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們的最後一張全家照，不久爸爸就被捕了。爸爸手上抱著小梅，媽媽抱著才二十 二個月的我。
彭柏山，原名彭冰山。湖南茶陵人。1929年就讀於上海江灣勞動大學政治經濟系，並開始創作。後因參與學生運動被校方開除。1931年加入“左聯”領導下的文藝研究會，繼而擔任“左聯”大眾教育委員會書記，創作上得到魯迅的鼓勵和幫助。1934年發表了最早反映蘇區人民鬥爭生活的短片小說《崖邊》。同年被捕，1935年在獄中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獲釋後參加新四軍，在解放戰爭時任三野24軍副政委，親自參加並指揮了淮海戰役。解放後任上海市委宣傳部第二任部長，因“胡風問題”受到株連多年，在“文革”中含冤去世。1980年恢復黨籍和名譽。留有描寫解放戰爭初期華中解放區軍民英勇作戰的遺著《戰爭與人民》。
朱微明，江南女子，鎮江師范的學生，學生期間思想左傾，1939年到皖南參加新四軍，任《前鋒報》總編輯，同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49年後，在上海譯製片廠工作，翻譯了幾十部蘇聯電影。
選讀
沒有希望的日子
爸爸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工人運動上。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的下午。
爸爸開完印刷廠工人的“讀書小組”會議，剛走出法租界，就在一個小弄堂口看見兩個人閃到一邊。爸爸走了幾步，猛地一回頭，那兩個人又從弄堂裡閃現出來，跟蹤在他的身後。爸爸感覺不妙，決定先不回家，搭了一輛公共汽車去馮光灌的小學裡呆至黃昏。然後，看看外面沒有動靜，才向朋友告辭。還沒有走出三條馬路，一輛黑色的小車尖叫著在他身邊猛地刹住，車還沒有停穩，就從裡面衝出來三個便衣警察，動作非常迅速，爸爸沒有反應過來，已經被人家戴上了手銬，頭被死死地按了下去，塞進了車裡，一直開往上海南市警察局。到了那裡，就要他交代和共產黨的關係。爸爸說：“我怎麽會認識共產黨，我是南京大學的學生，叫陳友生。”
警察根本不聽他的，立刻將他綁在柱子上，警棍就朝他身上打去。爸爸還是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這是當時的組織紀律和原則。他被打斷兩根肋骨，肺部受傷，吐血不止，監獄又不給治療……一直拖了兩個月，幾乎在不能拉出去受審的狀況下，於是匆匆忙忙將爸爸判為“危害國民”罪，刑期五年，解送蘇州盤門外政治犯監獄服刑。
解押途中，爸爸被塞在小小的囚車裡。頭頂上有一扇窗子，從那裡可以看見巴掌大小的天空。天空始終是灰蒙蒙的，天上下著小雨，望著那裡，車子像沒有啟動似的。上海離蘇州只有八十多公里，可是那路，似乎走也走不完。連解押的警察都不耐煩了。聽見他們在那裡胡說著什麽，混亂之中爸爸向邊上的犯人輕輕打聽情況，問他可以辦理上訴手續嗎？那個人直搖頭，他們是一個案子裡的。說是前不久抓了一個叫覃什麽的女大學生，還會演戲。她寫了一些東西，供出了他們……
“姓覃什麽的女大學生……”這一句話代替了一切，爸爸再也聽不見其他的，他不能重複這個名字，他做不到。這是爸爸初戀的情人，又曾經是他的妻子。怎麽會是她出賣了他們？這個名字比世界還大，比腦袋裡全部的恐懼還要黑暗，要經歷什麽樣的苦難，才可能接受這樣一個事實？
全部的毀滅不是從仇恨開始的，全部的毀滅，更多的時候是從美好的回憶開始的。那個湖南小樓，那個大聲朗讀《奧賽羅》的年輕女人，還有爸爸初戀時候的憧憬。這就是毀滅，怎麽還是看見這些東西？但是，爸爸知道是被出賣了，馬上就要抵達蘇州監獄，五年的監禁……他的的確確被出賣了，不光是愛情，這已經不重要了，而是一個信念，對人對生活的信念，而且是一個他曾經為之激動和哭泣過的女人。這還是不重要，那什麽是重要的？意義，生活的意義。現在，一切對爸爸來說都顯得沒有意義了，即使昨天人們還把他視為“有前途的年輕作家”，可是他被出賣了，他完完全全被毀滅了，怎麽又偏偏是覃必愉出賣了他？
到達監獄以後，爸爸緊靠著牆壁，一言不發地坐在角落裡，不知在那裡磨蹭什麽。時而，兩眼呆滯地看看四周。人家看見他是新來的，也不去和他搭訕。一直到夜晚，爸爸變得越來越奇怪，連自己的飯都不吃，把它省下，送給了那個告訴他真實情況的人。一直到深夜，大家都睡著了，坐在角落上的爸爸倒了下去。邊上人覺得自己身上濕濕的，用手一摸，黏糊糊的東西沾在手上，往鼻子上一聞，一股撲鼻的血腥味，他驚慌地翻身而起，叫醒了大家。爸爸用磨尖的牙刷柄割破了動脈血管，大股大股的鮮血在往外流。監獄同伴立刻撕下衣服上的布條，緊緊地扎住爸爸的手腕。有人去叫看守，連夜將他送往醫院搶救。
一抹蒼涼的微笑，重新回到人間。
爸爸特別想念的是他的村子，他的兩個哥哥，還有他的母親。那時候，我的爺爺聽說爸爸在上海的日子過得不順利，在惦念之中死了。爸爸的爺爺和奶奶也因為上了歲數，先後去世。家裡人不識字，爸爸寫信能跟他們說什麽呢？苦惱之中，爸爸給他最熱愛的人一一魯迅先生寫了一個短信，稱他為“周豫才大人收”，簽名：陳友生。按照監獄的要求發出的信，必須是明信片，便於檢查。
魯迅收到明信片以後，覺得不認識這個叫“陳友生”的人，讓胡風來辨認。胡風從筆跡上認出是爸爸寫的。然後，遵循魯迅先生的囑托，代先生回了信，假稱自己是爸爸的姐姐，署名“姐一一國芳”，稱魯迅先生為“豫公”。“國芳姐”給爸爸寄去世界名著。《復活》、《波華利夫人》、《死魂靈》、《懺悔錄》。其中，“國芳姐”說：“《懺悔錄》是豫翁囑咐寄你的，特別提到，盧梭是個流浪兒，要看他怎樣成為思想家，政治家的。”
嚴冬到來的時候，“國芳姐”又趕緊給爸爸寄去了一件暗綠色的棉長袍和藥，又提到：“藥，是豫翁給你買的。知道你受刑後害肋膜炎，關照你多保重。”
監獄的白晝和黑夜是一樣的，但是爸爸從胡風的每一張小小的明信片裡，一次又一次穿越過監獄裡的這堵黑暗。在字裡行間，他感受到空氣是藍色的，可以掬於手間。只有在他們放風的時候，他們才看得見天空。但
是在他心裡，有著一片更寬廣的藍天，魯迅先生的目光，胡風的手跡。這片藍天為他提供了生存下去的信念和希望。爸爸給豫翁先生和“國芳姐”寄去他寫的詩：
獄中述懷
十年修煉赴戎征，誤入羅網臥吳城。
舊夢重溫鄉國事，寒衣遠達故人情。
悶來畫壁添歸雁，閑裡走棋談用兵。
....... (已失），功名勢力一毛輕。
每次信尾，爸爸都寫下“再見吧”三個字。看上去，這不過是一種客氣，一種形式。但是誰都會看出來，這是爸爸最後的生活希望，期待著再見魯迅先生，再見胡風，再見人間的紅塵。
在爸爸最困難的時候，魯迅先生將爸爸的中篇小說《崖邊》推薦給日本的《改造》雜誌發表。先生身體已經很不好了，所以是魯迅先生口述，然後胡風用日文將他記錄下來，作為爸爸文章的介紹，寄給了雜誌。其中又一次提到：
……長期活動在湘鄂西地區，不幸的是他和上面的“領導”不合，要發作品和批評都辦不到。《崖邊》也是在那種狀態中寫成的，好不容易走向成功的時候，可是被南京政府逮捕，現在還不知呻吟在哪裡的監獄裡。因友人的編輯，六月中出版了中篇《崖邊》。
“魯迅先生目前臥病中，我代寫了這個小傳。”
《崖邊》發表以後，胡風伯伯又將爸爸的小說整理成一個集子，交給了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一九三六年八月結集出版了。它被列為《文學叢刊》之一。因為《崖邊》是在首篇，所以集子就被題為《崖邊》。當時因為爸爸還被囚禁在監獄裡，怕出了書對他不利，胡風就將爸爸原來的署名彭冰山改為彭柏山，寓松柏常青之意。
這時候，與爸爸同號子的許滌新叔叔在害肺結核病，黃浩叔叔又得了中耳炎。而且這中耳炎來勢很凶，高燒燒得黃浩叔叔的生命都面臨著危險。於是大家都說，爸爸不是認識魯迅先生嗎，先生不光是偉大的思想家，也懂一些醫道。為什麽不去問問先生啊。這時候似乎只有魯迅先生可以救大家了。於是，爸爸遵照大家的囑咐，給胡風伯伯寫了信，讓他代為詢問先生。很快，先生就讓胡風買了藥。胡風帶著藥親自到蘇州監獄裡探望。回來以後，先生問胡風：“他現在監獄裡怎麽樣了？”胡風回答道：
“很不好，都在病中。”於是先生建議將爸爸的稿費，按每月五元，分期寄到蘇州監獄去。接著梅志阿姨就從“文化生活出版社”提取稿費，每個月初跑到郵局，以爸爸的親戚的名義，將錢匯往蘇州監獄。就是用這個錢，按照魯迅先生開的藥方，爸爸為同監獄的難友買藥，大家的病得到了治愈。
一九八四年的冬天，我去看望當年和爸爸同監獄坐牢的另一位難友李波人叔叔時，他對我說：“後來我們在監獄裡聽說魯迅先生去世了，我們誰都不敢告訴你爸爸，都害怕他承受不了這個打擊。一直到十天以後，已經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的一天，你爸爸收到胡風的來信，上面說：豫翁不幸去世了。逝者是永劫地不會回來了，我們得用精神的微光去和死者擁抱……
“他既沒有說話，也沒有哭泣。就那麽一個人呆呆地坐在那裡，整整一天一夜都不吃不喝。我勸他，我們要有一個好身體，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你父親對我說：魯迅先生是中國革命偉大的先驅，他的死，對革命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魯迅先生才這麽年輕啊。他要不是給國民黨迫害，他要是生活條件、工作環境好一些，肺結核病早就治好了……”
一九三八年八月，爸爸和魯迅的另外一個學生曹白投筆從戎。臨走之前在上海照相館拍此照留念。左為曹白，右為父親。
爸爸又一次沉入黑暗之中，黑暗中的日子在慢吞吞地過著，毫無希望，卻動蕩不安。用爸爸自己的話說：“……我一生沒有過熱鬧的日子，所以凡是我的朋友一一無論死者或是活著的，常常和著我的血液在我心底裡湧動。其中，魯迅先生要算湧動得最厲害的一個。雖然我沒有看見他的死，但是他給予我的印象卻是特別深切……”
後來爸爸提議為了紀念魯迅先生，以爭取書報自由和改善犯人生活條件為理由，與監獄鬥爭。這個建議得到了同號子的張文儀、王凌波、何建礎同意，並決定讓爸爸起草大綱。但是，他們都沒有紙和墨水，給家人寫明信片是進特別看守室的，一切由監獄控制著。大家終於想出一個辦法，有人把家裡送來的雙頁線裝書拆開來，在背後寫字。然後爸爸用看病偷來的打針用的砂輪片，將它在水泥上磨成刀片，再用它把筷子削尖了當筆使。大家輪流給家人寫信的時候，拿一個空牙膏管子，一個盯住看守，另外那個人就以最快的速度拿出棉花吸墨水，然後把棉花封在牙膏管裡。當材料備齊後，就輪流站崗擋住看守的視線，讓爸爸寫大綱。
每一個號子的領導都將大綱看過以後，就被秘密地遞到斜對面的號子裡一個神秘人物那裡審批。爸爸說他們始終不知道那裡關押的是誰。最終，大綱被批準了。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領導認為條件已經成熟，於是向全牢房宣布：“絕食鬥爭即日起開始，要得到讀書讀報自由，改善生活待遇。”內部，再附加：為紀念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
早晨，看守依然提著一大桶清湯寡水的早飯走近監獄，他敲了敲飯桶。可是沒有人來打飯。看守大叫著：“不吃，我就提走了。”依然是靜悄悄的，沒有任何答覆。看守一看不對，立刻回去報告。監獄長來了，爸爸號子裡的領導人將他們的絕食綱領交給了監獄長。他看了看那張紙笑了：“你們以為我們吃這一套？不吃，我們不是更簡單嗎？把早飯收回去。”中午的時候，又提來了一桶黑呼呼的爛菜飯，大夥還是沒有說話。兩天過去了，監獄裡的空氣變得緊張起來。監獄長自己提著飯桶來了，那是雪白的大米飯和大塊的紅燒肉，監獄長賠著笑臉走向每一個號子：“先吃飯，吃了以後，有什麽不好商量的？”每個號子的犯人都走到牢房前，看見什麽敲什麽，一邊敲一邊喊道：“我們要讀書讀報自由，我們要改善生活待遇。”監獄長大聲吼道：“你們要的東西太多了。”說完就走了。但是絕食鬥爭繼續著。第五天，南京政府方面來人了，他們和監獄總長讓各號子派代表出來談判。最後，是爸爸和他號子的領導代表全監獄談判。爸爸重新遞上絕食綱領。
南京政府的來人接下了綱領，問：“你們準備什麽時候停止絕食？”
爸爸說：“等你們接受了我們的條件。”
政府來人說：“通知大家先吃飯，我馬上和南京方面聯繫。”
爸爸號子的領導堅決地說：“我們必須在你們接受條件以後，才停止絕食。”
談判不歡而散。
絕食進人第六天，還是一點動靜都沒有，大家也有點著急，不知道事態會怎麽發展。但是，根據領導的決定，再堅持一下。突然，在第七天，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的早上，當天的《大公報》放在每一個號子的門前。全體犯人歡呼起來，所有的鐵柵欄又被敲得乒乒乓乓響。監獄接受了他們的條件，給予他們讀書讀報的自由。於是，第七天上午，犯人開始進食。
這場監獄的絕食鬥爭在《上海黨史資料》上被稱為“震撼京滬線的大鬥爭，終於取得了全面勝利！”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炮擊盧溝橋，抗戰爆發了。
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人的九架飛機轟炸蘇州，竟然炸開了爸爸他們的監獄，犯人開始逃跑。警察都慌了，全部出動控制監獄。迫於形勢的要求，南京政府答應：無條件釋放蘇州監獄政治犯。
年輕時的聶紺弩伯伯和夫人周潁阿姨。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爸爸剌著光頭，穿著囚衣，一件對襟扣的白布褂子，一條黑土布褲子，從監獄裡走出來了。他坐上民船，回到了上海。一回來，胡風伯伯立刻陪著爸爸去估衣店買了長衫和內衣，這樣他終於脫下了囚衣。然後胡風伯伯又為他去找住處，帶他找到了聶紺弩伯伯。這時聶伯伯正準備去北方，夫人周潁阿姨熱情接待了爸爸，就把他留住下來了。爸爸很快和上海的黨組織取得了聯繫，投人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去，並擔任了江蘇省委上海黨組書記。翌年，一九三八年八月，他和魯迅的另一個學生，曹白，投筆從戎。爸爸留在皖南新四軍軍部，曹白前往新四軍江南抗日部隊。
不堪回首的年代
1936年，母親（左一）以五百人中的第五名，考中鎮江師范學校
媽媽正在執行新四軍軍部的命令，到農村發展抗日力量。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的晚上，母親因為漢奸的告密被捕。
夜裡，突然有人敲門，媽媽急急忙忙穿上她的紅旗袍。每當媽媽提到這件事情的時候，她總是痛不欲生地說，她太年輕，太年輕。什麽都不懂，她不該穿得那麽“激進”，她不是說“漂亮”，是說“激進”。我們，已經忘記了服裝顏色本身含義的時候，媽媽還是不能原諒自己的錯誤……她跑去開門，一個戴金絲邊眼鏡的男人走來，她知道事情不好了。他實際上是日本人。但是，他卻用流利的中文問媽媽：“你是哪裡來的？”
媽媽說：“我是本地的中學生，馬上要考試了，回來借化學書的。”男人堅定地說：“我不相信，你一定是新四軍。”
這時，從男人後面走出一個漢奸，他們開始用日文說話交談。突然，日本人向漢奸甩了一下頭，漢奸就上來推媽媽。她想，好，跟著你們走。但是到了田野裡的時候，在半路上，乘著黑暗，就可以逃跑了。
記憶常常是脆弱的，歲月會把它磨蝕得不留一點痕跡。但是，母親的仇恨是刻骨銘心的。她清楚記得，當她一腳踏出屋門的時候，天呐，在朦朦朧朧的黑暗中，看見一大群身穿黃色軍裝的日本兵。一個女人，一個穿著紅色旗袍的女人，面對一個軍隊。媽媽說她感到無邊無際地恐懼，那不光是對死亡的恐懼，那是在走向深淵的時候，人往下墜落的恐懼，那份恐懼是清醒的。她撕開嗓子大叫起來：“救命啊，救命啊！”淒涼的喊聲在空寂的田野上空回蕩，沒有人接應這個無望的呼救聲。
在囚車上，他們就開始鞭打母親。到了常州西門外文廟的日本人監獄，因為沒有女犯人，他們把媽媽扔在過道的盡頭，她就獨自一人躺在濕膩膩的泥土上。夜晚，有人唱起了新四軍軍歌，很快整個監獄都響應了，雄偉的歌聲充斥著這個監獄。天啊，這是在日本人的監獄……母親感到絕望，她想她一定是神經發生錯亂了，開始出現幻覺、幻聽。她開始用手掐自己的身體，看看還有沒有感覺，當她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居然有人喊出媽媽的真名。黑暗，沒有比這個更黑暗了，母親徹底走人了深淵，怎麽也掙扎不出來。她連哭泣的力量都喪失了。
“你是《前鋒報》的總編，你採訪過我們。”
她從眼角的下方看去，終於認出說話的是新四軍x團的黨支部書記。母親開始往他的鐵欄杆前移動。他說：“你千萬不能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我們跟你不一樣，我們是在戰鬥中集體被捕的，身份是公開的，所以我們敢在這裡唱我們的軍歌。”
她努力讓自己鎮靜下來：“我，我什麽都沒有說……我一人做事一人當……”誰都不會想到，“原則”是不公開的，隱瞞著什麽，或者是必須隱瞞什麽。而這分隱瞞不僅在監獄，在過去，從來沒有人告訴過她這些“原則”。每當她回憶起這個細節，她都會情不自禁地自語起來：“恐怖，真是恐怖啊！”如果沒有遇到這個支部書記，如果她還有一份英雄主義，如果她為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而驕傲，如果她承認了自己的身份……這，這就構成了“叛徒”！母親經常窒息在自己的後怕之中。
她一點一點蜷縮在牆根下，似乎這裡可以尋找到一種安全。可是，日本人的面孔在向她聚攏，那一個個眼睛像死亡的黑洞，將她往深處拽。突然，有人開始伸手在她身上摸來摸去，一次又一次，她被扔回自己的噩夢中去。所有的鐵柵欄把她的恐懼緊緊封鎖在那裡，她哆嗦地往牆根上移，但是，無濟於事。更多的鬼子向媽媽動手了。媽媽最後一次絕望地呼喊：
“放開我，救命啊！放開，放開我！”這絕望的呼聲把她的形象撕裂得支離破碎。在漆黑的深夜，在日本人的監獄，那份絕望把整個監獄感染了。所有的男犯人都起來了，隔著監獄的鐵柵欄，他們集體嘶喊道：“不許日本人調戲婦女！”
“不許日本人欺負中國人！”
“日本人滾出中國！”
“滾出去，滾出去！滾出中國去！”這是最後的燃燒，這片燃燒也不能將她對日本人的仇恨燒盡，仇恨是滲透在血液中的。日本人終於害怕了，他們扔下母親，在瘋狂的呼喊中退出了監獄。
審訊開始了，媽媽被打得遍體鱗傷，不久她開始吐血，更不能控制的是，她的月經全部混亂了。鮮血從全身上下往外溢，日本人連一片紙都不給她。她只有在上廁所的時候，拽下自己旗袍扣子上掛著的小手絹，在那裡不停地擦啊擦的。可是，即使這樣，鮮血還是不停地往外湧。她重新倒在一汪發黑的鮮血中。在彌漫著濃重的血腥味的牆角邊，她昏迷在那裡。當她甦醒過來的時候，看見一雙穿著日本軍人大頭鞋的腳站立在被血染黑的泥地上。她困難地抬起頭來，當她明白這是司令官川島在那裡巡視監獄時，她將手指插進泥土中，努力讓自己站立起來。她說，她就要死了，但是她要在臨死之前，站著跟他說話。媽媽說：“我要讓他們知道，我仇恨他們。”
當時她剛從學校裡出來，英文非常好，她用英文說道：“我是中國人，抗日是我的責任。我不能看著自己的國家任你們糟蹋。你怎麽能允許你計程車兵調戲我？我抗日無罪，你必須釋放我！”這裡沒有任何輝煌的景象，這是一個無助的女人，呼吸著讓人惡心的血腥空氣時，站在自己的死亡線上做臨終的留言。我被媽媽說的話嚇住了，她不怕殺頭嗎？那個司令官居然沒有說話就掉頭走了。母親鄙視地說，“我都懷疑他是不是懂英文。”一個星期之後，日本鬼子將生命垂危的母親，轉移到了常州的地方監獄。
清晨在一年之中是在同一個感覺中降臨的，總是非常短暫。這是媽媽唯一企盼的時刻，她可以和女犯人一起在小院子裡放風，繞著院牆走上一圈兩圈……有時，甚至是三圈，即使是下雨天，她也願意一個人獨自在院
子裡走幾圈。她聽見雨水落下來的聲音，就會想起母親讓孩子們去拿瓶瓶罐罐，到院子裡積水的情景……想到這些，她並沒有什麽很深的惆悵，也沒有親切的歡樂。她只是在雨中慢慢地行走，濺起的水珠讓她回到自己的遐想空間。
一天，她在雨中被看守叫住了，說是有一位老先生來看望她。母親很是疑惑，她在常州城裡什麽人都不認識啊。老先生自稱是“馮三大”，他交給媽媽一張小紙條，媽媽還沒有看完紙條，眼淚已經湧出眼眶。這是新四軍黨支部派人來搭救媽媽了。她激動得不知說什麽好，結果是大哭起來，抽泣地說：“我沒有出賣同志和組織，我也沒有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老先生點了點頭，看著還像孩子似的母親，深深地歎了口氣問她：
“你要點什麽東西？”
“要一點藥和書。”第二天，老先生給她帶來了藥和一本《紅樓夢》。
地方黨組織和警察局打通了關係，背著日本人將媽媽保了出來。條件是：媽媽依然沒有自由，留在警察局聽候分配。萬一日本人來檢查監獄，媽媽還要回去蹲一下監獄，做個樣子。
這以後，媽媽白天在警察局的辦公室看書、練字。晚上暫時住在女警察隊長家裡。組織上托人給媽媽送來一百元零花錢，媽媽為自己買了一身灰色的旗袍。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到了，日本人開始執行大屠殺共產黨的計劃。
媽媽被日本人拉了出去，要她答應三個條件，就可以立刻釋放她。一、做特別警察，在路上看見新四軍的人，只需點點頭就可以了。二、讓外婆搬到常州城裡住……還沒有聽到第三是什麽，媽媽的腦子已經全亂了。這不是讓她去做漢奸嗎？媽媽該怎麽辦啊？警察局在夜裡出動了，開始搜查旅館，把媽媽也給帶上了。媽媽說她害怕，不是害怕別的，是害怕被別人認出來。她是絕對不會做漢奸的事情，但是她一直是戰地風雲記者，新四軍誰不認識她？萬一被人看見她站在警察的行列裡，她就再也說不清楚了。人總有想不到的事情，從監獄中可以活著出來，在監獄外面卻不容易活下去。恐懼，最深的恐懼是從這時候誕生的。她總是躲在女警察隊長的身後。
警察局看見媽媽什麽都做不了，要她寫一份東西，答應在警察局裡面幫助他們工作。媽媽向馮三大匯報，一直等到支部帶來了回信說：“只要不損害革命，朱微明可以暫時在警察局裡工作。我們將盡快派人營救她。保重。”於是，媽媽開始在女警察隊上做文書，抄花名冊。
新四軍真的來人營救她了。可是走到城門口，媽媽首先看見在那裡站崗的警察，根本出不了城門。在白天，卻像在黑夜裡，媽媽在那裡穿來穿去，已經是疲憊不堪了，還要緊緊地拽著一份難言的恐懼。她出不了城門。這次不行，那下一次呢？馮三大告訴她，軍部的人一共來過四次，都沒有辦法把她帶走……
什麽時候，常州城變成這樣一個無處躲藏的室外監獄？媽媽喘著氣，老是在街上徘徊。一個算命先生熱情地向她招攬生意，媽媽向他走去。連曾經這麽自信的人，在恐懼中也只有相信宿命了。這是一個銜牌算命，他放出去一隻鳥，鳥飛回來的時候銜上一張牌。顯然，鳥銜了一張壞牌，算命的猶豫了一會兒說：“一共可以銜三次。”他重新放出那隻鳥，鳥卻一直銜住那張壞牌不放。算命的臉色不大好看。
媽媽說：“我知道自己命不好，你就說吧。”
算命的四下裡看了看，緊張地問媽媽：“日本人在夜裡把你抓去過？”
話剛落音，媽媽也被嚇住了。她說：“你是算命的，怎麽問我？”算命的小聲地跟媽媽說：“命裡說，你不能走夜路。不然就會出事的。你不要覺得自己膽子大，命中注定的事情由不得你作主。沒有多少時間了，你要趕快跑，日本人這一次要殺你了。”
在“新四軍”擔任《前鋒報》總編時的媽媽。
媽媽完全進入了算命先生的世界，她哆嗦地問道：“現在我該怎麽辦呢？我命中注定逃得過這個災難嗎？”
“還有希望，趕快逃！但是一定記住了，必須是在大白天逃跑。”
“大白天？城門樓上都是崗哨，我怎麽逃啊？”
“這是你逃跑的時辰，命裡的事情，不能不信。”
說完，他比母親更加害怕，收起了攤子要走。媽媽追上去付錢，他先是不收，然後對媽媽說：“我知道你是好人，中國人總是要幫幫自己人的。我收你的錢，因為照算命規矩說，不收錢的命是算不準的。快逃吧姑娘，但是千萬不要說是我算的命。這年頭，我們都要被日本人殺頭的……”他看見媽媽在那裡點頭，接過錢就跑了。
當媽媽回到自己的屋子的時候，卻看見馮三大已經等在那裡了。她很緊張，覺得有事要發生了。她還沒有開口，馮三大就通知媽媽：“部隊馬上就要撤離這個地區，沒有人來營救你了。你要走的話，就靠你自己俟機行事。你在警察局的工作還是那句話，只要不出賣革命利益，組織上批準你留在那裡。”然後，馮三大又給了她由組織上送來的二十元錢。媽媽急了：“我待在警察局是為了等待組織上來營救我，再待下去，不成了漢奸了？就是殺頭，我也要跑回去。”
馮三大看見媽媽那麽堅決，於是給了她一個地址，說：“如果你能逃出常州城，就找到城外十八裡地的城渡橋下，那裡有一個茶館店，老闆是我們自己人，他會把你送到新四軍軍部去的。”
媽媽接下那二十塊錢回到了警察局。那時候，警察局新來了個女警察，剛死了丈夫，人很窮，穿得也破，大家都看不起她。媽媽一直和這個人很好，這時給了她五塊錢。這個新來的人，長這麽大了，還沒有拿過人家這麽大一筆錢。她要給媽媽下跪。媽媽一把拉住她，說：“我們都是窮人家出身，我知道這苦日子有多難過。”說著，媽媽自己在那裡哭了起來。新來的問媽媽，怎麽回事？媽媽說外婆病重，因為她不是本地人，沒有良民證，出不了城去看望外婆。這個新來的女警察很同情媽媽，決定將自己的良民證借給她用一次，讓她快去快回。她們約好，第二天清晨，在北門外見面，由她將媽媽送出日本人的電網檢查口。
似乎，在冥冥之中，命運真的是被安排好的。
突然，女警察隊也接到通知，有一部分人馬上要換崗，去王裡鎮幫助日本人做事。這時，媽媽住在女警察隊長家裡，就跟隊長家的傭人說：“如果明天早上隊長醒來，我不在的話，你就告訴她，我去送她們上王裡鎮了。上班前我會趕回來的。”
夜裡，媽媽剪了一個童噱頭。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的早晨，她穿上一件新做的旗袍，稍微化了點妝。等天一亮，大概是五點多鍾，媽媽就拿著借來的良民證走向城門。到了城門外，在那裡等著警察局新來的女警察送她過日本人的電網檢查口。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見有人來。天，越來越亮了，人也開始多起來，進進出出趕集送貨的人很多。這都讓媽媽感到害怕，她怕再一次被什麽人認出來。恐懼也會成為勇氣的，她決定把自己生命像一張紙牌一樣做個賭注押出去。
她叫了一輛黃包車，坐了上去。一直拉到了電網檢查口，那裡都是拿槍的日本人在走來走去，中國警察在巡視著。一個日本人走上前，讓媽媽下車，因為黃包車不準出城門。媽媽的肌肉都僵直了，但是她努力做出笑臉，假裝很惋惜不能坐黃包車。付了車錢，就排到隊伍後面，等待檢查。時間像靜止了，監獄的景象就在眼前，日本人的刺刀直直地逼在她的身旁，你怎麽回避，還是會看見那咄咄逼人的槍口。媽媽走到日本人面前了，她像所有的人一樣，舉起雙手讓他們搜身，她全身冰涼，她知道這是最後一關，過不去就會被殺頭。這時，太陽直直地照在她的臉上，像一隻溫暖的大手，捧著她的臉。媽媽頭上在冒汗，她對自己說：“一切都會過去的。即使是死亡。現在是大白天，算命的說過，會過去的。這是我的時辰……”猛地，日本人狠狠地將媽媽推了一把，她兩眼一片漆黑，整個人向前方衝去。她努力站住腳，讓自己冷靜下來，當她看清周圍的一切的時候，她發現她是站在電網檢查口的外面，她已經通過了日本人的電網。
媽媽說，她隻覺得心都快跳出喉嚨口了，她發了瘋一般地朝十八裡地的城渡橋跑去，到那裡的時候，連早上九點鍾都不到。
就這樣，媽媽回到了新四軍。
回到軍部，她開始採訪黃橋戰鬥，新四軍取得了勝利。那時候媽媽的腳爛了，因為坐牢的關係。但是她哪裡顧得上這些，她覺得幸福極了。興衝衝地趴在自己的小屋裡寫報導。突然，軍部黨委下達一個命令：停止朱微明黨組織生活，停止朱微明報社總編輯職務。交代被捕經過。特別是關於她在警察局簽署合約，在那裡工作的事情。她有背叛革命的嫌疑。
當時，是爸爸代表軍部黨委向媽媽宣布這個消息的。聽完黨委的命令，媽媽掉過頭去，還想努力掩飾什麽，可是她至今想起來都會說：“真是痛不欲生！”她怎麽也無法忍耐，她還是想站起來向父親解釋什麽，但是她腐爛的雙腳像針一般地扎著，還沒有等她站立起身子，就失聲大哭起來，重新跌坐在椅子上……
我看著母親，五十年以後，當我們一代人經歷了“文革”，已經能夠接受這份殘酷和冷漠的時候，她還在對我說：“痛不欲生啊！一夜之間，昨天還是所謂的好朋友，突然就反目為仇了。誰都不理睬我。好像，我就是漢奸，就是叛徒……”
恍惚間，一種悲淒的無望感又在母親和我之間降臨了。我都想為她哭泣。為什麽沒有人願意相信她，為什麽人們喜歡用滿是狐疑的目光審視自己的同志？她覺得“委屈”兩個字也不能解釋她的痛苦。她只能在那裡重複地說著：“痛不欲生，痛不欲生啊。”多麽強烈的字眼。一張紙，一張審查命令，就能置人於死地。就在那短短的字裡行間，幾個小小的標點，就化為力量……她曾經浸透在自己的鮮血裡，鞭打、審訊，日本人的靴子就這樣直直地踩在她的胸上。轉眼她卻被自己人懷疑、詆毀。她是死裡逃學生回到了新四軍，但是，審查命令是來自軍部，來自自己的同志。這文字竟像一把屠刀，直直地鑽進母親的心髒。
不堪回首的年代。
無法擺脫的陰影
媽媽，她應該是幸運的還是悲哀的？就是在這次審查中，她認識了爸爸。一個讀書人。一個在戰爭年代還堅持給胡風主辦的《七月》雜誌寫過小說的人。他似乎是那樣一種通情達理，善解人意的領導。他還是魯迅先生的學生，除了這一份崇拜，對他，還有多少了解？媽媽回答我，說：“沒有。”但是，她多感激爸爸啊，他的目光裡，沒有那份敵視，沒有那份懷疑。他在那裡慢慢地聽她說，慢慢地讀媽媽寫來的信，慢慢地回答她的問題。媽媽說，因為爸爸在她的心裡，她才能挺過軍部黨委的審查。
爸爸的這一份理解和寬容，更多的原因是，他自己也有過太多的磨難。
在遇到我母親之前，在一九四〇年底，國民黨殘忍地對新四軍下毒手，發生了交戰，新四軍方面的傷亡達到九千人次。軍長葉挺被捕。一九四一年的一月，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帶著軍部全部軍餉逃離皖南。一個月後，他自己的警衛員謀財害命，將項英打死，卷走了全部黃金和軍餉。這時候，日本人打來了，整個根據地失守。新四軍部隊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和破壞。在歷史上，稱之為“皖南事變”。
爸爸當時任新四軍四縱隊主任，突然接到陳毅代軍長的命令，讓爸爸立刻去陳毅的住處，江蘇海安縣西邊的胡家集。到了那裡，陳毅拿出了中央關於“皖南事變”的決定，要求爸爸立刻拿著密件去江南二支隊，傳達中共華中局對江南工作的布置。中央的精神，是立刻采取行動，保存實力。
接過文件，爸爸深深地感到它的份量。那天，陳毅代軍長特地給爸爸做了一頓可口的晚餐餞行，但是他哪裡還吃得出什麽味道？連夜，爸爸和他的警衛員換上便衣就出發了。爸爸後來跟媽媽說，陳毅一直把他們送到村口，緊緊地和他們倆握了握手。當時，真的不知道，明天自己是否還能活著走回這個世界。每一聲關照，都變得那麽意味深長，那麽深情難忘。
他們先過了長江，到了蘇南。見到了澄錫虞中心縣委書記彭炎。爸爸將密件給他看，然後口頭傳達了陳毅代軍長的精神。彭炎為了幫助爸爸在蘇南順利通行，趕快選了當地一位機要通訊員護送爸爸和他的警衛員去太湖地區。出發前，他們一起商量好，把密件放在飯籃子的夾層裡，三個人重新化了裝，像是進城趕集的農民，還特地讓彭炎再看了看。彭炎放心地點了點頭，於是，他們又上路了。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們三人接近武進城時，在楊渡橋上岸被檢查，爸爸坦然地舉起手臂，像所有的老百姓那樣，讓橋頭的國民黨兵搜身。突然，有人叫道：“是彭柏山！”爸爸心裡一頓，但是敏捷地保持原來的狀態，冷靜地和他的警衛員一起低著頭走下橋頭，沒有任何反應也沒有回頭張望。叫喊他的那個人開始有點疑惑，特地跑下橋頭，再一次辨認爸爸。他突然轉身向一個當官的報告，說爸爸很像他在新四軍裡看見過的一個大官，具體的他也說不清楚。
這人到底是誰？爸爸根本不認識，也許幸好他不認識。後來據調查說，這是新四軍的叛徒。
但是，因為他的報告，出事了。當下他們三個人在楊渡橋頭被捕。爸爸他們堅持說，不認識那舉報的，也不知道什麽叫新四軍。他是國民黨李明揚部隊的人。當時，日本人正在誘降李明揚部隊，一時不知怎麽處理他們。爸爸說得很真實，但是，他的腦子都快炸了，手心變得冰涼冰涼。想想看，籃子的夾縫裡還藏著那一份密件呢，要是被發現，不僅僅是被槍斃，更可怕的是，整個江南地區的根據地就全部暴露了。簡直不敢往下想。警衛員都不敢朝爸爸那裡望去，大家都咬緊牙根，控制著自己的呼吸。
這時機要交通員在一點一點挪動腳步，努力和爸爸、他的警衛員保持著距離。然後，他大叫著說：“冤枉啊，我根本就不認識這兩個人。”
爸爸也說不認識他。一個當兵的上來，拽過機要交通員的籃子，用槍托把籃子捅翻在地上。文件因為是放在夾層裡，所以沒有掉出來。但是，米飯散了一地。機要交通員趕緊趴在地上，像是心疼那米飯，一邊撿還一邊抓一把米飯放在嘴裡吃著。乘機把籃子撿了回來。因為是本地人，很快把他的母親招來了。母親一看見兒子被抓，老遠就哭喊起來，一路哭還一路在那裡罵兒子：“這都是什麽時候了，出來趕什麽集啊。殺了頭，家裡就斷子絕孫了。”老太太一口地道的當地土話，國民黨的兵相信了，同意讓她先把兒子保回去。爸爸和他的警衛員被押解到審訊室。
押解的路上，爸爸又一次回頭看了看機要交通員，他已經和他的母親漸漸地走遠了。他手裡，正緊緊地提著那個飯籃子。爸爸舒了口氣。他知道，機要交通員會完成任務的。
這一次，爸爸和他的警衛員沒有遭到什麽毒打，搜不出，也問不出什麽東西，就把他們倆扔在角落裡。突然，警衛員要大便，於是一個當兵的就押著他去廁所。茅房是露天的，非常簡陋。警衛員沒有經驗，他忘了在彭炎那裡換掉他的內褲，在他脫褲子的時候，露出了穿在裡面的黃色軍短褲。當兵的一眼就看見了，衝上去，一把將他的外褲給扒了下來，大喊著：“你不是新四軍，哪裡搞來的軍短褲？”
事情敗露了，還有什麽要說的？他們不再審訊爸爸和警衛員，直接將他們送到西照日本人憲兵司令部。這次是警衛員跟爸爸說：“痛心疾首啊！怎麽能那麽粗心，現在是死路一條了。”
爸爸說：“死到臨頭，不要去想它了。我們再多看一眼天空吧，這是我們自己的天空。”
警衛員說：“我不要看，到處看見的是日本人的太陽旗。哪裡還有什麽自己的天空。”
爸爸像是對他，也像是對自己說：“我們沒有什麽可惋惜的，為了清除這些旗幟，我們把生命都付出了。人，總是要死的。就這樣走過一次人生，沒有什麽惋惜的。”
關押在西照憲兵司令部，正趕上日本人要去打“頑固派”，要把所有的犯人逼去扛子彈。隊伍排成兩行，一行戴著紅色的袖章，爸爸他們戴著白色的袖章。四下裡一看，爸爸就明白了。到了中午的時候，鬼子坐在那裡吃飯。離開他們這些犯人稍微遠一點。爸爸跟警衛員說：“你馬上想辦法去偷兩個紅袖章過來。”警衛員往四周看了看，似乎也明白了，戴紅袖章的是普通犯人，所以看管得不是那麽嚴格。在勞動間隙，警衛員乘人們休息的時候，在一堆衣服裡偷到了兩個紅袖章。
天，黑下來了。回監獄的路上，爸爸和警衛員他們把紅袖章換了上去，慢慢地落到戴紅袖章的隊伍後面，乘人不注意的時候，往山下扔了塊石頭，只聽見“咕隆咕隆”的聲音，爸爸和警衛員緊張地屏住呼吸。可是，鬼子那裡似乎沒有什麽反應。在過一個山坡的時候，爸爸機警地拉住了警衛員，兩個人突然在人群的後面趴下了，然後一起打滾，不住地往下滾，一直滾，滾到了山坡下面。爸爸和警衛員滿手滿臉都被枯枝碎石刮破了，山上又有石頭被他們撞得滾落下去，可是他們已經顧及不到這些了。他們快樂得無法形容，他們逃跑了，他們活過來了。
終於逃到太湖新四軍第二支隊，傳達了密件。然後，二支隊把他們安全送回了蘇中。
兩個月以後，當爸爸帶著部隊南下的時候，經過二支隊的舊址，那裡卻是一片廢墟。日本人在大掃蕩的時候，將二支隊的人全部打死了。媽媽沉重地跟我說，你父親特地下馬，獨自一個人，走到舊址前，在那裡停留了片刻。那一次，連長和很多戰士都犧牲了……
我問媽媽，一個支隊有多少人。
她說：“一個支隊有三個團，至少也有一千二百多人吧。”
在父親審查母親的時候，他同情地對她說：“你要相信黨。你不是叛徒，黨終將會調查清楚的。黨對你的審查是對你負責，這是為了更加純潔黨的隊伍，使我們的黨更加有戰鬥力。”爸爸口口聲聲提到的是“黨”，在媽媽眼裡爸爸幾乎是黨的化身了。那年代的人，現在看來是簡單得可笑。但是，他們確實就是在這麽單純的思考中，度過了艱難的歲月，也因為這一份單純，讓他們變得那麽堅強。
但是，“黨”有時候也解決不了她的痛苦，她在那裡寫交代，可是寫著寫著就寫不下去了。她開始寫日記，把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感情寫出來。她不知道這能幫助她什麽，但是她無法將它們放在心裡，她承受不了。
審查到一半的時候，爸爸調離軍部去鹽城地區開辟新的根據地了。
這時，媽媽的雙腳爛得更厲害了，還得了嚴重的關節炎。她沒有地方治病，挪動著疼痛的腳在木桌子和椅子之間寫交代。周圍的人都不再和她說話，連她的好朋友看見她的時候，也有意避得遠遠的。媽媽試著給領導，給爸爸發出了第一封信，把自己最真切的痛苦留在信紙上。她需要理解，就這麽簡單的一點點需要，可是不知從何處得到。爸爸很快給她回信了。媽媽說，至今她還記得爸爸信上說的話：“不要怕痛苦，它是最好的創作源泉，記得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開頭怎麽說的？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樣的，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原因。只有痛苦的感情是最複雜的，也是最有價值的。你為什麽不試著去創作呢？不要沉浸在痛苦裡，要面對自己的痛苦。”
媽媽提筆了，審查結束後，在新四軍發表了她的第一篇小說《女囚》。
媽媽說到這些事的時候，我實在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她問我：“你笑什麽？”
我不得不告訴她我的感受：“爸爸實在是個夢，是個詩人。他怎麽會在那樣的時刻，跟你說什麽《安娜•卡列尼娜》的呢。”
母親奇怪地看著我：“這不是很好嗎？”
要說意外，這才實在是意外。透過這些細節，我看見的是另外一種景象，這值得我一點一點、慢慢地去理解他們那一代人。
媽媽一直說：“你父親的信寫得有多好啊。”她甚至在業餘時間，把爸爸寫給她的信再重新謄抄一遍。但是她不知道，她自己的信也寫得又有多好。爸爸認認真真地讀著她的來信，在那裡他讀到了人間更樸實、更多的真情。
兩個月以後，和媽媽同監獄的新四軍X團黨支部書記，也從日本人那裡逃出來了。他證明了媽媽在監獄的表現。於是，黨組織結束了對媽媽的審查，確定她在監獄的表現是堅強的，沒有出賣同志，沒有破壞黨的組織，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重新批準人黨，沒有預備期。聽完組織結論，媽媽寫了很長的一封信給爸爸，但是這一次，她卻沒有收到回信。
不久，媽媽去根據地採訪，路經爸爸的辦公室，跑進去看望他。可是，長久的分別，卻使他們倆不知說什麽。媽媽突然感到一種難言的羞澀，坐在他小屋的木凳子上，半天憋不出一句話。隔著距離，是爸爸坐在她的對面，同樣不說話，就那樣看著母親。她覺得尷尬極了，起身想走，兩條腿卻不聽使喚，在那裡蹭來蹭去，又站不起來。終於，是爸爸打破了沉默，他說：“微明同志，你知道嗎，我們的感情已經不是一般的同志感情了，你已經融入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爸爸越說越輕，媽媽的頭也越來越往下低。不知是他沒有勇氣，還是不好意思再往下說……又進入一片沉默。突然，媽媽站了起來，連頭都沒有回，衝出了小屋。爸爸猛地跟著站了起來，站在原地，他覺得自己失敗了，被拒絕了。他像打了敗仗一樣，無望地站在那裡……
這些事情，是聽小鈞說的。是她從爸爸的日記上偷看到的。現在，這些記載著爸爸媽媽故事的紙片，在一次一次的運動後，都化成了灰燼。
我問小鈞：“媽媽當時為什麽要跑？”“不好意思嘛。”“爸爸怎麽會誤解的？”“感情太投入了，哪裡還搞得清楚。都像現在的人。他們那時候的人，一個個都單純得像個中學生。”
在僅有的幾封由媽媽手抄的父親來信上，我看見了關於他們愛情的幾行字：
微明：昨天（鍾）期光同志給我私人的回信上說：“對你私人的問題，粟裕司令和劉炎政委均同意。祝你們幸福與愉快！希望以後努力工作。”這是他勉勵的一句話。我曾說過：“人生如果說有什麽意義，便是完成組織上所給予的光榮任務。”我們應當實踐自己的諾言，作為同志們對我們的期望的回答。
柏山。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於“聯抗”軍次
更多流露出他們感情的，是爸爸為媽媽寫的一首小詩：
送微明北上
屋內如同黃昏般晦暗，
暴風雨正在曠野奔放；
你穿著薄薄的衣裳，
孤獨地走向遼遠的北方。
你眉睫上掛著水珠，
你的眼睛依然注視著前方。
你的衣裳周身潮濕，
你的心永遠那麽熱烈。
你所走的路，是那麽泥濘、溜滑；
然而你的腳，永遠也不會停歇。
你忘記了風和雨，也忘記了孤獨，
你所追趕著的，是那自由的歸宿。
他們全部的愛情故事都在這裡了。對於我，比別人更加感到好奇，因為我總希望聽到一些更加有色彩的東西，更希望在爸爸媽媽並不快樂的生活裡，看見他們有過絢麗的片刻。多希望他們曾經幸福過，歡樂過，哪怕只是一個短短的瞬間。但是，最終我還是一無所知。媽媽甚至沒有跟我們家任何一個孩子談過。只知道他們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結婚的，連具體的日子都沒有記住。
我說：“媽媽，有什麽不好意思說的呢？”她深深地歎著氣：“有什麽好說的？我也不是一個浪漫的人，一生就和一個男人談過戀愛，就是你父親。他一直對我很好，很尊重我。但是，你看見了，我們在一起生活的日子裡，這些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真的太痛苦了，不要說了……”
我的朋友，甚至爸爸媽媽的朋友都看過我寫的一些小說，在裡面，他們常常會讀到我母親的形象。但是，他們都不同意我對她的描寫，哪怕這是小說。他們都跟我說：“為什麽總是把你母親寫得那麽陰鬱和痛苦？實際上，我們所看見的是一個非常開朗，非常有文化，非常堅強的新女性。她永遠是那麽樂觀的。”
是嗎？母親是這樣的嗎？
今天，我試圖努力去寫一個人們看見的母親。但是寫著，寫著，我覺得我還是失敗了。也許是我自己的問題，母親笑的時候，我總是在那笑容裡看不見陽光。死神在後面追趕著她，她得急急匆匆地越過那片死區。但是，她還得為孩子，為我們整個家庭，在這個社會中混飯吃，和眾人一起唱一些歡樂的歌。不管這歡樂是真的還是假的，到最後，她甚至都願意去相信，她唱歌的時候，曾經是歡樂的。因為她也要活下去，她也要在一次一次的運動中，再一次穿越過這一片死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 那一天
我錯了，我想起來了。母親確實有過真正非常非常快樂的時刻。快樂得讓我不能打斷她的話題，我讓她一直往下說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她說，她作為特邀記者正要出發去徐州蘇中地區參加那裡的高乾會議，商量新的對日作戰計劃。突然，她在發報機裡收到一條電訊：日本天皇無條件向中國投降。她不說話，兩眼發直地看著那幾個小字。消息已經出來，人們都圍了上來。屋子是死一般的寧靜，母親衝出了屋子，她奔跑在山間的小路上，她在哭泣，又放開了喉嚨大聲地笑。她笑得那麽燦爛，幾乎不敢讓人相信，像孩子的笑聲，一路撒在山路上。她直奔軍部。趕到那裡的時候，已經是黃昏時分，媽媽說她看見金黃金黃的陽光彌漫在廣場上，她依然是淚流滿面。廣場上坐滿了軍人，他們肩背行李，黑壓壓的一片，默默地等待宣傳演出的開始。舞台是用老百姓家的木桌子搭起來的，四周用汽燈扎成一圈，用來照明。她說，那時候根據地沒有電燈，更不要說麥克風了。她衝到舞台前，激動得還在那裡發抖，她說不出話。軍部的人都認識她，知道她帶什麽消息來了，推著她往舞台上走。
大會主持人喊叫著：“朱微明同志，有一個重要消息向大家宣布。”舞台下傳來窸窸窣窣的聲音，軍人們很不高興，因為媽媽打斷了演出的開始。她管不了那麽多了，拉開了嗓子死勁地叫喊：“日本天皇無條件向我們中國投降了！”
舞台下，依然是靜悄悄的。那一片靜默讓她害怕，她說錯了什麽？她都要發瘋了。重新喊道：“日本天皇無條件……”
她還沒有說完，底下發出驚天動地的喊聲：“戰爭結束了！”不知道誰在叫喊，這一聲喊叫把天空撕裂了，人們激動得說不出話，軍人們大聲地嚎哭起來。她說，她從來沒有看見男人這樣哭過，她說，那都是一個個結實的軍人啊！接著，人們互相擁抱，有人被拋到天上去了，背包也扔了上去。
我說：“媽媽，這不像中國人的習慣，是你在電影裡看來的吧？”
她得意地微笑著：“電影裡怎麽會有這樣激動人心的場面？”
立刻有人在喊：“再念一遍，再念一遍。”真的，這個幸福太偉大了，人們沒有準備去接受它。人們不敢相信，打了八年的戰爭，突然就在這一瞬間結束了？她說，當她重新向人們宣布這個消息時，人群的喊叫聲，歡呼聲卻早就淹沒了一切。那份願望，僅僅是一種表達，表達自己無法承受的幸福……所有的軍人站立在廣場上，高唱起“新四軍”軍歌。聽見歌聲的時候，她，她混雜在人群中，混雜在歌聲中，失聲大哭起來。這讓她想起了四年前，在日本人的監獄裡聽見的這同一首歌曲……她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他們會這麽驕傲地，大聲地唱著這首歌曲……日本天皇無條件向我們中國人投降了！
在會場後面準備會議的司令員葉飛把警衛員叫進屋子：“外面在吵什麽？”“日本人投降啦！”“這怎麽可能呢？”“是朱微明從報社帶來的消息。”葉飛司令還是不相信，他說：“趕快把朱微明叫來。”
當他看了電文，停頓了很久，努力想說什麽，可是嘴在那裡翕動著，最後隻憋出一句話：“今晚對日作戰部署會議宣布取消！”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