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的保守與幸運：“我只是務實”

轉自：文匯學人

哲學園鳴謝

作者：陳方正

楊先生曾經多次承認，自己非常幸運：從天賦、家庭、教育、事業，以至晚年第二次婚姻都莫不如此。但我想，他覺得一生最幸運、最高興的事情，應該莫過於見到中國終於脫離屈辱，而日益富強起來。他在八十五歲的時候將自選文集定名為《曙光集》，又在九五高齡將現在這本文集定名為《晨曦集》，這都是要表明中國已經度過漫漫長夜，行將見到旭日東升。

將近二十年前，在楊振寧教授榮休的學術討論會晚宴上，楊先生的老朋友戴森（Freeman Dyson）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將他稱為“保守的革命者”。為什麽呢？因為他雖然破壞了宇稱性守恆的思維結構，卻建立起由數學對稱性支配的非阿貝爾規範場，那日後成為物質結構根本理論的基石；此外，他雖然終身從事西方科學探索，卻仍然服膺於中國文化傳統。所以，“革命領袖可以分為兩類：摧毀的比創建的多，建立的比摧毀的多。無疑，楊是屬於後一類的革命者，……他愛護過去，盡可能少摧毀它”。這話講得非常中肯，因此深受楊先生欣賞。

戴森所謂“保守”，並不等於固步自封或者墨守成規，而是在原有的基礎上建設、改良，穩步前進之意，這從楊先生和夫人翁帆最近合作編著的 《晨曦集》（分別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和新加坡八方出版公司出版）可以看得很清楚。集子裡面的24篇文章剛好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他自己的演講、文章和座談記錄；第二部分是他對媒體發表的談話和家人對他的印象、觀察；最後則是學者（包括他的學生）和作家對他的回憶、觀察。從這些文章我們得到的整體印象便是，楊先生一輩子講求進步創新，在見解上卻極其穩重、謹慎，甚至到了獨排眾議，乃至得罪同行的地步。

最顯著的例子，自然便是他基於經濟和發展程度理由，堅決反對中國造大型對撞機。為此他曾經數度和國內外眾多高能物理學家以及相關學者激烈交鋒，《晨曦集》收入的（文章編號16e）僅是其中一篇而已。我們絕對想不到的是，遠在四十六年前回歸中國之初，他就已經在一個大型座談會上，為同類問題對高能物理學的年輕學者大潑冷水（72a）。當然，更令人驚訝的例子，是他在1980年國際座談會上對著一眾頂尖理論物理學家宣稱 （高能物理學的）“盛宴已經結束！”那句令人震驚的話（A00g），以及早在1961年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百年校慶討論會上對 “未來基本理論”要“敲一下悲觀的警鍾”，“加入一些不諧的聲音”——那時他還不到四十，風華正茂，離規範場理論被重正化，和粒子物理學“標準模型”的建立、驗證還有十幾二十年！楊先生刻意提起半個多世紀前他這表面上並不中肯的預言，是要強調，物理學還有大量“底蘊”有待發掘，例如量子力學的波束塌縮、場論的重正化、粒子的品質譜系等根本問題之徹底解決仍然極其渺茫，甚至可能永遠懸疑。因此他強調，“我不是悲觀，我只是務實”（15a）。而務實，應該說是“保守”的最高境界吧！這種態度不僅見於他所反對的，也同樣表現於他所讚同的發展方向。像他在清華高等研究院大力倡導凝聚態物理學（A17n），鼓勵余理華回國協助建造自由電子雷射實驗室（A17o），兩趟忠告趙午轉向加速器物理學 （A17q），以及對激原子束的高度重視 （A00g）等等，都是務實態度的最佳例子。

當然，楊先生的“保守”表現得最透徹之處是晚年的落葉歸根。他早年遠渡重洋奔赴新大陸，投入物理學的廣闊天地之後成大名也飽受西方觀念熏陶，在那邊辛勞大半輩子更且加入了美國國籍，但終究還是要回到神州大地來方才能夠心安理得（A17c）。也唯有如此，他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才得以從多個不同方面落實，對中國前途的關注才得以盡心盡力。而回歸之後，他的忙碌奔波主要還是為了推動物理學發展和教育改革。在這兩方面他都很冷靜地看到也指出了中國的落後和困難，但和許多致力於“批判”的知識分子不同，他同時也看到了中國體制的長處和由此帶來的巨大希望 （A11q,A86k）。當然，在這些高度複雜的問題上他的見解未必完全正確，但他采取的，卻無疑是一種最務實也最保守的態度。

2016—2017年間阿爾法圍棋軟體打敗了所有人類頂尖高手，轟動一時。和許多其他人一樣，我因此對人工智能發生極大興趣，認為在不久的將來它就有可能徹底改變世界。但楊先生對這個觀念卻完全不能夠接受。他認為，即使再過半個甚至一個世紀，人工智能恐怕都還趕不上一個小孩子的頭腦，它大概永遠不會能夠和人類比肩。“現在不是都熱衷於人工智能嗎？這些東西離小牛跟它母親之間的複雜關係，那還是差得很遠呢！”他如此保守的態度到底是從何而來呢？歸根究底，就是來自對於大自然的敬畏：“我認為我們永遠不會把所有的宇宙的複雜的結構都完全了解，……因為人是有限的，而宇宙是無限的，所以沒法能夠完全了解。”（A17l）

他這句話自然立刻就讓我們想起牛頓晚年的喟歎來：“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麽樣看我，但對自己來說，我像是一個在海邊玩耍的小孩子，以不時找到一些特別光滑的石卵或者漂亮的貝殼自娛，而整個真理的大洋就躺在我面前等待發現！”當然，楊先生經常提到的牛頓同樣是一位極其保守的革命者。他必須革命，因為要建立跨越太空，無遠弗屆，無物能夠阻擋的萬有引力，便要打破當時已經牢牢地建立起來的笛卡爾“機 械 世 界 觀 ”（mechanical philosophy），其核心觀念便是，物體必須相互碰觸才能夠傳遞力量。然而，他又極其保守，認為當時流行的代數方程式過於繁複抽象，自己發明的 “流數法”（即微積分學）又不夠嚴謹，所以寧願選擇自古流行的幾何證題方式作為他畢生巨著 《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的論證和推理工具。甚至，在宗教上，牛頓也同樣是個保守的革命者。他一方面通過自己的研究，判定教會奉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三位一體”信條為根本錯誤，另一方面又堅信科學定律只會彰顯上帝之大能，《啟示錄》所預言的末日必將來臨，彗星則可能是上帝用以毀滅地球的非常手段！

楊振寧和夫人翁帆

楊先生曾經多次承認，自己非常幸運：從天賦、家庭、教育、事業，以至晚年第二次婚姻都莫不如此。但我想，他覺得一生最幸運、最高興的事情，應該莫過於見到中國終於脫離屈辱，而日益富強起來。他在八十五歲的時候將自選文集定名為《曙光集》，又在九五高齡將現在這本文集定名為 《晨曦集》。如在此書“前言”所說，這都是要表明中國已經度過漫漫長夜，行將見到旭日東升的意思。

同樣，牛頓也極其幸運，可以說比楊先生還幸運得多。他生於殷實務農之家，寡母不解他的志向，卻由於中學校長和舅父的斡旋，得以進劍橋聖三一學院。當時大學暮氣沉沉，毫無學術氣氛，教師大都屍位素餐，他卻碰上校內唯一有理想有學問的教授巴羅（Isaac Barrow），遂由於後者的賞識和另一位熟人的提攜，得以留校當院士；不久巴羅更另謀高就，退位讓賢，他接任之後不問世事，專心閉門治學，以迄成就大業。這連串的碰巧，不是受到幸運之神的額外眷顧是什麽？更不可思議的是，在他出版《原理》之後短短一年，英國就發生了翻天覆地政治巨變，舉國痛恨的信奉天主教的國君被逐，信奉新教的荷蘭執政被迎立為王，那就是眾所周知的“光榮革命”。牛頓在大學裡向來孤僻耿介，獨善其身，此時卻萌生兼濟天下之志，出來競逐劍橋國會議席，並隨即當選，諒來他其時心情，當不止於見到曙光或者晨曦，而是天的大亮了！事實上，自此英國也就一帆風順，在科學、文化、經濟、政治、外交等各方面蒸蒸日上，以至成為歐洲最先進和強盛國家——當然，那還有待一個多世紀的努力方才能夠實現。所以，楊先生很謹慎地以晨曦來形容他所見到的今日中國，是非常之恰當的。

我們無法知道，就對中國的長遠期望而言，他的幸運是否也會及得上牛頓。不過，在全球化浪潮鋪天蓋地的衝擊下（它目前在許多國家所激起的抗拒恰好說明其力量之龐大），屆時國家之間的競爭將蛻變成何種形態，甚至這種競爭是否仍然有意義，恐怕就沒有人能夠預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