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真那麽蠢？養了八十萬禁軍還都堆到首都

中唐以來，地方社會整合失敗導致了府兵制度的崩潰，唐廷不得已尋找其他途徑來建立一支直隸於中央的天子衛兵。隨著魚朝恩率神策軍入朝以後，募兵制度已逐漸取代府兵制度成為常製。到宋代之時，軍人群體基本來自於募兵制度之征召，與府兵制度下整合地方豪右、酋首之鄉兵是完全不同的。

除少量鄉兵以外，宋朝兵製大概可分為禁軍、廂軍。五代時廂軍尤指地方軍隊，然而隨著宋朝“收其精兵”政策與淘汰老弱的“剩員”制度的逐漸推行，廂軍作為戰鬥部隊的性質逐漸削弱，故其定位基本為“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無戍更，然罕教閱”，一般負責後勤、建設等。禁軍則為“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是直轄於中央的正規武裝力量，並由國家進行組織（《宋史》卷 187、卷 189）。

筆者曾考察宋代各期的軍籍情況，其結果如上。很顯然，在宋太祖時期在大量整編地方軍隊以後，其數量不過堪堪由乾德三年的12萬增長至開寶年間的19.3萬，在這種情況下宋太祖只能通過“都部署—戰區”制度來整合藩鎮的軍事力量（《北宋軍事制度變遷》）。

所謂的“都部署—戰區”制度，是宋太祖在削藩尚未完成時，通過向地方重鎮派遣心腹擔任沿邊都部署來整合地方軍事資源的措施。除了隸屬於藩鎮的兵馬以外，當時絕大多數禁軍隸屬於三衙。

在宋初，由於軍隊數額較少，在宋太祖時期禁軍基本屯於京畿附近，憑借汴梁水陸交通之便利控制全國，至宋遼全軍破敵爆發以後河北定州、高陽關附近才駐扎大量軍隊，光是定州便屯兵 10 萬。但此時禁軍軍籍猶寄於三衙，諸地駐軍不過是三衙禁軍駐泊、屯駐於地方以進行邊境防衛罷了。

隨著削藩與收復割據勢力的漸次進行，中央禁軍的數量也逐漸擴張，但這些中央禁軍除了繼承自後周軍事體系的兵馬以外，其余基本整合自藩鎮與割據勢力的兵馬，並且由此產生軍隊的內部協調問題。

端拱二年，時戶部郎中張洎奏議：“臣頃聞涿州之戰，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聞賞一效用，戮一叛命者。”（《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0》）顯然，中央禁軍數量的擴張帶來了內部協調的困難。

在外部，則存在著藩鎮與藩鎮、藩鎮與禁軍之間的協調問題。宋太祖征伐北漢之時，這種協調問題便已多次暴露出來。儘管這一問題通過削藩整編地方部隊而得到解決，但也不過是將外部的協調問題轉化為內部的協調問題。儘管內部的矛盾隨著時間推移逐漸化解，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宋仁宗時期西北邊患的爆發。

到宋夏戰爭爆發以後，宋仁宗在河北、陝西以及河東地區增置大量軍額，其中河北路共 254 指揮，大約 12 萬；河東路屯兵共 160 指揮，大約 7.6 萬；陝西路 15.4 萬。南方諸州原有 195 指揮，後增 124 指揮，共計 319 指揮，大約 15.1 萬人。其余 32.6 萬，約分布於京東、京西、開封等路。

宋朝軍隊驟然從43.2萬左右增至82.6萬，地方軍額佔比也由真宗時期的11%提高至慶歷年間的68%。到宋神宗時期，京師駐軍才得10萬而已，軍隊大多屯於地方。（《宋史》兵志；王曾瑜《宋朝軍製初探》；范學輝《宋代三衙管軍制度研究》；樂小魚《北宋軍事制度變遷》）

由此得見，對於宋代“守內虛外”的指控實際上是很難成立的，軍隊的部署在更大程度上與戰爭壓力及戰爭情形所適應，而絕非是政治上的“守內虛外”。但是隨著戰爭壓力的下降、禁軍封樁闕額法的實行以及更戍法廢置等諸多原因共同作用，直到宋徽宗時期，邊備不修，闕額極其嚴重，闕額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原本定額59.3萬，實際軍隊不過30—40萬而已，並非是所謂的“八十萬禁軍”。

更何況軍隊分布於諸地，並非集中於河北前線，定州的定員也僅有一萬二千餘人罷了。（樂小魚《北宋軍事制度變遷》）；參見《“靖康之恥”全是因為腐敗？八十萬禁軍不能打還真是個體制問題》）腐敗且嚴重闕額的河北方面軍，在面對南下的金軍之時怯懦避戰，幾乎是理所當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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