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乾山34年軌跡圖：首屆會議曾有神秘人物秘密上山

　　國企改革的莫乾山34年軌跡圖

　　“白天黑夜連軸轉，我大概琢磨了四天，一直弄到會議開始前一天的下午，才完成現在和大家討論的這篇稿子。”

　　年逾八十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前黨委副書記陳清泰，手攥一遝厚厚的紙質稿，扶著眼鏡看著自己手中5000余字的講稿，出現在2018年4月15日春季莫乾山會議的現場，就“新時代下的中國國有企業的深化改革和混合所有製經濟的發展路徑”展開共商研討。

　　與陳清泰一樣和發言稿“較勁”的，還有89歲高齡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前名譽會長高尚全：“昨天晚上，我認真做了備課，做到晚上十一點半，今天早晨5點鍾我又起來思考。”

　　曾參與十五大報告等多個頂層巨集觀檔案起草的高尚全，在上述春季莫乾山會議現場直言“心情非常激動”。

　　究竟是什麽樣的動因，促使這兩位老者不辭辛苦，精打細磨上述發言稿？自詡“已經跨入老年”的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莫乾山研究院名譽院長孔丹在現場表示，親歷過莫乾山會議的人所堅持的，正是胸懷天下，“不忘初心，人民幸福，民族複興”的家國情懷。

　　時間倒退回34年前，那時的高尚全、陳清泰正在見證改革開放之初的多項經濟改革舉措。

　　在這一年，即1984年6月的一天，中國的廣大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迎來了一篇特殊的“征文令”，《經濟日報》的版面上刊發題為《本報等五部門將召開中青年經濟學術討論會，廣泛征集論文，邀請入選者作為正式代表出席》的消息，明確表示甄選標準以文選人，且不講學歷、不講職稱、不講職業、不講名氣、不講關係。

　　短短兩個月間，來自全國各地的1300多篇論文紛湧而至。曾親歷1984年論文甄選過程的一名專家回憶道：“當年那群年輕人，不計任何報酬，純粹出於對國家改革的一腔熱血，迫切地建言獻策。”

　　9月3日至10日，“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在浙江省德清縣莫乾山如期召開，參加首屆莫乾山會議的年輕人，迎來人生中的閃亮時刻。

　　巧合的是，在上述“征文令”公布的前兩個月，當時的國家體改委在江蘇省常州市召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點名“股份製”問題，拉開國有企業探路混合所有製改革的序幕。

　　混合所有製改革的發端與1984年莫乾山會議的首次召開，不約而同地來到同一個歷史交匯點上。

　　34年過去，當年的部分青年學者，再次出現在2018年4月15日春季莫乾山會議的現場。

　　多年過去，行至改革開放40周年的路口，曾擔起上一輪國企國資改革重擔的人物與精神，如今又會怎樣薪火相傳？

　　再聚首

　　2018年4月15日，北京西郊的臥佛山莊，聚集了75位深諳國企國資改革的各界人士。

　　莫乾山研究院院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發展改革委國際合作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曹文煉介紹，此次參會人員主要由“1984年莫乾山會議的部分代表，和2012年以後新六屆莫乾山會議的部分代表”構成。

　　在2018春季莫乾山會議開場，中國建材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宋志平率先發問：“混合所有製的意義究竟是什麽？”

　　在他看來，混合所有製的意義在於引入市場機制。這一點，正與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製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製經濟”的思路相吻合。

　　多年身處國企改革一線長官者位置的宋志平，手執會場提供的鉛筆，全程未曾背靠椅背，在紙上記滿了其他參會者的發言。

　　除去宋志平，現場還出現了翁永曦、黃江南等人的身影。在1980年代，他們都曾是農村政策研究室的風雲人物。他們有的還是當年首屆莫乾山會議的發起者，曾在當年莫乾山會議上提出很多獨到見解。

　　翁永曦當天並沒有發表更多關於國企混改的研究觀點，但他牽線邀請了周放生。曾在國家經貿委、國務院國資委改革局任職的周放生，退休後依舊頻頻往下邊跑，對企業的情況非常熟悉。對於新一輪國企國資改革，周放生說：“我們搞體制改革的最終目的是改機制。我建議的邏輯是，我們能不能由易到難，先改機制，再倒逼體制改革。”

　　曾參與首屆莫乾山會議，如今已經71歲的馬洪研究基金會理事長、莫乾山研究院學術委員李羅力提醒道，與上世紀80年代的國企改革相比，這一輪的國企國資改革中，針對與混改綁定的員工持股問題時，需要特別謹慎。

　　除了李羅力，1984年時任首屆莫乾山會議論文評審組組長，現任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莫乾山研究院學術委員的王小魯也來到了2018春季莫乾山會議現場：“在推進混合所有製改革時，應該遵循公開透明的原則，平等進入的原則，避免尋租，避免幕後交易、黑箱操作。”在他看來，為了減少尋租和利益輸送的行為，下一步應該通過稅制改革來減少壟斷利潤。

　　轉折點

　　時間倒退至1984年。

　　參與上述2018春季莫乾山會議的曹文煉，34年前來到北京，參加了無數關於國企改革的討論會。次年他開始專攻國企改革研究，發表了關於股份製改造的文章。曹文煉說：“當時這篇（關於股份製改造的文章）也挺轟動的。而且我的碩士論文，還入選了當年中國社科院選的全國優秀碩士博士論文集。”

　　當曹文煉沉心於國企改革研究時，現任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的王小魯，1984年正在複興門內的燕京飯店裡閱讀、評審著大量的論文來稿。身為首屆莫乾山會議的論文評審組組長，1984年，王小魯與周其仁等人一同負責基本理論、農業經濟多方面的論文甄選。

　　首屆莫乾山會議的現場十分熱鬧，而且會上不準念稿，不作空泛議論，而是開門見山、各抒己見，討論激烈時還出現“搶話筒”現象。會議期間，大會會務組印發類似簡報類的“會議情況”，交流各組討論的資訊，加上會風自由、開放、平等，各種交流、“打擂”頻繁。

　　在這一年，世界銀行駐北京辦事處主任、菲律賓籍華人林重庚在世界銀行對中國經濟趨勢的評價中，針對中國的國營企業改革問題提出，借鑒西方的股份製企業形式，可能是解決中國國營企業問題的一種辦法。

　　此建議引起了當時國務院高層的重視，國家體改委等有關部門迅速展開研究。

　　當年4月，國家體改委同年在江蘇省常州市召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開始提及“股份製”問題，會後下發的《座談會紀要》提出對城市集體企業和國有小企業進一步放開搞活，辦法包括允許職工投資入股，年終分紅。

　　與推動國企股份製改革同步的是，1984年7月，國家體改委專門成立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吸納部分“上山者”（如剛從西北大學經濟系畢業的研究生張維迎）參加。當時在國家體改委任職的徐景安，也是首屆莫乾山會議籌備工作組的副組長。

　　首屆莫乾山會議期間，曾有兩位神秘人物秘密上山。這兩位並不在180餘位與會名單之列。

　　在會議期間的一天傍晚時分，他們坐車上山，約集部分會議代表座談討論，參加者有王岐山、馬凱、周其仁等，隨後帶著大家的討論甚至是辯論意見和會議簡報等文字材料連夜下山。事後揭曉，這兩位神秘人物分別是時任國務委員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張勁夫秘書的孔丹，和時任國務院主要長官人秘書的李湘魯。

　　多年後，孔丹曾回憶道：“當時，勁夫同志正好在‘山下’——杭州，為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做調研。我和‘山上’開會的一些年輕朋友熟悉，於是就自告奮勇上山‘打探消息’，下山後立即向勁夫同志匯報。勁夫同志聽後很感興趣，不久就在杭州約見了會議部分‘主力’成員。我當年摸黑上山又趕著召集開會，會後已經是後半夜了，立即下山，所以連莫乾山長什麽樣都沒看清。”

　　1984年的莫乾山會議討論了國有企業“利潤留成”和“股份製”兩種改革方式。有論者提出了轉變國有企業產權結構、實行“股份製”的建議，主張吸收非國有資本或者其他國有企業的資本來搞股份製。

　　會議結束後的11月18日，新中國第一股誕生，即上海電聲總廠發起成立的上海飛樂音響公司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

　　除去國有企業的思辨討論，1984年的莫乾山會議對金融體制改革尤其是銀行體制改革和發行股票問題的討論也頗為積極。

　　六年後，直到1990年，新中國第一個股票市場——上海證券交易所才正式創辦。當時在莫乾山上的年輕人提出的“開放金融市場（資本市場）”設想，令人耳目一新。

　　新一頁

　　1984年之後的國有企業，改革創新的頂層思路逐漸明朗起來，包括混合所有製改革在內的多項國企國資改革舉措不斷深入推進。

　　而參加過首屆莫乾山會議的部分中青年，在提出關於價格改革、擴大開放、農村改革等多方面思想成果後，引起了中央和地方的關注，其中不少人開始陸續進入相關部門一顯身手。

　　1993年，中國股份製試點迎來迅速發展的一年。高尚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卓元也是在這一年參與了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乾問題的決定》（《決定》）的起草。《決定》出爐之前，陳清泰身為專項課題組的組長，曾帶領包括周放生在內的課題組成員，就“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專題研究”的課題研究獻言獻策，尤其是為《決定》中關於“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為條件的新型企業制度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和參考。

　　曾多次參加重要檔案起草的張卓元在2018春季莫乾山會議現場說：“混合所有製主要針對壟斷行業放開競爭性的業務。”

　　在張卓元看來，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提出了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其重要指向是推動壟斷行業的改革，是為壟斷行業放開競爭性的業務，找到了一條通道。此前一年，曾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產生深遠影響的莫乾山會議於2012年重啟。

　　在高尚全看來，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調整所有製結構，隨後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製成為公有製的主要社會體制。

　　2003年3月，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這是中央設立的第一個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國務院直屬特設機構，第一次在政府層面上實現了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與國有資產出資人職能的分離，基本實現了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解決了長期存在的國有資產出資人缺位和國有資產多頭管理問題。

　　繼1984年後，莫乾山會議再次與國企國資改革交匯起來。

　　在孔丹眼裡，家國情懷、實事求是，是莫乾山會議值得傳承、值得堅守的兩個根本方面。如果沒有這種情懷，而以名利心對待改革諸事，走不到莫乾山的正路上。

　　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不由發問，如今，當社會上出現怎樣才能夠當上“獨角獸”，以及如何在沒有實現盈利的情況下，就能夠講好故事，拿到一輪、二輪、三輪融資等聲音時，是否還有改革的先行者，願意靜下心來做研究，不計回報地建言獻策？

　　適逢改革開放40周年，歷史即將翻開新的一頁。

責任編輯：李彥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