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為什麽玩不轉“大明寶鈔”？

中國之紙幣，始於宋代的交子與會子。許多人說起宋朝的交子、會子，總以為它們貶值得厲害。其實，除了北宋末與南宋末發生過嚴重貶值之後，其他時段，四川交子（錢引）均能大體保持穩定，有效行用200多年。南宋時誕生的東南會子，則有效行用100余年而不墜，嚴重的貶值隻出現在南宋末。

要論貨幣貶值之速，那是非大明寶鈔莫屬。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後，也實行寶鈔之製。官方規定一貫鈔兌1000文銅錢或一兩白銀，4貫鈔兌一兩黃金。但明政府發行寶鈔，完全可以用“隨心所欲”來形容，既不設準備金，不分界發行，又無發行額度的預算，無任何“稱提”（即貨幣流量調節機制）的政策。總而言之，朱元璋想印多少貫鈔票就印多少貫。據研究者統計，單單洪武一朝，大明寶鈔的發行量已高達10450萬錠，流通中的寶鈔約有9200萬錠。 一綻即一貫。而另一方面，明初，官府嚴厲限制人口流動，工商業嚴重凋敝，社會退回自然經濟狀態，財稅規模極小，且賦稅以實物為主，這近億貫的寶鈔能怎麽流通？

如此隨心所欲地印鈔，大明寶鈔當然以史上最快速度與最大幅度貶值，洪武二十六年（1393），“兩浙、江西、閩、廣，民重錢輕鈔，有以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者，由是物價翔貴，而鈔法益壞不行” ，一貫寶鈔只能折錢160文。正統十三年（1448），朝廷“禁使銅錢，時鈔既通行，而市廛仍以銅錢交易，每鈔一貫折銅錢二文” ，寶鈔跟廢紙沒什麽差別。其後，隨著海外白銀的流入，民間的交易基本以銀錢為主，沒有人願意使用寶鈔，“積之市肆，過者不顧” ，隻不過官府還在堅持使用，比如在發給官員的俸祿或賞賜中搭配寶鈔。一位明朝人說：“寶鈔，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貫僅直銀三厘，錢二文，民間得之，置之無用。” 

由於大明寶鈔的快速貶值，讓明朝人談鈔色變。在這一背景下，明朝學者的貨幣思想也出現了明顯的倒退。宋朝士大夫已明白貨幣的本質乃是“信用”，而不是“實用”，因而，紙幣是可行的：“世俗徒見銅可貴而楮可賤，不知其寒不可衣，饑不可食，銅楮其實一也。今有人持見錢百千以市物貨，見錢有搬載之勞，物貨有低昂之弊；至會子，卷藏提攜，不勞而運，百千之數亦無虧折，以是較之，豈不便於民哉？” 

但在數百年後的明朝，思考經濟問題的學者對於“信用貨幣”的性質卻怎麽也理解不了，如最博學的明代學者之一丘浚便認為，“所謂鈔者，所費之直不過三五錢，而以售人千錢之物。嗚呼！世間之物，雖生於天地，然皆必資以人力，而後能成其用。其體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淺深，其價有多少。直而至於千錢，其體非大則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錢者而售之，可不可乎？” 與其說丘浚的金融知識太粗陋，不如說明代信用經濟極不發達，限制了時人對紙幣的想象力。

明朝君臣也弄不明白紙幣得以有效行用的機制。崇禎十六年（1643），皇帝在戶部尚書倪元璐、戶部侍郎王鼇永、戶部司務蔣臣等“言利之臣”的鼓勵下，決定恢復發行大明寶鈔，“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貫擬鬻一金，無肯應者”，沒有商人敢用真金白銀換寶鈔。王鼇永建議政府讓利，“毎貫（寶鈔）止鬻九錢七分（白銀）”；內閣輔臣蔣德璟則極力反對發行寶鈔，說：“民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張紙？”崇禎皇帝說：“高皇帝時，如何偏行得？”蔣德璟說：“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教。”崇禎皇帝說：“只要法嚴，寶鈔便能行用。”蔣德璟說：“徒法亦難行。” 

在這次爭論中，無論是堅持發行寶鈔的皇帝與戶部官員，還是反對發行寶鈔的閣臣，都說不清楚寶鈔“行得”或“難行”的根本原因。蔣德璟居然認為明初寶鈔可以行用（其實朱元璋的寶鈔發行也很失敗），是因為朱元璋“神道設教”，如此見識，令人發笑；而崇禎皇帝與倡議發鈔的“言利之臣”，同樣“不詳其行鈔之始末，徒見尺楮張紙居然可當金銀，但講‘造之’之法，不講‘行之’之法”。難怪明末學者黃宗羲對雙方的見解都極不以為然，認為他們完全不理解宋人發行紙幣的複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