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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打牌、抽煙,《胡適留學日記》裡還有更多

還原歷史現場的《胡適留學日記》

本刊記者/仇廣宇

發於2020.9.14總第964期《中國新聞周刊》

伴隨著由胡適的白話詩改編的歌曲《蘭花草》的旋律,商務印書館涵芬樓二層的展廳中正在展出一組新文化運動的手稿“遺產”,不時有觀眾走近展櫃觀看。

這場名為“亞東圖書館遺珍——陳獨秀、胡適重要文獻特展”的展覽,包括總計50餘萬字的《胡適留學日記》手稿、陳獨秀的《序》、胡適《跋考證(一)(二)》以及胡適與友人的一些往來信劄等。這是《胡適留學日記》的完整本手稿首次面向公眾展出,日記清晰、完整地記錄了胡適在新文化運動前後(1911-1919年之間)的思想演變,以及他與文化圈內外名人的交往等等。

“涵芬樓是商務印書館的藏書樓,當年亞東圖書館和它一樣是知名出版機構,它們有呼應的關係。”展覽策劃人、雲杪文化常務副總經理趙成帥表示,選擇商務印書館的涵芬樓舉辦展覽,也是出於對當年那段歷史的呼應。而無論是《蘭花草》,還是展覽現場擺放著的與主題相關的、出版時間幾乎跨越一個世紀的圖書,都讓人有“重回歷史現場”之感。

(胡適日記本封面。)

胡適的思想手帳

《胡適留學日記》在網上流傳已久,甚至,其中記載的“打牌”“抽煙”等內容已經成為了互聯網上的梗,但其實,那些如今被網友拿來比照自嘲的生活瑣細僅僅是胡適大量日記中的一個微小部分,其日記完整版的史料價值更有待挖掘。這組首次集結展出的《胡適留學日記》,多了《北京雜記》和《歸娶記》2卷,時間為1917年到1919年胡適歸國後,填補了現存胡適日記在“五四運動”之前的兩年空白,曾被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善評價為“新世紀以來胡適史料發掘方面最重大、最了不起的發現”。

1910年,胡適考取庚子賠款的官費生到美國留學,先後在康奈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學習,1917年回國任教於北大,其留學日記所記錄的就是那段日子。胡適閱讀量極大又交遊廣泛,其生活軌跡與民國時期諸多名人都有所交集。這段珍貴史料對於文學、歷史學者來說,大大拓展了那段歷史的研究疆界。比胡適年輕的梁實秋曾對胡適留學日記的豐富性和史料價值讚歎不已,他說:“如果我當年也寫過一部留學日記,其內容的貧乏與幼稚是可以想見的。”

不同於魯迅日記簡單清晰的“記账式”內容,胡適把日記當成了集書評、隨筆、資料整理和生活手記於一身的思想跑馬地。既是個人私密記錄,也有著要將其流傳後世的心理準備。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唐娒嘉分析認為,《胡適留學日記》的內容大致可分為“日記”和“雜記”,胡適對這兩種文體的認知非常清晰。也正如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歐陽哲生所說的那樣,胡適寫的日記帶有“思想自傳”的性質。

從手稿原本中可以看出,胡適記日記用的本子是上下翻頁式的西方式本子,封皮上印著Name、Grade、School、Class等字樣,類似現在國內中學生用的練習本。但他的書寫方式卻是完全中國化的,即把本子橫過來從右至左、從上至下地書寫。日記的語言主要是用現代白話,也夾雜著文言文和英語,還有一些中外文符號。

魯迅博物館、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研究史主任薑異新認為,這種寫法和搜集剪報的方法看起來像現代的“手帳”。日記的內容也體現著胡適在閱讀方面的變化。比如,他會把《羅密歐和朱麗葉》和《西廂記》進行比較,訓練自己的書評寫作,這是中國古典文學缺乏的一種現代文體。“新文化運動中,胡適是寫時評的高手,他就是這樣一步步訓練出來的,而《胡適留學日記》的手稿提供了這方面的物證。”薑異新說。

在胡適1919年之前的日記中,《北京雜記》和《歸娶記》是第一次展出,雖然這些內容嚴格說來已經不屬於留學時候的日記,但依然給學術界帶來了巨大的驚喜以及對新的研究方向的開拓。比如,日記中可以看到,胡適與“五四”文學革命急先鋒錢玄同的首次見面時間是1917年9月11日,這個信息可有效彌補錢玄同日記的失記。這對於歷史拚圖的完整有重要價值。

再比如,《歸娶記》則忠實記錄了胡適1917年12月16日至1918年2月21日回家鄉安徽績溪迎娶江冬秀的全程細節。有趣的是,“新派人”胡適居然將這次舊式婚禮的記錄做得事無巨細,連婚禮的座次、流程都一一可查,竟然還有他親手畫的座位圖。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唐娒嘉認為,胡適此舉,是有意將改革婚禮舊俗當作思想革命重要試驗的一種。

幾年前才被發現

幾乎是在記錄日記的同時,胡適就有意識地將其中他認為可以公布的內容進行發表和出版。在美國時,胡適曾將日記分數次寄給他信任的好友許貽蓀。許貽蓀理解胡適的心理,將日記的摘抄內容取名為《藏暉室劄記》寄給《新青年》發表。從1916年12月1日算起,《新青年》一共在11期雜誌上連載了胡適留學日記的內容。

在201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影印手稿本之前,胡適留學日記的完整手稿並沒有真正對外披露過。其排印本最初形成於20世紀30年代,而第一個完整的出版版本誕生於1939年,由亞東圖書館整理刊行,共17卷4冊,當時書名還叫《藏暉室劄記》,只有參與出版過程的人士接觸過它,如亞東圖書館的編輯章希呂、余昌之等人。胡適研究會會長耿雲志在為《胡適留學日記手稿本》所寫的序中提到,為了胡適日記的出版,章希呂特意從上海來到北平,“住到胡適的家裡,從(1933年)12月起,著手整理、抄錄和編輯胡適的留學日記,至1934年7月整理、抄錄、編輯完成。”

《藏暉室劄記》的第二個版本誕生於1947年11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重出,此時書名已經變成了《胡適留學日記》。胡適在當年的《重印自序》中提到,因為他“向來反對某某室某某齋的舊習慣”,因此親自將書名改掉。第三個版本於1959年3月在中國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此外,新中國成立後,這套日記還曾由商務印書館、安徽教育出版社、嶽麓書社等機構依照“亞東版”重印出版。

直到2013年前後,藏家梁勤峰購得整套胡適留學日記的手稿,才讓人們驚覺這套手稿原本竟然仍現存於世。根據2014年的新聞報導,手稿到梁勤峰手中時,除了《藏暉室劄記》的全部內容,還出現了上述提到的《北京雜記》和《歸娶記》2卷新內容。經過對比,手稿中也發現了一些和“亞東版”等刊印、編輯過的版本略有不同的地方。

愛好收藏書畫的梁勤峰想為胡適研究做點事情。2015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將《胡適留學日記手稿本》(即留學日記手稿的影印本)正式出版,胡適在日記中所粘貼、夾入的450多份照片、書信、中英文簡報等內容也被一一還原。這套書一共印刷了230套,由梁勤峰個人回購,再捐贈給包括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胡適研究會、安徽績溪胡適故居、台北胡適紀念館、美國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等在內的各大機構。

用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歐陽哲生的話說,在經過了幾十年的社會動蕩以後,這部手稿“奇跡般地”存活下來、再現於世,是非常珍貴的。甚至連那230套《胡適留學日記手稿本》的影印本,對研究者而言也都彌足珍貴。北京語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部副教授席加兵回憶說,當年這套書剛出版時,他手裡沒有科研經費,半年以後再想買,已經買不到了。2020年8月28日,北京語言大學圖書館終於也獲贈了一套手稿影印本。

亞東圖書館的五四傳奇

作為一家規模並不大的出版社,第一個出版《胡適留學日記》的亞東圖書館為何能成為一家傳奇的出版社?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它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傳播陣地。亞東圖書館的創辦人、經營者汪孟鄒熱心革命,他和胡適一樣是安徽績溪人,也算是陳獨秀的安徽同鄉,曾與毛澤東等人在傳播新思想的過程中結下過深厚友誼。

在蕪湖開設科學圖書社時,汪孟鄒曾為陳獨秀的《安徽俗話報》寫稿、做發行業務。1913年,汪孟鄒到當時全國的出版中心上海開辦亞東圖書館,也是基於陳獨秀的建議。汪孟鄒的侄子、翻譯家、編輯汪原放曾講述,亞東圖書館轉到上海經營後,先是靠賣地圖起家,此後又銷售了陳獨秀編輯的《新體英文教科書》等。陳獨秀一度透露想讓汪原放等人幫他做本雜誌,但因亞東力量微薄難以承受而作罷,這本雜誌後來交由群益書社出版——就是日後載入史冊的《新青年》。

雖然錯過了當時最重要的一本雜誌,但是“五四”之前,亞東圖書館對新思想的傳播力度已經不容小覷。汪孟鄒給胡適的信中提到,《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評論》這些書刊雜誌的銷量,已經超過了當時的“混账雜亂小說”。“五四”後,亞東圖書館出版了胡適的《嘗試集》、汪靜之的《蕙的風》、高語罕的《白話書信》等,並依靠取得北大出版部書籍的銷售經營權在上海存活下來。

1920年,亞東圖書館在胡適、陳獨秀的幫助下開始出版由汪原放編輯的新標點本系列小說,大受歡迎。以至於魯迅都有說法:“我以為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一門特長的,譬如標點只能讓汪原放,作序只能推胡適之,出版只能由亞東圖書館。”當年12月,亞東版《紅樓夢》邀請胡適撰寫考證或新序,這篇約稿文章就是後來的《紅樓夢考證》,從此也徹底開啟了“新紅學”的大門。

在1923年“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觀點不同的胡適和陳獨秀更是深度參與了亞東圖書館對《科學與人生觀》的出版過程。兩人為這本書寫了“雙序”,不同的觀點成為論戰的一部分,激起火花,大大促進了書籍的銷售。

河南大學原副校長、中國近現代文學與思想史專家張寶明認為,出版社是思想與現實之間的中介,正是由於他們的介入,以及在出版印刷、發行環節中的苦心經營,才使得“啟蒙”成為一場運動。“在這個意義上,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胡適的關係,是生意人與啟蒙者相結合之雙贏的典型案例”。

《胡適留學日記》這部獨特的“五四青年心靈史”,通過亞東圖書館的出版印刷得以流傳百年。而今,對這部手稿內容的重新發現與發掘,在未來還會填補更多研究領域的空白,進一步還原歷史現場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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