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時代道德篇（三百五十六）：人隻一念貪私，便銷剛為柔，塞智為昏，變恩為慘，染潔為汙，壞了一生人品。
清末民初，賭風熾烈，這與各路大大小小的軍閥有很大關係。首先，許多軍閥本身就是嗜賭如命的大“賭棍”，其行為對北洋時期賭博風行起了帶頭和推波助瀾的作用，如“辮帥”張勳，奉系軍閥頭目張作霖，舊桂系軍閥首領陸榮廷，山東督軍張宗昌都是名噪一時，嗜好賭博的賭場無賴。而張宗昌“狗肉將軍”的綽號，就直接來源於賭博。“吃狗肉”原為廣東賭場上的一句隱語，廣東人把“九”讀成“狗”，“天九”便讀成“天狗”，因此，推牌九就成了“吃狗肉”。由於張宗昌在各種賭博中特別喜歡被稱之為“武賭”的推牌九，有一段時間常常在北京與廣東來的一些達官顯貴“推牌九”，因此便獲得“狗肉將軍”的“雅號”。
其次，軍閥們不僅自己嗜好賭博，而且往往大開賭禁，借賭博以達到平衡矛盾、籌措軍餉、中飽私囊的可恥目的，使本來就難以遏製的賭風更是如火如荼，日甚一日。上海灘歷來是冒險家的樂園，民國初期中外賭客紛至遝來，東西賭技薈萃於斯，賭博業更顯繁榮。天津，地處京畿要地，為滿清遺老、皇室、貴胄、下野軍閥、宦客的退隱之所，這些人將在位時收刮來的民脂民膏，在天津廣購樓宇，以“高級寓公”的身份終日吃酒鬥牌，一擲千金。在湖北，當時的湖北督軍王佔元表面上禁賭捉賭，暗地裡則慫恿下屬賭博。上行下效，聚賭成風，賭博之風十分猖獗。
在安徽，皖系軍閥馬聯甲不僅自己嗜賭，而且要所轄各縣知事和厘金局長陪他賭。一時城鄉賭風彌漫。因賭博而傾家蕩產，妻離子散的慘劇時有發生。西南，西北也是賭博猖獗的地方。西南一帶以成都最為典型，家庭、客棧、店鋪無處不設賭場，三教九流的人員幾乎無人不賭，賭場輸贏少則幾十元，多則上萬甚至十幾萬元不等。民國十六年春節期間，川系軍閥劉文輝部旅長覃筱樓，在成都利豐銀行當寶官推牌九，一夜就輸了二十幾萬元，當時步槍五十元一支，二十萬可買四千支，足可裝備一個旅。
在偏僻的西北，寧夏軍閥馬鴻逵常常在自己的公館裡開賭局。而青海軍閥馬步芳常常親自出演一些抓賭鬧劇，其實他本人就經常聚眾賭博，時人稱其為西北地區最大的賭頭。在這些軍閥“賭王”的帶動下，貧瘠的西北城鄉賭博風氣比中原軍閥治下有過之而無不及。至於賭局上的賭注，除了萬貫家財，還有分量更重的賭注。熱衷賭博的大軍閥者，大有人在，他們可在賭桌上談判、決定江山社稷。皖系軍閥骨乾靳雲鵬組閣出現困難，是保留還是解散，就是由直系軍閥與奉系軍閥的三位軍閥巨頭曹琨、張作霖、王佔元在牌桌上邊打牌，邊商量，而最後“敲定”由靳雲鵬重新組閣。
此外，他們也可以用賭博，來討好上司。如“大元帥”張作霖帶奉軍進京，決定改組中樞“錢袋子”掌櫃，次長一席原定為鹽務署署長段永彬，但朱有濟覬覦這個肥缺。有次段永彬、朱有濟與張作霖打牌時，段計較輸贏，而朱有濟寧可拆掉自己成副的牌，也要讓讓“大帥”張大帥打“清一色”。到任命書發下時，“朱有濟為次長”幾個字赫然在目，段永彬見了，目瞪口呆，不知所以，所以說牌桌上之輸贏，與勝負得失自然不可相提並論。
參考資料：《菜根譚》、《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民國時期賭徒群體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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