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賣理論為何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拍賣理論為何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本刊記者/賀斌

發於2020.10.19總第968期《中國新聞周刊》

儘管能將拍賣雙方的博弈心理都研究得透透的，史丹佛大學經濟學家保羅·米爾格羅姆和羅伯特·威爾遜卻沒能預測到自己獲獎。

當地時間10月12日凌晨，米爾格羅姆家的門前來了兩位步履蹣跚的老人，那是米爾格羅姆的導師羅伯特·威爾遜夫婦，也是他的鄰居。門口的攝影機拍下了夜色也難掩的驚喜和興奮。

“保羅，我是羅伯特·威爾遜，你獲得了諾貝爾獎。”威爾遜對著門前的對講機說道。過了好一會兒，米爾格羅姆似乎才接受了這一重大新聞，“哇！是的，好吧。”

對於這個消息，作為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共同獲獎者威爾遜也經歷了一番波折，接到諾貝爾委員會的通知時，他一度以為是個垃圾信息，甚至將家裡的電話拔掉，委員會不得不轉而聯繫威爾遜的妻子。

諾獎委員會在陳述頒獎理由時指出，兩位學者完善了拍賣理論，並發明了拍賣的“新形式”。“他們運用自己的見識，為難以用傳統方式出售的商品和服務設計出新拍賣形式。他們的發現，使世界各地的賣方、買方和納稅人受益。”頒獎辭中這樣寫道。

威爾遜和米爾格羅姆以其在拍賣市場設計、定價、談判和其他與產業組織和信息經濟學有關的課題方面的研究和教學而聞名於世。兩人一起或各自在通信、石油和電力行業的拍賣設計和競價策略以及創新定價方案的設計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威爾遜還影響了包括米爾格羅姆在內的一代年輕經濟學家。

現年83歲的威爾遜此前已有兩名學生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米爾格羅姆是繼阿爾文·羅斯和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本特·霍爾姆斯特羅姆之後，威爾遜第三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生，而此次師生共同獲獎，似乎彰顯了諾獎對拍賣理論的重視。

拍賣更重要的意義是將資源匹配給更適合的人

這也並非拍賣理論第一次獲獎，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之一，來自哥倫比亞大學的威廉·維克裡教授曾在上世紀60年代就對投標和喊價進行研究，提出維克裡投標法，即贏標者付出的價格，不是自己所出的標，而是第二高標，因此也被稱為第二高價投標法。

拍賣看似離普通人生活很遠，實際上在當今社會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政府通過拍賣來確定木材、礦產、天然氣和無線電頻率的出售權，並出售有價證券，如國庫券、票據和債券。拍賣也是政府買賣商品和服務的一種方式。

目前，最流行的拍賣方式分為四種：一是英國式拍賣，即叫價不斷上升的增價拍賣。二是荷蘭式拍賣，即叫價不斷下降的減價拍賣。三是第一價格拍賣，即競拍者在規定時間內，各自獨立提交標書，價高者得。四是維克裡對這一方式進行改進，物品仍歸密封式拍賣中最高價叫價者，但成交價為第二高報價。

威爾遜研究拍賣理論並不比維克裡晚，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他發表了三篇有影響力的論文，充分展示了理性的競拍者如何高估他們競拍的物品的價值。這是第一個研究“共同價值”場景的拍賣理論框架，即競買人集體持有被拍賣對象的相同價值，但沒有完整的價值信息。

在論文中，威爾遜考察了“贏家的詛咒”，即中標人的出價超過物品真實價值的趨勢。贏家的詛咒會導致謹慎的競拍者低估某件物品的價值，但當競拍者對某件物品的真實價值持有不同的私人信息時，這一點就會變得棘手。

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米爾格羅姆建立了包括共同價值觀和私人價值觀的理論，這兩種價值觀因投標者而異。在再次關注贏家的詛咒過程中，米爾格羅姆認為，英國的拍賣會（起價低、出價高）比荷蘭拍賣（起價高，出價低）更能避免贏家詛咒。這是因為在英國拍賣過程中，競拍者獲得了更多關於物品價值的信息，而其他競拍者則紛紛退出。

威爾遜和米爾格羅姆的研究不只停留在理論方面，除了為買方或賣方確定最佳價格外，他們還幫助拍賣創造盡可能多的價值，並鼓勵建立一種制度，將重要的貨物和服務授予最有能力使用或管理它們的競買人。

上世紀70年代，威爾遜與美國內政部合作，制定石油勘探租約拍賣政策，創新了工業化學品的拍賣制度。之後，他和米爾格羅姆參與了1993年聯邦通信委員會（FCC）頻譜拍賣的設計，被認為是塑造了整個現代電信業的功臣。

當時，FCC需要一種新的方式來分配無線電頻率。這些政府擁有的頻率的使用權被出售給私人，私人可以有效地利用這些頻率進行無線通信，包括電話和互聯網。此前，FCC都是通過申請和抽簽的方式發放訪問權限，隨著移動電話越來越普及，政府需要付出更多成本，而移動服務提供商卻並不滿意。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米爾格羅姆和威爾遜發明了一種新的拍賣形式，稱為同步多輪拍賣（SMRA）。在拍賣中，所有可競買的物品都是同時提供的，競買人可以對任何部分的物品進行競價。為了避免最終出現“贏家的詛咒”，競價開始時很低，當一輪沒有出價時，拍賣結束。1994年，第一次SMRA拍賣會在47輪拍賣中售出10張許可證，拍得6.17億美元。

後來，很多國家的政府採用了SMRA拍賣，並改進更多新的拍賣形式。在這些新形式中，米爾格羅姆率先開發了激勵性拍賣，以幫助政府重新調整廣播頻譜從電視到無線寬頻的用途。激勵拍賣分為兩部分：反向拍賣以獲得頻譜使用權，遠期拍賣用於出售該頻譜。目前，在全球範圍內，根據米爾格羅姆和威爾遜的設計進行的拍賣已經分配了價值超過1000億美元的許可證。

據史丹佛大學官網信息，米爾格羅姆和威爾遜目前正在探索如何應用拍賣設計來應對新冠肺炎病毒帶來的一些挑戰，特別是稀缺醫療用品的分配，如個人防護設備（PPE）和呼吸器。

“我們都記得，在病毒暴發初期，分配呼吸器時出現了可怕的混亂，例如，各州之間相互競爭，只是抬高價格。”米爾格羅姆認為，在危機時期，市場規則確實很重要。“我們在市場設計中所做的部分工作就是努力考慮系統的所有方面——競爭、分銷、解決複雜的難題——並確保我們現有的系統能夠勝任這項任務。”

兩人最近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加快5G技術的部署。推廣高速無線的一個障礙是如何重新分配目前無法使用的有限的無線頻譜。威爾遜說：“我們通過拍賣獲得的是人們願意接受的補償。它們之間的競爭使價格保持合理，使我們能夠比政治進程更快地完成過渡，並有效地完成這一轉變。”

花落史丹佛師徒，也是諾獎的必然

作為今年的熱點議題，衛生經濟學曾被寄予厚望，但在複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看來，兩人的獲獎並非因為拍賣理論在應對新冠肺炎病毒方面的可能貢獻。“每年大家都會猜，但諾貝爾評選委員會總是出其不意，所以當期熱門的領域反而不易入選。”

張軍認為，將純理論很好地用於市場，需要考慮各種可能的複雜情況，然後尋找更好的分配機制，但這個機制不見得馬上就可以用到現實當中，只是可能對現有機制的改進有所幫助。“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他們倆得獎其實還是因為在經濟學的重要領域中，做了重要的工作，這個工作是幾十年來的研究成果。”

2000年，張軍和當時在上海財經大學任教的費方域教授一同在哈佛大學訪問，得知史丹佛大學的米爾格羅姆教授也在哈佛，便邀約在哈佛廣場的一家咖啡廳會面。在張軍的印象中，米爾格羅姆是一個典型的美國教授形象，瘦瘦的，不愛說話，但是很擅長用數學的語言來描述複雜的事務，“不會大而化之地講問題，而是把一個問題各種可能的情況都考慮進來，比較細致，邏輯和推演能力很強。”

2004年，米爾格羅姆的《經濟學·組織與管理》一書經費方域翻譯成中文出版，成為經濟學的經典教科書之一，張軍對這本書極為推崇，“這些年，信息經濟學理論，交易成本理論，組織理論等發展較快，米爾格羅姆將這些最新的理論結合在一起，重新寫了一本經濟學教科書，和過去大家接觸的薩繆爾森、曼昆不同，他的書沒有那麽抽象，而是研究現實的問題，比如講到市場的時候，主要在講定價的機制，很接地氣。”

在史丹佛大學的官方信息中，除了在拍賣設計和其他經濟學領域的工作，米爾格羅姆和威爾遜都以教學聞名，在同事和學生的評價中，米爾格羅姆熱衷於尋找有趣的謎題，“他總是被一些我們不了解的現象和有趣而重要的問題所激勵。”而威爾遜也被學生們描述為一位熱情的導師，在他的辦公室有塊白板，每當討論到一個想法時，威爾遜通常會走到白板前，立即開始將抽象概念分解成可操作的項目進行探索，“將關鍵要素具體化”是他在處理複雜問題的時候採用的教學方法。

“威爾遜桃李滿天下，培養了很多知名的經濟學家。”張軍說。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獎機制來看，每年都會給上千位活躍經濟學家發函，由他們推薦人選。經濟學領域寬廣，每個人研究方向不同，但對於細分領域的最著名學者都會有所了解，因此，這些知名經濟學家獲得提名的幾率最高。作為博弈論的一個重要領域，威爾遜和米爾格羅姆是機制理論和拍賣理論研究的佼佼者，更是被經濟學家所熟知。“從這一點來看，他們一定會獲諾獎，只是遲早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