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脈影像經絡，洞悉娛樂風潮
截至今日，《掃毒2》已經突破7億票房。在這個並不火熱的電影暑期檔，作為為數不多的華語片代表，《掃毒2》票房表現相當不錯。
電影《掃毒2》講述了慈善家兼金融巨子余順天與香港最大毒販地藏之間由“禁毒”引發的一場天地對決。
這部電影的導演正是邱禮濤。
邱禮濤
除去這部《掃毒2》，今年，由邱禮濤聯合導演的《新喜劇之王》《家和萬事驚》已經和觀眾見面。兩部電影的豆瓣評分一個5.9分一個5.7分，分數都不算高。可這也總歸還是那個邱禮濤，拍攝的電影大多在及格線上下徘徊，不會特別好，可也壞不到哪裡去。
這也恰如他在香港電影導演中的位置，不如杜琪峰、王家衛、徐克等人有明確的風格追求，就連拍商業片，他也沒有王晶那樣的鋒芒畢露。
提起邱禮濤，大多數觀眾會想到《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伊波拉病毒》以及“色情”“重口味”“爛片”這些刻板標簽。但是如果持續關注他的片子，會發現他一直憑著喜歡不停地拍，反覆磨練，各種類型片的技法都極其熟稔。再加上執著含蓄的自我表達，他的片子雖然都不完美，但是每一部都認真特別。
一路走來，類型片技法愈加純熟的他，只有電影偶爾出現的幾個畫面，還會讓觀眾記起《人肉叉燒包》的“惡趣味”。不過不管如何變，他總是低調、步履不停地拍片。
觀眾“嗨點”最難找，可他次次都踩準
說過無數遍的“盡皆過火，盡是癲狂”用在他身上，還是那麽貼切。因為這次的《掃毒2》，他竟然讓汽車撞進地鐵站裡，狂飆的兩台汽車騎著扶梯衝到地下，極致的場面設計又一次讓觀眾過足了癮。
1：1置景，還原最真實的香港地鐵中環站，上百人聽候邱禮濤的調度，自有章法，遊刃有余。一方面，這是整部影片最大的亮點，另一方面，也讓人聯想他的另一部警匪片《拆彈專家》。
讓場景成為劇作元素，深刻參與到敘事進程中，《拆彈專家》把紅磡隧道的設計幾乎運用到了極致。薑武飾演的反派和劉德華飾演的警察幾次交鋒，都充分利用了隧道的封閉特性，小高潮的爆炸和最終章男主連同隧道一起被炸亡的大爆發，莫不如此。
雖然《掃毒2》在場景運用上，不如前作《拆彈專家》，但邱禮濤依托於場景的動作戲，從不是場面的堆砌。他堅持讓動作場面深度地參與到敘事的進程和人物的塑造中。
此外，邱禮濤還擅於在標準的港產商業片框架中，把人物命運設置得乾淨利落，無論是《拆彈專家》中的章在山，還是《掃毒2》中的余順天，是“人帶事”還是“事推人”，邱禮濤一直分得很清。
這源於他長期的練習，用類型片去反覆磨練自己的視聽嗅覺。他曾長期從事攝影、剪輯工作，編劇、導演、製片等工種，只要是接觸，他都會積累相關經驗。
到最後，他成了名副其實的多面手。以至於拍攝《泄密者》時，演員吳鎮宇最為印象深刻的是“每一個鏡頭，導演都知道如何使用。”確實如此，在類型電影方面，邱禮濤有一套高效、可執行的方法論。
邱禮濤拍攝的電影擅長“以小博大”，他拍攝的電影即使不大賣，收回成本也從不是問題。
這種“不虧錢”的本領，早年，讓他的作品在香港午夜場座無虛席，如今又給了他留守香港的資本。
一邊高產，一邊堅持“夾帶私貨”
邱禮濤從影三十多年，參與拍攝了100多部電影，是一位高產的電影人。他的偶像法斯賓德，37歲去世，卻留下了41部導演作品。
他說自己跟偶像一樣，“就是喜歡拍電影，恨不得天天都在片場”。
憑著喜愛，邱禮濤的電影涉及各種題材，包括黑幫、恐怖、三級、喜劇、愛情、動作……有時候很難想象，這個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專業科班出身的電影人，竟然如此百無禁忌。
在合拍片時代來臨之前，邱禮濤的影片大部分是低成本的B級片，他善用各式奇觀手段追求感官刺激，與黃秋生合作的《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伊波拉病毒》更是塑造了經典的變態殺人狂角色。
那一年香港的叉燒包無人問津，小姑娘上街碰到黃秋生都要嚇得跑開。
香港cult片王的名頭，從來不虛。
但即使是這種類型的影片，邱禮濤也從不忘“夾帶私貨”，他總是能在這些“過火”的人物中寄托自己的社會性思考。
《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到最後，何嘗不是借著黃秋生之口，聲討“吃人肉的各位長官”，“肉……就是各位長官又吃又拿又不給錢的人肉叉燒包”。
此外，《伊波拉病毒》中小人物長期壓抑後的扭曲變態，《計程車判官》中的復仇殺手從未失去本性的善良，《黑白道》中臥底的身份困境、“是人是鬼”的自我質詢……也無不傳達出邱禮濤的個人思考。
仔細觀察，遊走於不同的電影類型，在包裹著各種或暴力、或情色、或血腥的皮相之下，邱禮濤鏡頭對準的主人公們，大都是在香港優勝劣汰的競爭法則中被碾壓的底層個體。
《性工作者十日談》通過喜劇片的方式包裝，用片段式結構串聯起余安安、朱茵扮演的媽媽桑，香港本土妓女，持單程證的大陸妓女、男妓、跨性別性工作者的故事，展現不同階層香港性工作者的眾生相。
《性工作者2：我不賣身我賣子宮》，講述一個賣身吸毒女和一個為了留港權而“賣子宮”的內地女子，兩人不同的命運。《雛妓》更是塑造一個賣身以換取教育資源的人物何玉玲，她既拯救不了別人,也無法逆轉自己曾經“雛妓”的命運。
《雛妓》
借這些底層邊緣人，邱禮濤不僅說出了他們扭曲又無奈的不公命運，更抒發了自己想讓這些人重新找回尊嚴和應有權利的心聲。
這種“夾帶”思考，貫穿了邱禮濤的創作歷程。
特立獨行，他的“電影烏托邦”
身為嶺南大學的文化研究哲學博士，邱禮濤在文集《一個電影導演的文化思考與實踐》中，曾這樣描述自己的獨立電影，“使被壓迫的族群，改善他們的生活”。
那是他的“電影烏托邦”。
一如他最愛的cult片，是一種“不乖乖”的片，一如他的人，也是特立獨行的人。
雖然邱禮濤很謙虛，總是說“用心拍平易近人的電影就是了，不要重複自己拍過的東西，其他真的沒有想太多。”
但他真的會拍很多人不會拍的電影，比如《等候董建華發落》。作為邱禮濤為數不多的嚴肅作品，這部電影通過女主角譽玲的內心掙扎以及梁忠勤議員與其他人物之間的語言交鋒，來研判法律漏洞。
邱禮濤的特立獨行，讓他從來都為少數人說話，且對任何被許諾的安全保持懷疑。像《掃毒2》中余順天說“警察和法律管不了的，我來管”，《失眠》中執拗遵循的因果報應，也都是他個人獨立思考後的思想映射。
邱禮濤，心中總有質疑，總有獨立精神。
一如他幾十年如一日的飄逸長髮，搖滾T恤配上瘦削的臉，笑起來不甚周正，像個樂隊鼓手。事實上，除了愛電影，邱禮濤確實還愛搖滾，他的處女作《靚妹正傳》，請來黃家駒演唱一首了《昔日舞曲》。此外，他還以擔任《搖滾中國樂勢力》剪輯的方式，見證了中國搖滾樂的巔峰。
他對搖滾樂的偏愛，可能更多的來自於對搖滾精神的推崇，於他個人而言是為了生存——“自由”和“抗爭”的需求。
面對現而今的香港電影生態，邱禮濤的創作從未停歇，一直在路上，已是難得。正如我們看如今的香港電影那樣，對像邱禮濤這樣堅守的電影人，還是多看優點、多看態度，少些偏見和刻板印象。
【文/文朔朔】
The End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