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志龍：銀行惜貸情景重現 如何刺激銀行加速投放貸款？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黃志龍

　　銀行“惜貸”現象在1998年-2002年也曾出現，當前銀行“惜貸”與上一次有何不同？如何提升銀行的貸款投放意願？或許可以從歷史中找到答案。

　　央行統計顯示，10月份人民幣新增貸款僅為6970億元，創下年內新低。由此可見，在央行連續“降準”的寬貨幣引導下，商業銀行的貸款投放意願並不強烈。

　　實際上，銀行“惜貸”現象在1998年-2002年也曾出現，當前銀行“惜貸”與上一次有何不同？如何提升銀行的貸款投放意願？或許可以從歷史中找到答案。

　　歷史上的銀行“惜貸”及原因

　　1998年-2002年，中國經濟正面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激烈衝擊。在此大形勢下，央行1997年10月至2002年2月先後五次降息，1-3年期貸款利率由10.98%降至5.49%；1998年3月和1999年11月還進行了兩次降準，存準率下調幅度鋼彈7個百分點，按1999年末存款餘額計算，降準釋放的商業銀行可貸資金增加了7000多億元。但是，寬鬆貨幣政策並沒有帶來貸款的大量投放，金融機構貸款餘額增速長期保持在11%-13%的低位，2002年2月更是達到10.6%的歷史新低（見下圖）。

　　這是中國經濟歷史上首次出現的銀行“惜貸”現象。為何如此？需要從以下三個角度來探析：

　　首先，當時銀行自身面臨前所未有的經營困境。2000年前後，國有四大行账面不良貸款比率鋼彈25%以上，依照貸款五級分類方法調整後的不良率更是鋼彈40%-50%，“四大國有銀行技術上破產”成為當時國內外市場的一種主流看法。為此，1999年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專門用於剝離處置四大行的天量壞账。同時，央行嚴格要求商業銀行審慎投放貸款，加大清收力度，逐步降低不良貸款比例，但壞账剝離之後的2003年末商業銀行不良率仍鋼彈17.9%。

　　其次，企業融資需求陷入低迷。在亞洲金融危機衝擊下，前期高增長和經濟過熱現象迅速消失，國內需求不足、產能過剩和通貨緊縮問題日趨嚴重。1998年上半年GDP增速僅為7%，全年增長7.8%，低於年初8%的預期目標，企業盈利大幅下滑或大面積虧損，實體經濟啟動去產能和去庫存，例如紡織行業提出從1998年3年左右時間壓縮淘汰落後1000萬棉紡錠，分流失業職工120萬人，汽車、家電等居民主要耐用消費品行業，閑置產能也鋼彈1/3-2/3。1998年超過2/3的國企處於虧損狀態，僅有31.3%的國有企業實現盈利（見下圖），以至於1998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時間，通過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

　　最後，銀行正處於商業化轉型的起步階段。從1993年啟動國有銀行改革，到1995年頒布《商業銀行法》，商業銀行的獨立法人地位正式確立，“實行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自我約束”，銀行商業化轉型關鍵是從信貸規模控制向資產負債比例管理轉變，由此確立了資本充足率、存貸比、流動性比例、集中度等監管指標，其中存貸比考核最為緊迫，銀行降低存貸比的意願強烈。在經濟疲軟、存款增長乏力情況下，壓降貸款成為降低存貸比的首要途徑，由此形成了存款約束貸款、貸款派生存款能力萎縮的“惡性循環”。

　　中國經濟最後能走出1998年-2002年銀行“惜貸”困境，關鍵在於三大內外驅動力：2001年加入WTO後出口繁榮驅動中國經濟走出疲軟；2003年外匯注資啟動國有四大行的股份製改造，根本扭轉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難題；2003年房地產市場土地“招拍掛”制度全面實施，推動了依托於房地產市場的貸款需求快速增長。

　　銀行“惜貸”情景重現

　　視線回到當前的情況，今年以來，央行經過連續降準，銀行間資金供應十分充裕，SHIBOR利率重回2015年-2016年低位（見下圖）。換句話說，今年以來的貨幣和資金供應的環境，較2017年偏緊的政策有明顯的放鬆。

　　在此背景下，2018年新增社會融資卻屢創新低，貨幣寬鬆釋放的資金沒有顯著提升銀行表內貸款的增速。今年10月末，社會融資存量同比增速創下新低，表內貸款增長在經歷短暫的小幅回升後再度回落。而表內貸款沒有及時填補表外融資急劇收縮留下的缺口，是造成“寬貨幣、緊信用”的主要根源。

　　更進一步分析，為何商業銀行“惜貸”的歷史會重演，其原因與1998年-2002年“惜貸”既相似又有所不同。

　　首先，商業銀行資本金補充壓力凸顯。在巨集觀審慎評估體系（MPA）實施之後，廣義信貸與資本充足率是成為商業銀行MPA考核中最為重要的兩個項目，廣義信貸是限制商業銀行表外融資的快速擴張，而資本充足率則是約束表內信貸擴張的主要監管工具。在MPA考核之下，資本充足率考核實行“一票否決製”，即一旦資本充足率不達標，該機構巨集觀審慎評估就不合格。今年三季度，A股上市銀行中12家銀行資本充足率已出現下降，其中8家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下降趨勢明顯。簡單匡算，要把2017年末商業銀行表外理財規模（30兆元）的一半全部轉向表內，商業銀行需要補充資本金規模大約為1.2兆元。今年以來，主要商業銀行通過定增、可轉債、非公開發行等管道募集資金超過6000億元，用於補充資本金，但資本金的缺口仍然較大。

　　其次，企業債務違約風險使得銀行風險偏好大幅下降。銀行不良貸款率在經歷2017年短暫平穩後再度回升，今年三季度末已達到1.87%，創下十年來新高。不良貸款餘額達到20322億元，歷史性地突破2兆元（見下圖）。更為重要的是，今年債券市場違約頻率和規模創歷史新高，其中76%債券違約發生在民營企業，加上今年以來股市持續暴跌，導致民營企業股票質押風險陡增，多重因素疊加使得商業銀行的風險偏好大幅下降。

　　最後，實體經濟融資需求持續疲軟。實體經濟再度回落，使得大多數企業融資需求連續下滑。央行《2018年第三季度銀行家問卷調查報告》顯示，實體經濟貸款總需求已連續三個季度下滑，製造業、大型企業、中型企業等實體經濟的主體融資需求都持續下降，非製造業繼續保持低位，只有小微企業融資需求小幅回升（見下圖），但其原因更可能是前期融資缺口較大，今年監管部門持續不斷的小微企業融資支持政策激活了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但是必須承認，實體經濟的整體融資需求依然較為疲弱。

　　如何化解銀行“惜貸”？

　　如何走出當前的銀行“惜貸”情境，不妨借鑒1998年-2002年的成功經驗，采取多管齊下的政策舉措：

　　首先是為商業銀行補充資本金創造條件，降低銀行增加放貸規模的監管要求。例如提高向民企和社會資本定向募資比例，在債券市場籌資方面放寬監管要求，加大利潤留存補充資本金的力度等。

　　其次是穩定資本市場，降低股票市場質押風險，提升金融機構的風險偏好。近幾個月“一行兩會”、金融機構和各地方政府已經在積極行動，救助高質押風險的民營企業，降低企業債務違約的風險。

　　最後是加大減稅降費力度，提升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和加杠杆的意願。可以預計，更大力度的減稅降費政策將在2019年頒布，這才是刺激實體經濟融資需求、銀行走出“惜貸”困境的治本之策。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巨集觀經濟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