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開枝：計劃經濟的鳥籠是從南大門最先打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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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宋春丹

本文首發於總第881期《中國新聞周刊》

陳開枝，原中共廣州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廣州市政協主席、黨組書記。習仲勳主政廣東期間，他擔任中共廣東省委辦公廳第一秘書處副處長、第二秘書處副處長，直接為習仲勳的日常工作服務，見證了習仲勳創辦經濟特區，為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的過程。

陳開枝說，正是在習仲勳的力爭下，特區拿到了“準生證”，廣東也爭取到了進一步放權。可以說，習仲勳是改革開放的開拓者和踐行者。

中國新聞周刊：在你看來，當時創辦經濟特區，有哪些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

陳開枝：創辦特區最大的天時，就是中央確定了工作重心的轉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了“以階級鬥爭為綱”。不然有想法提都不敢提，這一點最為關鍵。

鄧小平當時看得很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需要放開，需要改革開放，需要內部改革。他說：“我讀的書並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當時有人根據馬克思的《資本論》，提出一個說法：雇工7個人以下，賺了錢用於自己消費的，算個體戶；雇工8個人以上，就產生了剩餘價值，就算剝削，就是資本家。很多人借以反對包產到戶，反對雇工。直到鄧小平1992年南巡之後，市場經濟才真正拿到準生證。

還有一點是，以前很多幹部不出去，也出不去。改革開放以後，從中央到地方的很多幹部都出去了，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看到了鮮明的對比。廣東省委書記王全國去歐洲考察，非常受震撼。過去都說資本主義是腐朽沒落的，他親眼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水準後，認識發生了變化。王全國的匯報、與考察團其他成員的交流，更堅定了習仲勳的想法。所以考察團對創辦特區也起到了正面的推動作用。

中國新聞周刊：習仲勳在創辦特區這件事上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陳開枝：習仲勳1978年4月來廣東主政後，7月就去寶安視察。寶安和香港一河之隔，相去甚遠。當時流傳四句話：青年跑光，土地丟荒，幹部難當，老年心慌。寶安農民一年平均收入134塊錢，香港農民一年平均13000港幣。習仲勳看了很難受，受到很大的觸動，促使他思考怎麽搞經濟。香港缺乏勞動力，那就把加工工業引過來，但是需要中央放權。

所以，習仲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向中央要權，希望中央讓廣東先走一步。鄧小平肯定習仲勳的思路，因為與他自己的想法完全契合了。

1980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讓特區拿到了準生證。9月24日、25日，中央書記處召開第52次會議，廣東向中央提出進一步放權。經過習仲勳的爭取，書記處最終同意了廣東的意見。

習仲勳在調回中央之前，既為特區拿到了準生證，又為廣東爭取到了進一步放權，是改革開放的先鋒、開拓者和積極推動者。一切的認識都是從實踐中來的，他是敢冒風險的踐行者。

中國新聞周刊：你如何看待習仲勳主政廣東的政績？

陳開枝：習仲勳一生最大的兩個亮點，一是在陝北和劉志丹、謝子長等人一起創建了陝甘邊區和陝北革命根據地；二就是“文革”後主政廣東，創辦經濟特區，為改革開放殺出了“一條血路”。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很多人並沒有擺脫計劃經濟的傳統思維。鄧小平把計劃經濟的鳥籠打開了，讓鳥飛了出去，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思維。而這個鳥籠，可以說是從南大門最先打開的。

中國新聞周刊：在你看來，習仲勳的性格和工作作風有什麽樣的特點？

陳開枝：習仲勳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說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所以他的群眾觀點很強，對群眾的意見都聽得進去。

他考察問題很深入，工作那麽忙還經常下鄉，當時的交通很不好，山路顛簸。他考慮問題嚴謹細致，統戰的思想觀念很強，民主法制觀念很強，能實事求是地處理問題。他的目光長遠，行動堅決，大事清醒，也注意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