倫敦大學印度社會分析專家Subir Sinha把這稱作當下各路“超政治”強人在一些國家粉墨登場的原因。
當然也不能不提莫迪在2014年大選中的一系列經濟承諾。
從激進的“廢鈔令”到建立新稅收制度，從“百城改造計劃”到喊出“印度製造”口號，變化接踵而至；在班加羅爾、德裡的諾伊達和古吉拉特金融科技城，莫迪當局還通過打造以金融、軟體、製藥以及外包服務業為核心的“高端”產業群和衛星城，吸引著國際資本的關注。
過去五年的經濟表現，整體上來說喜憂參半。年均7%的增長率、印度在全球的經濟地位從第九名升至第六名，都可算是成績；廢鈔令帶來的對非正規經濟的巨大打擊、全國銷售稅計劃對數百萬中小企業的收支影響、創45年來新高的超7%的失業率，則讓人很難樂觀。
但不管怎麽說，大選結果表明，印度民眾仍然讓莫迪“考試過關”，樂意給他第二次機會。更多的選票也意味著在經濟問題上莫迪能擁有更多的自由抉擇權。未來五年內有更大膽的改革，倒是不妨提上期待。
外交
為了大選，印度外交已經停擺多時。隨著連任的落定，這回外交的選舉壓力也已解除，莫迪外交將更加不受反對黨和印人黨內力量製衡，其動向更受關注。
5月23日大選結果剛出爐，各國領導人就紛紛致函致電表示祝賀。巴基斯坦在當日發射了一枚射程為1500公里、可攜帶核彈頭的“沙欣-2”地對地彈道導彈，稱此舉有利於維護地區戰略穩定；巴總理伊姆蘭·汗則在5月26日的電話中表示，兩國需共同努力“消除貧困，建立信任，並在該地區建立一個沒有暴力和恐怖主義的環境”。
不過，莫迪的2.0外交並沒有立刻啟動與巴基斯坦的“和解”。
2014年莫迪就職儀式時，邀請了南盟國家領導人集體參加，相當於搞了一個微縮版的南盟峰會（Mini-SAARC），特別是邀請了巴基斯坦時任總理謝裡夫。
然而今晚的就職儀式，印度邀請的卻是環孟加拉灣多領域經濟技術合作倡議（BIMSTEC）的國家領導人（島注：成員國有孟加拉國、印度、斯裡蘭卡、泰國、緬甸、不丹和尼泊爾）——沒有半點兒巴基斯坦的影子。
從2014年11月加德滿都召開的第18次南盟峰會上，由於巴基斯坦的反對而無法實現自己的目標後，莫迪就開始轉而尋求通過另一個不包含巴基斯坦在內的次區域機制來實現一體化目標，BIMSTEC正好成了重要抓手。
顯然，莫迪2.0外交仍舊延續了此前的“鄰國第一”“東進”“聯通中亞”等政策，推進印度同周邊的互聯互通仍將是其重中之重。
在大國外交中，莫迪在第一任期之初執行“親美”路線，隨著川普上台，莫迪這一路線則越來越“玩不轉”，川普迄今未訪問印度；同時，通過2018年5月的兩場“非正式會晤”，印度也重啟了同中國、俄羅斯的關係。凸顯出印度在大國外交中尋求多邊平衡的特點。
至於中印關係，則在過去幾年經歷了不少起伏。早在2013年，中印雙方即提出建設“孟中印緬經濟走廊”(BCIM)等合作倡議；莫迪上任後，“友好期待”的雙邊氛圍愈發濃厚，在中國宣布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時，印度積極支持，同時中國對印投資熱情也空前高漲。
然而消極面也沒少浮現。一是“邊境對峙”不時發生；二是“一帶一路”，印度是周邊國家中為數不多的對“一帶一路”反應冷淡的國家，同時對中國在南亞發揮更大作用也缺乏積極認識。
儘管2018年的“武漢會晤”實現了中印關係的再出發，不過隨著莫迪選舉壓力消失，過去一年的對華外交調整到底是戰略性的還是戰術性的，也方能看得更分明。
當前，印度有不少專家開始建言莫迪，要趁著中美經貿摩擦逼中國讓步；更有甚者提出，美國加強並提升與台灣的關係，印度也要跟進；5月24日，印度媒體開始報導中國在邊境西段建設基礎設施，稱這是另一個“洞朗”；同時，印度在實質性推進“印太戰略”中也並無松懈……
不過，從短期看來，兩國將見出較為頻繁的高層交往與雙邊機制對話，比如6月的G20峰會、上合組織SCO峰會，習近平主席都將同新當選的印度總理莫迪會晤。不失為能維系中印關係穩定的良機。
70年前，印度古吉拉特邦誕生過的著名政治人物——“聖雄”甘地在新德里街頭被暗殺；70年後，另一位在古吉拉特邦建立聲望的國民志願團成員正領導起印度當局。
對莫迪和如今的印度來說，需要克服的困難不亞於當初的甘地，而艱巨的考驗還只是剛剛開始。
文/林民旺 複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
編輯/點蒼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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