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父母，你確定你希望孩子幸福嗎？

這個假期裡，“爸爸真棒”和大家進行了一場教育的內省之旅，我們一起思考了差異化、競爭、焦慮、心境等“無用”的問題，今天是最後一站——什麽是追求幸福的教育：

中國父母，你確定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嗎？

先別忙著回答，讀完我們的專欄作者Gauchewood的這篇文章，你也許會重新考慮自己的看法。

每天被工作和孩子搞得壓力山大的中國中產家長，有不少都對“最幸福的國家”丹麥心馳神往，丹麥乃至整個北歐的教育也是我們羨慕的對象。

然而幾年前，丹麥電視台曾播放過一個記錄片，講的是中國和丹麥初三學生之間的一場競賽，這場競賽的結果出乎意料——中國學生不僅數學超過丹麥孩子，竟然還在“創新”上贏了！

片子播放後，丹麥全國都為之震動，因為他們原本就預料到中國學生會在數學上勝出，但沒想到丹麥引以為榮的社交能力和創新能力居然也“輸”給了中國學生。後來，甚至有專家總結說：中國教育給孩子打下的堅實知識基礎遠超包括丹麥在內的西方國家，而這些知識，正是創新必不可少的根基。

“中國人太厲害了，他們一旦決定去追求創新能力，創新就馬上‘到處都是’了。”——紀錄片中的丹麥專家

“我個人認為，中國人有一天會征服全世界。”——紀錄片中的丹麥孩子

這麽說，我們整天追捧北歐教育美國教育，都追捧錯了嗎？

原來中國教育才是培養創新能力的寶地？

好奇之餘，查了下資料，原來這是2013年丹麥拍攝的一個4集紀錄片，在裡面中國和丹麥的兩個初三班級的孩子分別做了閱讀、數學、英語，還有創造力和協作能力競賽。節目內容頗為豐富有趣，其中展示的中丹兩國教育的迥異走向，不禁讓我想起了古代希臘最著名的兩個城邦——斯巴達和雅典——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

為什麽說中丹兩國教育像“伯羅奔尼撒戰爭”？

歷史上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可以說是一場“古代世界大戰”，戰爭雙方是崇尚民主、對公民進行博雅教育的雅典和崇尚武力、全民投入軍事訓練的斯巴達，結果斯巴達戰勝了雅典。希臘的民主時代也自此結束。

怎麽樣，一天只上6個小時課的丹麥學校是不是有點像雅典，而嚴格教育的中國學校是不是像斯巴達呢？

不過，如果我們過了幾年再核查其事實，就會發現，這個記錄片其實和中國的許多公眾號文章一樣，不過是個典型的“媒體奇觀”——為了吸引注意力而有意製造的“反常識”事件。如果我們真的是要把這個比賽看成是評價中丹兩國教育品質的依據，那麽提取的標本和測試標準都就要確實可靠才行，但是，這個競賽在這兩方面都非常可疑。

“中丹之戰”真的公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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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中國牛娃VS丹麥普娃的競爭

這個比賽是在中國哈爾濱69聯中的初三13班和丹麥奧胡斯的holme中學九年級的一個班之間進行的。哈爾濱是有1000萬人的大城市，69聯中是這個城市最好的3個中學之一。而且，雖然現在哈爾濱的初中也是劃片入學的，但是參加競賽的這個班級，當年其實是通過選拔考試才能就讀的。所以，中國的初三學生其實不是隨機樣本，而是在數十萬小學生中選拔出來的優等生。

而奧胡斯雖然號稱丹麥第二大城市，但加上周邊農村人口也只有32萬人。不管是從其中學制度，還是從電視裡的各種表象看，丹麥的班級都是就近入學的隨機樣本。僅僅從膚色和服飾上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30個人的班級裡有不少非洲或穆斯林新移民孩子，就是在那些外貌上看比較像純正的丹麥人中間，也有個多動症小男生，上課完全坐不住。

也就是說，這個競賽其實是1000萬基數的擇優樣本和32萬基數的的隨機樣本的比較，統計學上就意味著這個比賽結果是不能嚴肅對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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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的“創新”測試

而從測試項目的內容來看，也可以說明這個競賽結果的誤導性。

在閱讀競賽中，成績最好的幾個學生都是丹麥的，他們之所以落敗，是因為最差的幾個也是丹麥的。在一個樣本隨機的班級裡，這個結果很容易理解。接下來的數學測試中國學生勝出，英語測試丹麥孩子勝出，也都在常理之中。所以最讓人好奇的，就是為何在協作和創造力項目的比賽中丹麥學生弱於中國學生。

但是冠了這麽嚴肅的名稱的兩個測試內容，其實都頗為幼稚：

協作測試：

節目組從兩國學生中分別挑出兩個小組，每組4個學生，在20分鐘內用50張白紙和4卷膠帶製造一個能容納小組四個人的獨立建築物（這種項目我女兒5年級的科學課好像就有做過）。

而最終成績差別的原因，電視節目裡已經分析得很好了：中國學生比較嚴肅認真，能保持高度專注、目標明確（可以想象中國的初三學生那種24小時獅子搏兔的嚴肅認真勁）。而且，這幾個學生一看就是班委幹部，相互之間的權力結構和話語權其實平時就很清楚，自然更容易在部門時間內完成指定項目。

而丹麥孩子由於個人主義習慣，總在想要以自己獨有的方式去參與團隊合作，所以花了很多時間商量。另外，他們在完成任務時一來有點嘻嘻哈哈，二來是太注意個人形象，不願意躺在地上測量，這個反倒更像倒是15歲的少男少女的真實性情，拔高到協作能力的程度實在是太過頭了。

創新測試：

在規定的十分鐘內讓學生獨自在有了兩個C的畫面上進行創造，考察他們在畫裡表現出來的思考能力，以及思想的原創性。

但是，創造力真的能“測”出來嗎？

工作中的創造力很容易識別，可是談到測試就沒那麽簡單了：

首先，創新程度取決於老師的主觀判斷；

其次，這種測試和其他考試一樣是個博弈過程，學生也可以有意識地主動地迎合：

孩子可以在訓練過程中意識到老師喜歡某些特定的行為，這樣他們就會依此而改變自己的行為。雖然孩子們可能會因受訓練的激勵，而努力地完成當前的各種任務。

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學到的是，只要用挑剔的眼光，不著邊際的答案，全然不顧準確性或相關性，或者以創造性的名義提出一些老生常談的想法，就可以容易地給出‘原創性的’答案。這樣，‘創造力’很快就退化成一種特殊形式的合乎要求的狀態。”

——尼克爾森

比如，裡面有個中國男生Leo，乾脆把圖案都畫在兩個括號之外。丹麥的分析人員就一本正經地說：他的思維要麽非常地創新，覺得這兩個括號限制了他；要麽非常的局限性，甚至不能按照要求完成任務。他們最後還是決定他非常有創新，於是給了高分。而Leo在事後的訪問中，也自稱已經理解了題意，只是不喜歡被那兩個括號拘束的感覺。

可是，在前面的節目部分，這位這麽有個性的LEO，當被問到“一天的自由時間只有1個小時夠不夠？”的時候，還覺得很滿意，說不然他覺得無事可做。這麽適合教育流水線體制的學生，真的會那麽“不喜歡被那兩個括號拘束的感覺”嗎？

其實，如果不是專家判錯了題，就是這位在應試教育中身經百戰的中國小戰士，巧妙地用小聰明智取了這些丹麥傻大個了。

而且，學生的學業成績和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沒有那麽大的關係。說到今日創新能力最強的國家，美國之外可能就要數瑞典和以色列了。從國民生產總值裡風險資本的比例來看，以色列位居世界第一，美國第二位，瑞典第六。如果單考慮國民生產總值中科研和開發的比例，以色列第一，瑞典第四，美國第十。

但這三個國家在“非常客觀”的PISA測試裡都沒有取得好成績。美國、瑞典和以色列在34個成員國中分別排名21、28和29。

如果以為一個國家靠要求學童努力取得好的測試成績，這個國家就可以發展創新，那想法也太簡單了。

丹麥教育

是如何培養“幸福公民”的？

這個節目中的“測試”也許並不那麽值得信服，但它所體現出的丹麥和中國孩子的日常生活，以及孩子、老師和家長對彼此的看法，倒是非常有趣。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和丹麥的教育制度的出發點和側重點都不一樣，所以兩國孩子的精神狀態、生活方式，以及測試成績，都有著巨大的差異。他們的差別是鯨魚和鯊魚的那種差別。

從這種差別中，我們甚至可以得到“丹麥人為何是世界最幸福的人”這個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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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學校不培養“勞動力”

我覺得節目中有一句話道出了真相，就是那位丹麥教師工會的主席說的：

我要強調一點，丹麥學校創立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培養“生產勞動力”。

這非常重要，因為這可以解釋一個最大的疑點：為什麽丹麥人會讓那些新移民孩子、多動症孩子，和那些看上去很上進很認真的本地後裔孩子都呆在一個班級裡呢？要知道，這樣的班級雖然只有不到30個人，卻光是維持秩序就對老師構成了很大的壓力，而且那些學業優秀的學生確實也受到了不少困擾。這對於中國學校來說好像很不可思議。

答案很簡單：因為丹麥的中學，作為丹麥最引以為自豪的機構，目標是要培養這個社會真正的公民。作為公民，可以學業不優秀，將來也可能專門拿救濟金。但是，合格的丹麥公民，並不在於高效率地工作，而在於他要學會跟其他公民平等相處，和睦交流。

丹麥的中學在這個國家的民族意識中佔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丹麥社會成功的一大依托，就是這個國家在19世紀中葉發起的“中小學光榮革命”，成了歐洲最早一批實行全國免費小學教育的國家。後來詩人兼神學家葛隆維創辦了folkskole，也就是公立學校。這種folkskole是他們民族認同的構成要素，更是社會平等的構成要素。

對於丹麥學校的研究，也是梁漱溟在30年代投入鄉村建設的促發點之一。他指出：

最初的「丹麥的教育」恰可名為「非生產的教育」。它又不是一種講書本子的教育，幾乎可以說它不是教人念書；它那種教育，恰在技能訓練與書本教育以外。那麽，它究竟是什麽教育呢？在頭腦粗淺的人，實想象不到。它那種教育很難說，仿佛是一種「人生的教育」，或「精神的教育」(這兩個名詞很不通，但此外更無其他較好的名詞以名之，故只好用它)，很近乎我們精神陶煉的意思。

葛隆維建立民眾中學的基礎原則就是如此：只要可能，就要教導人們懂得，無論社會階層與職業如何，他們屬於同一個民族，正如人只有一位母親、一種命運和一個目標。

這種平等主義並非凌空高蹈的理想主義，而是很有實際意義，是丹麥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的基石。

為了造就適合這種社會的公民，丹麥學校自然會犧牲一些效率。我們可以看看節目中丹麥師生的一些言論：

“

讓同學們上學覺得很開心，跟同學相處融洽，是非常重要的。

丹麥的公立學校法要求，學校的目標之一，是要同學們做好將來參加民主社會建設的準備，所以教學方法要注重強調每一個同學的積極參與，要讓每一個學生獲得充分的發言和表達自己看法的機會。

對我們來說，培養出民主的有批評精神的公民，有決定性意義。這樣的公民，才能運用已有的知識，挑戰權威，用批評態度去看問題。

丹麥的公立學校，因為要包容“有困難”的學生，對老師提出了極大的挑戰：

如果去了特殊學校，他就會覺得自己真的不行了，帶上“差生的帽子”（多動症孩子的家長）

我覺得，可以有一些小的“工作混亂”，可以問旁邊的同學問題（物理老師）

不能讓一個學生離校時，帶著一種挫敗感。每個學生在上課時，都會被認真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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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主義的教育造就了“幸福公民”

從1973年的歐盟主觀境況認知調查到2012年的聯合國《世界幸福報告》，丹麥人都一直是最幸福的國家。這個國家的幸福，肯定不是因為它的人均GDP最高。正如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指出的，主觀幸福感的唯一可感覺的特徵，是內心平靜。

丹麥人如何得到內心的平靜呢？

很多心理學家指出，嚴重的收入不平等與西方社會幾乎所有社會問題都直接相關，從肥胖、犯罪、吸毒，到精神、抑鬱症和心理壓力。更重要的是， 不平等給窮人與富人一視同仁地造成壓力。

不平等的壓力不僅僅滋生嫉妒，它不止是垂涎鄰居家的親密與奧迪A8那麽簡單。在窮人中間做個有錢人，會承受很大的壓力。它會加強你的競爭性消費（一國企業的廣告支出隨著經濟不平等的增加而增加，因為貧富差距越大，人們對廣告資訊越是敏感和依賴，受廣告的誘惑也越大），而你永遠不知道，周圍的烏合之眾什麽時候就會撲過來搶走你的財富。

丹麥人的幸福感，正是來自長期可持續的社會平等水準。90%的丹麥人幾乎處於一模一樣的生活水準上。看丹麥議會的現場直播，你發現，議員們一律身穿牛仔褲和破舊的針織衫。丹麥語中有個專門的詞匯，叫做OJENHOJDE，它的字面意思是“目光平視”：你認為對方與你在社交時是平等的，無論他的職業、財富和地位如何。

所以，上次美國大選中，民主黨候選人之一桑德斯也喊出了美國要像丹麥學習的口號。可是，丹麥這個模式可沒那麽好學。每個人手上的資源秉賦都不相同，社會不平等其實是自然狀態。所以要維持這樣的社會平等，就意味著國家必須通過高福利和高稅收來實現大規模的收入轉移。

因此，丹麥有全世界最高的稅率，合計稅負在58%到72%之間。換一種說法，丹麥人只能對其收入的三分之一決定去向和用途。再一種說法：在丹麥，即使你在私營部門工作，至少在星期四上午之前，你也是在為國家千活。

如果你告訴一個中國人，如果你一個月掙1萬塊錢，那麽你只能支配3000塊錢，這是難以想象的。如果不引起暴動，也徵收不上這麽多稅收。

而丹麥之所以能維持這樣的體制，是因為對於很多丹麥人來說，“我交了很多稅”是一件驕傲的事。他們願意把收入的一大部分交出去，用於社會福利，這當然不是因為他們缺心眼，而是丹麥人相信政府會明智地花錢。“丹麥人願意納稅，原因並不是我們格外大公無私，”他們覺得，自己得到了有價值的回報——比如，運行良好的學校和醫院。

高稅收高福利在本質上是一種重新分配財富的制度，所以只能在彼此高度信任的社會才能進行。只有彼此高度信任並且關係緊密，人們才能相信，金錢會被妥善地分配給那些應當得到幫助的人。

所以並非湊巧的，丹麥人不僅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還是世界上最相信別人的人和最愛與人交往的人：

2011年經合組織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88.3%丹麥人表示對別人高度信任，超過了其他國民。透明國際組織的年度腐敗認知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把丹麥和芬蘭評選為世界上最少腐敗的國家。丹麥有個特有的風景，就是嬰兒在咖啡館外的童車裡睡覺，媽媽們完全不用擔心。

同時，據丹麥智庫芒達戈摩根（Mandag Morgen）稱，丹麥人加入協會、俱樂部、工會、社團和小組等的人數為世界之最，他們的社交圈也最為廣泛——16歲以上的丹麥人有43%加入某個團體。不愧是全世界最愛交際的人。

中國教育

培養的是“學習機器”嗎？

而我們中國的教育制度，不管表面上怎麽說，其實質就是為了培養社會勞動力。就好比完美的斯巴達人是戰鬥機器，完美的中國學生就是學習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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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培養的是勞動力，才會這麽重視“效率”

如果從培養勞動力的角度去考慮，電視節目中的那些哈爾濱初中生一天上12小時的課程、還要寫幾個小時的作業，其他時間被壓縮到幾乎沒有的情景，就顯得十分理性了。

因為，如果是作為未來的公民而培養，那除了學業以外，就需要有大量自由時間來培養社會能力和愛好，實現心理和人格的平衡，學會成為社區的一部分，學會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利益……並且小公民的幸福感本身就是社會的一個重心。

但如果是作為未來的社會勞動力來培養，那麽就得把清醒的時間全部利用起來，才符合效率的定義。

就好像每個斯巴達人，都是作為將來的戰鬥力而被培養的，從出生就必須經過嚴格的監督、選擇、專業化和競爭。這樣下來，一方面使他們的戰鬥效率提到非常高的程度，一方面它的嚴格性已經達到了完全不顧人情的地步。

有多麽不顧人情呢？在節目中出鏡頗多的那個哈爾濱中學的女班長，在採訪時提到，她周一到周五住在阿姨家，因為回到自己家要走30分鐘，回到阿姨家只有5分鐘。丹麥記者問她：你就因為每天多了這兩個25分鐘，就不回家和父母相聚嗎？女生很自然地說：因為時間就是生命，要用來學習啊。

如果我們考慮她每天需要上12個小時的課、寫大量作業，這並非不可理解。但是問題在於，孩子在性格成長的關鍵時期，對家庭的溫情和支持非常需要的時候，居然會這麽主動地放棄和家人相處的機會。這就是斯巴達意義上的“嚴格到不近人情”的程度。

如果教育不是把人作為目的，而是作為製品，必然最後會走到這一步。斯巴達人其實就是最古老的絕對功利主義者，他們力求榨取一切人的一切時間，用來為將來的戰鬥發揮每一份效能。

▲看過《斯巴達300勇士》這部電影的人一定會對斯巴達戰士的勇武歎為觀止，同時也會被他們殘酷的訓練方式所震驚，因為他們的制度包括殺死不健康嬰兒、從小遠離家人接受訓練、不能和妻子生活在一起、服兵役到60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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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習機器”有什麽不好呢？

可是，如果當“學習機器”就能在所有的競爭中獲勝，這有什麽不好呢？

中國的教育體系培養出的勞動力不是很有效率嗎，中國製造不是遍布全球嗎？

斯巴達這個城邦不是很成功嗎，甚至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打敗了雅典？

對此，我們可以從個體和整體兩個角度來分析。

個體：“專業人”是有缺失的

古希臘人認為，斯巴達人這樣的“專業人”，對於一個社會來說，是有所缺失的。

“專業人”指的是一種畸形現象：某些人專門進行某種專業的活動，以至於摧毀了他們作為一個社會動物的全面發展。他們采取一個走捷徑的辦法，把某一種能力提到更高的水準，而對一個人的全部人格中的其余部分撇開不管。人們可以毫無困難地把一個人訓練成為一個熟練的技術人員，而他的靈魂的其余部分都還保持著原始的和野蠻的狀態，最好的例子就是專門從事軍事的斯巴達人。

同樣，東亞學生的成績，尤其是數學，看起來很厲害，令很多人驚奇，中國學生都是數學天才嗎？但答案其實很簡單：中國學生在數學上領先，只是因為他們花了更多的時間學數學。

在PISA2012年的測試結果中，中國上海的學生比美國最強的麻省學生還要領先兩年。而根據美國教育部長阿恩鄧肯的計算，中國學生在學校裡待的時間比美國學生一年要多出25%-30%。到15歲參加測試的時候，學生已經上了10年學。考慮到美國的學校一年上180天，一個15歲學生比麻省的同齡人要多上了2-3年。

但是每個人的時間都是一樣的，中國學生多學這兩年，是從他的成長過程中的十年中硬生生摳出來的。隻不過得到的成績似乎唾手可得，而失去的隱形的東西無法準確估量而已。學到了多一些書本上的知識（這些知識多半是西方人在過去300年間發展出來的），而失去的，可能就是無窮的可能性了。

亞裡士多德說：

只有在全部生活必需都已具備的時候，在那些人有了閑暇的地方，那些既不提供快樂、也不以滿足必需為目的的科學才首先被發現。只有在生活必需品全部齊備之後，人們為了娛樂消遣才開始進行這樣的思考。

經過中國人三十年的艱苦奮鬥，基本上每個孩子都終於飲食無憂，齊備了生活必需品。可是，我們的教育竟然和自然法則唱對台戲，讓孩子成為全家、全社會中最忙碌的人，那他們何時可以思考呢？

整體：用力過猛就不可能創新

而如果我們拋開個體，從整體的角度來看，像斯巴達人這種不近人情的嚴格所取得的外在成就，可能會達到一種湯因比所謂的由於用力過猛而到達的”停滯的文明”。

歷史學家湯因比說，許多文明——波利尼西亞人、因紐特人以及斯巴達人，之所以最終失去活力，就是由於它們“用力過猛”。它們為了迎接挑戰花掉了所有力量，以至於高度緊張，最終無法活動，更不用說創新了。

在斯巴達人存在的那幾百年，除了戰鬥故事以外，什麽都沒有留下。甚至這些戰鬥故事，也是其他城市的希臘人記錄下來的。而與之同時代的雅典城，則是有史以來最具創造力的三個城市之一（另外兩個是文藝複興時期的佛羅倫薩和莎士比亞時期的倫敦）。

斯巴達人取得的成就，是因為他們把人類性格的無窮發展可能性放棄到了最大程度，而換上了沒有發展可能性的動物性格才達到了這種程度。他們所走的乃是一條退化的路線。

伯利克裡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的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發表演說，比較了斯巴達和雅典人的區別：

我們是自願地以輕鬆的情緒來應付危險，而不是以艱苦的訓練；我們的勇敢是從我們的生活方式中自然產生的，而不是國家法律強迫的；我認為這些是我們的優點。我們不花費時間來訓練自己忍受那些尚未到來的痛苦；但是當我們真的遇著痛苦的時候，我們表現我們自己正和那些經常受到嚴格訓練的人一樣勇敢。我認為這是我們的城邦值得崇拜的一點。

▲伯裡克利《在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的演說》

雖然由於種種原因，斯巴達確實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打敗了雅典，但沒過30年，他們的霸權就崩潰了。

斯巴達人投入了他們每個人的人生的每個階段，使得“斯巴達密集方陣”成為效能極高的完美機器，但正因為如此，反而在戰術上極度保守，被另一個城邦底比斯以創新的斜線戰術擊敗。而底比斯人和其他希臘城邦一樣，除了戰爭，還擁有豐富的藝術和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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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苦後甜”的思考方式，從一開始就錯了

中國孩子這樣刻苦，目標到底是為了什麽呢？

好學生Leo說，他目的是上個好大學，找到好工作。

然後呢？ 然後就生活在幸福之中麽？

在這個記錄片的開頭，中國女班長一本正經地說：我們中國人先苦後甜，外國人先甜後苦。

這個不知啥時啥人編造出來的可笑想法，到現在還在愚弄這些可憐的孩子。紀錄片的最後一部分，是那些初三生夢想中的寄宿高中的訪談，看裡面的情景，只會更苦。

那麽，是不是高考完他們就生活在幸福中了呢？

不，感受和保持幸福的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培養出來的。不幸福會變成一種習慣。泰勒?本-沙哈爾在《幸福的方法》中指出，有一種“忙碌奔波型”心態，具有這種心態的人，認為此刻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實現未來的目標，痛苦的過程是獲得未來幸福的必由之路。

▲泰勒?本-沙哈爾《幸福的方法》封面

在這種心態下成長的孩子，經常被父母和老師提醒：上學的目的就是取得好成績，這樣才能有個好未來。然而，從來不會人告訴他學校也是個可以獲得快樂的地方，或者說，學習本身就應該是一件開心的事。

“忙碌奔波型”信奉的是“實現謬論”，即認為只有在實現一個有價值的目標後，才可以得到幸福。但大多數情況下，眼前和未來的幸福是可以平衡的。比如，一個熱愛學習的學生，可以在學習的過程中享受創造的快樂，而這種快樂也可以幫助他取得好成績、在未來獲益。

信奉這種“先苦後甜”人生觀的人，將來就算得償所願，得到好工作，也會不停地從一個目標奔向另一個目標。

斯巴達人即使通過了童年的嚴酷訓練，在一生的任何階段還是沒有什麽自由可言，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在這裡能被允許的生活是什麽，在自己的崗位上必須做的事情又是什麽，他們都有著這樣一種心情：自己生來不是為他們自己而服務的，停下來休息仿佛是一種罪惡。

一個斯巴達人永遠也得不到幸福。

丹麥當然並非完美，我們所在的時代是個遠未完美的世界和時代，即使是“最幸福的國家”也有很多問題。

但是，只有致力於追求幸福，才能得到幸福。而不是上了理想的大學、進了理想的公司、找到理想的愛人、培養出理想的孩子，就會得到幸福，那只會是一種永遠達不到的無盡之探求。

這個節目結束的時候，記者採訪了丹麥的幾個家長和孩子對這場競賽的態度。他們也覺得來自中國的競爭要重視，要多做一些創新。節目最後，有一個在競賽中表現得非常多才多藝的男生笑嘻嘻地說：

我們還要繼續做最幸福的人。

反觀我們，在中國連續高速增長30年後，生活條件明顯好了很多，可是許多70、80後的父母，都覺得現在的孩子壓力反而比自己小時候大多了，下一代甚至比這一代人更不幸福了。

中國父母其實是世界上最盡心盡力的家長，那麽成年人努力究竟是為了什麽呢？

所以汪丁丁說：

陷入如此混亂的精神情境和社會情境，難怪許多中國孩子淪為個人奮鬥的犧牲品……大家似乎都滿足與跟隨潮流而奮鬥，大家都僅僅滿足於通過“逆潮流者亡”這一淺顯而錯誤的人生道理。於是，大家都努力督促自己的孩子投入這場令人絕望的競爭……

每個人都知道中國教育病入膏肓，但是沒有集體行動，總覺得自己家的孩子運氣會比較好，就這樣陸續跳入煮沸的青蛙湯裡，直到最後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