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得主阿來攜新長篇《雲中記》來到濟南當當書店，與讀者見面，暢談文學和寫作。《雲中記》是阿來醞釀十年，為“5·12”大地震寫的長篇。他說時隔10年，才敢提筆寫這一段傷痕，是因為只有在空間和時間上拉開距離，才會醞釀出思想和文本的精髓。
為什麽十年之後才寫大地震？
提到《雲中記》，阿來說這是個意外。他說，地震發生時，他已是四川省作協主席，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每次從災區回來，很多作家都會找他，想要報計劃，寫大地震。因為要寫大地震的作家實在太多，阿來就召集大家開了個會。
阿來認為，大地震是一場巨大的災難，作家要寫，就要想好了再寫，如果沒有想清楚如何寫，而輕易用就開啟這個題材，是一種文學創作的急功近利，是蹭熱點題材，是對那些死去的人，甚至是對傾注了巨大的心血、精力參加災區救助的軍人、專業救援隊伍的不尊重。
“我不是不支持大家寫，我是希望大家寫得更好，對得起自己，對得起死去的人。我自己也不會輕易去寫，如果我寫不出死亡中升華出來的更高尚的意義、更有價值的生命觀，就不寫。”
阿來說，無論是一把鼻涕一把淚寫死去的人，還是書寫抗震救災當中的先進事跡和英雄，其實都不需要文學，大地震發生時電視、報紙都見證了那場災難。面對死亡除了哭泣和悲傷，還應有另一種聲音。
而在創作談中，他說：時隔10年，才敢提筆寫這一段傷痕，一方面是作者對於文字和時間的敬畏；另一方面，真淬的情感和適宜的素材也往往需要時間的篩撿才會慢慢浮出水面。“很多時候，身在其中往往不知如何言說，只有在空間和時間上拉開距離，才會醞釀出思想和文本的精髓。”
地震和死亡，給阿來帶來怎樣的思考？
《雲中記》雖是寫巨大的災難，但在小說中，阿來呈現的其實是如何寫死亡。
阿來說，中國文學中有很多寫災難，寫死亡的作品，但中國文化中也好像有一個小缺陷，就是我們其實並不能真正莊重地對待死亡。“我們對待死亡的態度是，如果這個死亡的人跟我們沒有什麽親緣關係，我們就覺得這個死亡幾乎沒有發生。如果死亡與我們有親緣關係，我們好像表現出來的主要就是巨大的痛苦和悲傷，我們從這種死亡的洗禮中，得不到一種宗教性的逝者離去的升華意義。我們把悲傷交給什麽東西處理呢？我們交給時間，慢慢磨蝕，慢慢麻木，慢慢遺忘。”
阿來開始考慮死亡這個問題，其實是在當年汶川地震的現場。
思考死亡，阿來進而思考中國文化中對死亡認知。
對於這個問題，阿來的自敘如下：
中國的文化理念裡，很少有人用一種詩性的、頌歌一樣的方式來直面死亡。如果出生值得歌頌，成長值得歌頌，那麽死亡作為生命的一個必然的結尾部分，為什麽它就不值得歌頌？我是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反覆在想，在思考。
孔子的學說裡，我覺得有一個小缺點。孔子不願意討論死亡，儒家不願討論當下除了現實之外、切身之外的東西。《論語》裡，孔子的學生問孔子，能否討論一下死亡，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他還有點生氣。《論語》中還有一句話：“子不語怪力亂神”，奇怪的東西，神神鬼鬼的東西，孔子是不討論的，他討論的是人的生活，這說明儒家有非常務實的情懷。
但這造成中國人不能真正地觀照死亡，不能從哲理和詩性的意義上充分地對生命本身加以關照。死亡是生命非常壯麗的部分，但我們不知道怎麽對待、怎麽探討死亡之後，或許還有的一種靈魂性的東西。我們都是唯物主義史觀，死亡之後還有沒有東西存在，沒有必要討論，但這種東西給文學書寫帶來了一種非常巨大的空間。這個空間就是升華生命本身的空間，把生命的體認上升到詩學、內宗教的哲理性的思考。這可能會是提升我個人文學書寫的一個途徑，我想也是提升中國文學某些方面缺陷的途徑。
比如說，我們經常反思災難、死亡，而災難當中最厲害的難在就是戰爭。中國人打了多少年仗，但我們幾乎從來沒有出現過一部真正關於戰爭的作品，不管是小說，還是電影。這個可以放到世界文學中去進行比較。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 記者 師文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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