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京東發布了一則針對00後、“自認為”十分扎心的數位產品廣告，“活靈活現”地運用了當下一些印象標簽：
我是趙青銅，生於2000年，我坐了20個小時的火車，從貴州的山路來到中路，稻草人在等我；
我是劉鍵盤，生於2000年，我所有的成就感，都來自網絡；
我是張鹹魚，生於2000年，我很努力，但我承認成績帶來的滿足感遠不如花錢買個爆款耳機；
……
我很清楚，一旦走出校園，我微薄的工資，很有可能來自那些我在網上罵過的人，請原諒我的虛榮，我無法超越鄙視鏈，我一輩子的真實動力，就是沿著鄙視鏈向上爬。2019年……我已準備好，直面真實的人生。18歲以後，生活無需粉飾，該走的彎路，一條都不能少。
這則為了“迎合00後而迎合”的廣告，可以說是一個相當典型的、反映當下代際變遷過程的案例，因為它證明了兩個事實，第一個事實是：消費經濟正在瞄準下一個新目標——00後~10後群體。
第二個事實則是：它實際上體現了當下許多人對00後群體一種扭曲的標簽式誤讀——生活有彎路，所以你可以做一個"青銅"、“鍵盤”、“鹹魚”；無法超越鄙視鏈，所以你可以主動迎合鄙視鏈；18歲成人，所以你可以有做這一切的自由……好像這就是所謂的“直面人生”。
雖然這則廣告已經被下架了，但問題並沒有解決——假如連一個擁有專業團隊的互聯網平台自己都分不清觀念的是非對錯，以為這是“用陪伴者的角度，去貼近新一代消費者00後”，那麽更何況接收這類信息的眾多青少年和兒童呢？
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00/10後已經逐漸進入到大眾觀察的視野之中，相比於前一代剛剛邁入“社交時代”，00/10後已經成為真正在數字全包圍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第一代，而這個過程中，他們勢必將經歷比前一代更加殘酷和複雜的成長環境。
01.
00/10後，第一批“數字童年”
多虧了高度發達的互聯網技術，今天一個年輕人的大腦所接收的信息，已經可以遠超從前一個80歲老人生平所經歷的全部信息，這是過去無法想象的。而今天接觸互聯網的年齡，還在不斷幼齡化。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2017年發布的一份報告《數字時代的兒童》指出，全世界上網人口中，18歲以下的青少年和兒童佔據了三分之一。
以中國為例，另一份Wavemaker於今年2月發布的《數字時代的中國孩童白皮書》顯示，中國當下6-15歲的孩童，多達1.6億，他們開始使用電腦的平均年齡為7.8歲，開始使用智能手機的平均年齡為7.3歲，大部分在9歲以前都已接觸各種設備、電子遊戲、社交媒體。可以說，這1.6億人口，是中國第一批擁有“數字童年”的群體。
這當然是技術不斷革新的結果，但還有一部分原因，要歸結到身為父母的80/90後身上。
首先，許多年輕的父母一開始把手機遞給孩子的理由是——最簡單有效阻止小孩子哭鬧的方式。
近年來手機、iPad已躋身最受歡迎玩具行列， 相比看漫畫書、電視機動畫片長大的父母一代，今天的兒童娛樂是量大、類多的網絡視頻，從動畫片到不作限制劃分的電視劇、電影、短視頻、直播、綜藝。
再回看80/90後上學時最“數字化”的教育，大概就是所謂人機互動的“多媒體教學”了，其實不過是用上了計算機和螢幕投影而已，但今天，數字化教育的最典型代表，是一款面向國內所有上網用戶的學習強國app。
大環境如此，晉身為父母的80/90後，當然也比自己的父輩更善於利用數字技術輔助教育——無論是幼兒的睡前故事，還是兒童期的啟蒙教育與益智遊戲，又或者初高中的知識輔助，你永遠能夠在應用商店裡找到一款適合的app。
與此同時，社交媒體也正在不斷深入兒童之間的友誼交流，家長與老師之間的溝通聯繫，學校與社會之間分享與協作。
那麽相比童年的我們，受到如此優待的數字時代兒童們到底有什麽不同呢？不妨再看看今天正在機甲狂潮前所未有的巨大消費潛能的兒童市場。
多虧了全面發展的現代科學育兒觀，從興趣班到親子旅遊，從高品質乳製品、兒童牙膏等高標準的生活所需，到提升孩子顏值和氣質的新興兒童化妝品，各方面都希望達標的80/90後父母總是非常捨得付出。
另一個更隱秘的原因是，數字時代下的兒童逐漸擁有一定的財務能力——
因為更多的零花錢和壓歲錢，也因為更便利的網購服務，他們比以往有更多的財務自由；
他們在飲食、學習用品、書籍、服裝、娛樂消費上有更多的消費自主權，也更早具有品牌意識，比如從小就認識很多品牌，有自己喜歡的運動鞋品牌、喜歡的零食品牌；
他們也更早形成消費觀念，許多父母會在購物時詢問孩子的意見，鼓勵他們參與購物決策，有意培養他們的獨立和主見；許多兒童自己也已經開始注重形象，敢於接觸不同領域，也能感知旅遊、留學等對自己的價值與利好……
綜合這種種跡象，如此信息多元化、教育多元化的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是，兒童正被培養成心智早熟、被更早釋放許多權利的個體，“小大人”，然而也因此，一種新型親子矛盾已經出現。
02.
社交一代的父母，
主動成為孩子的吆喝者
初為人父人母的80/90後，是過渡到社交媒體的第一代，也是網絡安全意識、網絡隱私概念初起步的一代，這個背景下，一方面，其實父母自己對網絡也沒有太多防範意識；另一方面，孩子似乎成了父母在社交網絡上的一種“社交貨幣”，也就是用來“購買”社會認同感與他人聯繫感的“談資”。
你可能第一反應是——“曬娃狂魔”。
美國有一份早在2010年的調查，當年就發現2歲孩童中，在網上留有痕跡的比例已經超過90%，甚至出生之前的胚胎寶寶，也有不少已經在網上留下了模糊的超音波照。
雖然大多數父母是抱著和家人朋友分享的美意，但難免會有一部分父母，他們將孩子與撫養孩子這件事發布在社交網絡上，更多是帶著娛樂、收獲點讚評論的心態，而另外還有一部分父母僅僅只是跟風——當身邊的人都在這麽做時，你也不大會覺得其中有什麽問題。
這類心態既成為普遍，父母允許甚至鼓勵兒童開設账號、自我塑造成萌娃網紅等，也就不足為奇了。
倒不是說這些行為是錯的，只不過在按下發送的那一刻，有多少父母真的會考慮孩子的想法？培養早熟獨立個體的父母，此時又是否真的視孩子為同等的獨立個體？
《華盛頓郵報》上一位長期寫家庭親子話題的作者，在一篇文章中描述道，聖誕節期間第一次收到筆電電腦的女兒，在搜索母親的名字時發現自己的所有成長經歷和照片都被母親寫進文章並上傳到網上，她因此很憤怒地衝進母親房裡，將新電腦摔向了母親。
《The Atlantic》雜誌網站上也有一篇文章，探討“青少年用谷歌查找自己”這一行為現象，其中確實有一些十幾歲的孩子，還未擁有自己的社交账號，卻發現可以通過谷歌搜索到自己的大量信息，加之如今設立社交账戶的學校也不在少數，一個孩子甚至可能在網上找到一篇自己三年級時在課堂上提交的署名小作文。
事實上，兒童成長到四歲時，就已經具有自我意識、邏輯能力，已經試著開始建立友誼、與他人進行比較，所以當兒童看到網絡上的自己時，他們當然也會有具體的意識和情緒——
會有一部分孩子感到不安，因為他們被完全公開，他們會產生和成人一樣的種種擔憂；會有一部分可能並不那麽抵觸，但會感到不滿，比如這不是他們喜歡的照片、這不是他們想讓人知道的事情；還有一部分可能會認為很酷，會希望自己在網上有一個更立體的人格和形象，會就此與朋友互相展示、交流……
不管哪種反應，都足以表明，孩子確實應該被視作同樣具有知情權和隱私權的個體，更何況今天他們也確實已經對這些權利有了更早的認知。
第二個更重要的問題是，父母正成為兒童數據濫用的一大源頭，而兒童數據濫用，正是兒童網絡安全隱患的根源問題之一。
比如從父母分享孩子的的社交狀態中，獲知孩子年齡、姓名、學校等信息並不難，下載、加工照片，再被網絡濫用，也很容易。
數字時代兒童性犯罪的作案難度已降低到前所未有的水準，犯罪分子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接觸潛在受害者……“此類犯罪的規模令人震驚，”國際刑警組織秘書長於爾根·施托克（Jürgen Stock）表示，“更糟糕的是，只要點擊一下按鍵，這些圖像就會通過網絡分享到全球，並永遠存在。每當這些圖像或視頻被分享、被瀏覽，涉及到的兒童就會受到二次傷害。”
UNICEF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17年世界兒童狀況：數字時代的兒童》
父母通常擔心孩子學壞，監督孩子的擇友範圍，囑咐孩子不與陌生人說話，但作為保護者的父母，在網絡上卻很可能主動轉換成了信息散布者，就好像公開吆喝自己的孩子，即使本意並非如此。
也許有人以為設置了隱私限制就可以隔絕掉許多危險，可是對於無孔不入的網絡來說，真的要保證絕對安全，恐怕還需要再對這位“可看的朋友”進行隱私設置，誰能保證ta的鎖屏密碼沒有第二個人知道呢？
03.
兒童，最需要保護的隱形用戶
這是否就意味著，就此禁止網絡上的一切兒童信息？
當然不是。交流育兒經驗確實可以幫助許多手足無措的新手父母，倘若沒有網絡，前段時間的學校食堂事件可能也不會很快引起輿論關注，許多偏遠落後地區的兒童可能更難接觸外界信息、得到外界及時的援助，而且心理學家還會建議，讓兒童面對適度的風險，有助於他們提高適應能力和逆抗力。
那麽我們能怎麽做？最直接的第一個辦法便是父母與子女約法三章。
一個可借鑒的案例是，一對很愛玩twitter的父母，每次發布孩子相關信息時都會帶上一個固定話題tag，孩子就可以通過搜查這個話題tag來監督自己的爸爸媽媽有沒有發布什麽讓自己難為情的東西，同時孩子有一票否決權。
另外，儘管數據告訴我們兒童上網比例極高，但他們其實是極難被偵測到的一批隱形用戶，因為大部分兒童使用的電子設備與账號，其主體是父母而不是自己。
而且隨著手機的不斷輕量化與功能強大化，一種覆蓋全球的“臥室文化”正在顯現，這也意味著，兒童上網也正在變得更私密、更簡單、更缺乏監督。
這就涉及到第二個層面：父母與學校應當給予未成年人相關的網絡安全教育；網絡也應該有兒童保護機制，比如涉及到網絡欺凌、兒童隱私時，平台會有相應的風險監控，並跳出警示信息等。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層，是相應的社會意識和健全的法律法規。2015年歐洲就頒布了一則法律，叫做“遺忘權”（rights to be forgotten），即個人可以申請清除搜索引擎下的個人信息。又比如在法國，極為嚴格的隱私法律，甚至允許孩子將未經同意發布個人隱私信息的父母告上法庭。
然而即使有了法律，我們對於法律又需要額外謹慎，舉一個例子：
未成年人相關的法律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限制年齡，因為一般認為年長的孩子更具有辨識力等能力，但這種規定也就預示著——會有兒童在網絡上謊報年齡（已經很普遍）；會成為潛在兒童引誘者的借口，因為他們可以聲稱，通過某社交網站接觸的對象已滿法定年齡。
其實又何止是保護兒童上網安全，對成年人的上網安全，也都很難有一個萬全之策，我們能做的，借用UNICEF報告中的一句話，是更應該關注“他們上網做什麽，為什麽這樣做；而不是嚴格限制他們應該在螢幕前花多少時間。”
04.
《疑犯追蹤》式的時代，
與更沉重的“歷史包袱”
完成上述討論，我們再來看最後一個問題：
數字時代下，比保護兒童實際的人身安全更難的是，如何保護他/她不受到非物理層面的危害；
數字時代下，一個兒童或許心智早熟，但他/她將來是否能夠晚成，也未可言。
最顯而易見的是，豐富的信息和便捷的渠道也意味著，兒童更容易暴露在不健康、不適宜的內容面前，這其中包括色情、暴力、仇恨言論、種族歧視等等。
再深遠一步，雖然強大的數字技術的確給了兒童更多元的信息環境，卻未必給了他們更多元化的“審美”環境。
特別是當內容生產平台不可避免地使用內容推薦系統、開始揣測用戶想看什麽時，正如我們在之前的文章《我們的悲歡不相通，我們的趣味也不再相通》中所述，一個信息“回聲室”將不可避免地產生——
我看到的觀點，皆是自己觀點的回聲，並認為整個世界就是這樣，其結果就是：一方面，信息來源愈發閉塞；另一方面，則是鄙視鏈的出現。
或許如今的青少年和兒童已具有更多維的思辨能力，但他們仍然是還未形成足夠理性成熟判斷力的群體、仍然是比較容易被引導的群體，當他們開始接觸帶有觀念和價值判斷的信息時，難免會有一部分信息，或者直接影響他們的行為舉止，或者逃過時間和記憶的過濾，對未來的價值觀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京東00後廣告的出現，就是這樣一個值得我們警惕的現象。
此外，還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今天我們所身處的，已然是一個《疑犯追蹤》式的數字時代——每天，每時每刻，你都正在被記錄。
一位倫敦前市長就表示：“只要走在倫敦大街上，你就是個電影明星，對著你拍攝的攝影頭數量超乎你的想象。”因為根據統計，倫敦有超過100萬個閉路攝影頭在隨時拍攝。
回溯一下身邊每天所經之處，街頭攝影、地鐵廣告、商場投屏、家用電腦，到處都是“黑鏡”，到處都在接收信息、輸出信息。
我們既做不到把控孩子會接觸哪些信息、遺忘哪些信息、會對哪些信息留下印象，更無法把握他們自己會在網絡上留下什麽信息，這些信息又會被加工成什麽信息，會在哪一天突然產生什麽樣的效應……
更簡單地說，這一代兒童已經背上了比我們更沉重的“歷史包袱”：
今天，我們生活中受到的監視比幾十年前的好萊塢明星或者國家元首還要嚴格得多。以往揭開富人和名人的生活秘密還需要一批經驗老到的調查記者或狗仔隊，而在今天，我們對什麽人說了些什麽、我們有什麽觀點等等內容卻都能輕而易舉地受到細致的監視並被分享。
今天的兒童和青少年所肩負的“歷史包袱” 常常超出我們這些成年人的想象。雖然我們大多數人能夠擺脫早年生活、愛情、工作、思想、行為、評論和所犯錯誤所遺留的影響，但今天的孩子們身處的情況卻截然不同。一條愚蠢的評論可能會導致長達數十年的蔑視和網絡欺凌。某個愚蠢的行為可能在幾十年後，還被當局、選民或雇主詳細審查。
UNICEF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17年世界兒童狀況：數字時代的兒童》
如此看來，除卻父母的有心栽培，數字大環境似乎也向兒童提出了“心智更早成熟”的沉重要求，他們終將更早地為自己的言行，乃至網上的一句玩笑話負責。
參考信息：
《2017年世界兒童狀況：數字時代的兒童》|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數字時代的中國孩童白皮書》| Wavemaker
When Kids Realize Their Whole Life Is Already Online | theatlantic.com
The Perils of 'Sharenting' | theatlantic.com
My daughter asked me to stop writing about motherhood. Here’s why I can’t do that. | washingtonpost.com
頭圖來源：
Léonard Rodriguez （https://picgra.com/user/leonardrodriguezweb/448104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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