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張圖片描繪鮮活薩滿樂器史

文 |盧暘

“鼓，是薩滿的象徵：以鼓為核心而構成的器聲與人聲，是薩滿通天地、降神諭、明人倫的語言。”沈陽音樂學院碩士研究生導師劉桂騰長期從事中國傳統音樂研究，以滿族音樂和薩滿儀式音樂研究為專。近日，他歷時30余載、行程數萬裡打造的《鼓語：中國薩滿樂器圖釋》由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該書精選1000張珍貴圖像，是一部多維視角的薩滿樂器志，一部鮮活流動的樂器發展史，中國音樂史上具有開拓性意義的學術典籍。

器物入手 逐漸深入

20世紀50年代前後出版的關於西伯利亞等地區薩滿文化研究的民族學著作，譬如С.В.伊萬諾夫的《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西伯利亞民族造型藝術資料集》、普羅科菲葉娃的《薩滿鼓》等，堪稱田野考察的經典之作。國際薩滿研究學會主席米哈伊·霍帕爾先生所編的《薩滿和薩滿教》（德文版）圖集，是我們迄今見到的最為豐富的薩滿歷史圖片集成。他以自己深厚的學養和學術功力將彼此隔絕、零散的薩滿文化現象邏輯地整合起來，匯成一條源遠流長的薩滿文化之流，為學界同仁提供了一部條理清晰的學術指南。遺憾的是，書中所引中國薩滿文化的圖片尚有不足，譬如薩滿樂器方面。這也是引發劉桂騰出版《鼓語：中國薩滿樂器圖釋》的重要始因。

《鼓語：中國薩滿樂器圖釋》共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遠古而來的薩滿祭祀風俗”，解讀薩滿信仰及其儀式知識；第二部分“作為象徵符號的薩滿樂器”，闡釋對萬物有靈觀物化形式的薩滿樂器的深描；第三部分“融入世俗之中的薩滿藝術”，窺探傳統樂器在歷史長河流動中的流變與傳承。

劉桂騰與單鼓藝人

“研究少數民族音樂很大的障礙是語言。從樂器入手，相比民歌來說更加便捷。樂器既包含了民族音樂的精神層面，同時又包含了物質層面。民歌很容易隨時間發生變化，而樂器是音樂的物化形式，變化緩慢。”20世紀80年代初，劉桂騰走上了“薩滿音樂研究”專題的學術之旅。從大興安嶺森林腹地到呼倫貝爾草原深處，從三江平原到科爾沁沙地……到處都留下了他艱辛的田野足跡。他的薩滿音樂研究從一器漸及多器，再及多族，進而在器物細描的基礎上，探索它們如何被儀式所激活。

“之所以由器型開始，是因為薩滿音樂研究要同時面對宗教學、民族學、語言學、音樂學的綜合挑戰，而在語言尚有不逮之時，可首先由可見的器物入手再逐漸深入。”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教授蕭梅介紹，劉桂騰從滿族薩滿鼓發端，經由持續、密集田野考察而獲取翔實的一手資料，為學界提供了北方諸民族薩滿音樂文化的分布、滲透和流變圖景。這種由物質實物切入儀式音樂，並以器型的精準描寫為特點的實證方法，在老一輩學者那裡曾是必備的方法。然而，劉桂騰以薩滿樂器為主軸的研究成果，雖然在學界獨樹一幟，但卻未能引起國內民族音樂學界在理論、方法和技術層面的充分關注。

詳細記錄 梳理分類

自20世紀末，以分類和形製描述為特徵的樂器學研究，在民族音樂學界漸趨式微。“薩滿樂器分類是最大的問題。它和其他民族的樂器都不一樣，不能按照西方音樂體系分類，而中國民族音樂體系的文化邏輯還在探索中。”劉桂騰對調查的所有樂器都進行了普查式的詳細記錄，並就形製及演奏法配以線描圖、照片、表格及譜例。

“這些看似繁瑣、枯燥的靜態圖表，恰恰能讓以薩滿樂器為特定對象進行研究的樂器學，具備了文化人類學研究的意義。他將稱謂、形製、演奏方法和意義相互參照，梳理、糾正和清晰了滿族薩滿樂器在不同典籍記載中的同器異名現象與分類。”蕭梅介紹，比如，他通過鼓的形製考察鼓的製作。在察布查爾自治縣靖遠寺展出的錫伯族“手鼓”的鞔鼓方式上，他發現其以鐵釘將鼓皮固定在鼓圈上，與東北諸民族薩滿鼓以浸泡後的皮革自然收縮附著於鼓圈的方法不同，從而提出，從鞔鼓方式或可看出新疆錫伯族薩滿的衰微，或吸收了其他民族的製鼓方法的觀點。正是在類似地毯式對東北阿爾泰諸民族薩滿鼓普查後，他做出了有別於前蘇聯學者普羅科菲葉娃對西伯利亞等地區的薩滿鼓分類。他認為普羅科菲葉娃九大類型的分類法不僅過於瑣細，亦難以概括黑龍江、阿穆爾河流域通古斯薩滿鼓的共同特徵，並將通古斯諸族的薩滿鼓形製重新分為“泰加林型”和“黑龍江型”兩大類。

脫離生活 無法解釋

劉桂騰在器物細描的基礎上，探討其如何被儀式所激活。結合神歌、咒語、儀式現場實錄，以及器物象徵、功能和語境，再及對執儀者們——薩滿的持續“定點”追蹤，使研究由族屬專志、地域性多民族專志，再及語系專志：逐漸結構出以萬物有靈觀為信仰基礎，以薩滿祭祀為形式，以使用單面鼓為共同特徵，以滿-通古斯語族和蒙古語族為“中國薩滿文化主體”的儀式音樂研究框架。

“脫離生活語境，隻研究樂器本體，如使用了什麽材料，尺寸是多少，演奏的節奏特點等，是無法解釋薩滿樂器的。”劉桂騰舉例，比如，薩滿單面鼓在人們看來沒有價值，因為，單面鼓的共鳴效果沒有雙面鼓好。但是，這種判斷對於使用該樂器的民族來說沒有意義。包括單面鼓在內的所有薩滿樂器，都有象徵隱喻、精神核心蘊含其中。只有了解其中的文化內涵，才能真正認清樂器的價值。

“‘論’出些什麽已經不再那麽重要；而’記’下些什麽也許更有意義。我不敢自詡為保護者，只能算是一個忠實的記錄者。”劉桂騰的主要精力和時間已經不在案頭而在田野，客觀描述這份“薩滿式文明”遺產。他認為，城市化進程，加深了人們對傳統文化以同樣速度迅速消失的憂慮。以保護者心態進行的所謂“保護”，實際上就是文化中心主義浸淫骨髓的表現。當下，傳統文化所遭遇的不僅是瀕臨消失的危機，也陷入了功利性“複興”的險境。蕭梅表示，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薩滿文化在“天地人神物”中傳承了相諧共生之精髓；而如何從包括響器在內的物質文化入手，探索他們生產、使用、傳播的大千世界，尚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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