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貿易帶來的全球一體化過程中，幾乎沒有什麽力量能夠獨善其身，能夠逃離貿易帶來的接觸與交流。和平還是戰爭？主導歷史走向的不是任何單一的國家意志，而是當時的地緣政治格局，是不同勢力與趨勢之間的較量。關鍵在於，誰能準確把握這一格局及其動向。
文/鄧文初（史學博士）
1512年4、5月間，由於葡萄牙人在馬六甲的戰利品看守人發動騷亂，葡萄牙王子的藥劑師、藥物經紀人多默·皮列士被派往馬六甲進行調查，抵達後，皮列士擔任經紀行的書記和藥物監督人及會計師，每月拿著三萬來依的低工資，為此，他沒少抱怨。不過，抱怨歸抱怨，他還是待到1515年2月才離開馬六甲，在此期間，皮列士曾赴爪哇等地購買丁香、茵陳等藥物，並“盡我可能做調查研究，跟許多人核實我的事實”。他打算寫一部有關東方“各個不同地方稱量和度量的書”，比如爪哇的錢幣和度量衡之類，以及關於藥物及其生長地情況的著作。
絕沒想到是，令他青史留名的竟然是《東方志》，一部商業報告、地理觀察與航程記錄的混合物，而不是他擬議中的專業性著作。他本來沒有多高的文化，出身的階層也並非文學之士，作為藥劑師以及藥材商人的職業，與當時流行的地理考察、航海探險關係，似乎也不大——事實上，至少在當時人看來，他是沒有資格寫作這樣一部關於東方世界的著作的。
在《東方志》前言中，皮列士說，他將不僅僅談地域、省份、王國和地區劃分及其疆界，還將談到他們彼此間的貿易。他強調，在這世上，商品通常是純潔的——教皇保祿二世原來是一名商人，他從來沒有以自己的生意人出身為恥；雅典的學者們也常常稱讚貿易是一件美妙的事，今天它在全世界進行，特別是在印度洋及東南亞一帶，貿易受到高度的重視，甚至，“這裡的大君主除貿易外不乾別的事”，貿易“是可愛的，必需的和方便的，儘管它帶來了各種挫折，這卻使它更受重視”。
“這種商品交易如此必要，以至於沒有它，這個世界就不能前進，正是它，使王國高尚、百姓強大、城市繁華，產生戰爭與和平”。
皮列士幾乎將貿易提高到歷史動力的高度，不僅說它是“可愛的”和“必需的”，是世界前進的力量，同時，還指出它“產生戰爭與和平”。
為什麽貿易會產生“戰爭與和平”？在向東航行的葡萄牙帆船中，皮列士究竟看到了什麽？他試圖通過這部書來表達什麽？
從紅海到印度洋
這部《東方志》有一個副標題，叫“從紅海到中國”，顯然，他是以當時慣見的海上航行記的方式來編寫這部著作的，畢竟，在16世紀初期的西方世界，由歐洲大陸進入東方世界、進入中國陸地的完整記錄還很稀少。
當然，皮列士並不是第一個來到東方世界的葡萄牙人，在他之前的1493年，他的國人就已經穿越了好望角與紅海，完成了環遊地球的偉大地理探險。在西方人夢幻的香料群島海域，也處處可見葡萄牙人艦隊的船帆飄揚。儘管，那時的葡萄牙人還未站穩腳跟，遠東世界仍是一片未知領域，他只是步隨著那些探險英雄們的尾浪，向東航行的歐洲人中的一員。
當時，所有進入印度洋的葡萄牙人都會發現，他們進入的是一個非常古老而複雜的亞洲貿易體系，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涉及廣闊地域的多邊貿易網絡。不過這個網絡儘管廣闊，但要被它接納，卻並非一件容易的事，其阻力，似乎在這些西方人進入紅海的那一刻起就能感到：守著紅海大門的是阿拉伯世界的兩大力量——自1453年奧斯曼帝國征服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覆亡後，阿拉伯世界就成了基督教的死敵——東邊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西邊埃及的馬穆魯克王朝，儘管在16世紀初兩者還未正式結成盟友，但奧斯曼帝國蘇丹於1507年就給馬穆魯克王朝送去了技工和炮兵，以加強紅海海口的防禦工事，1508年，奧斯曼帝國新組建的艦隊且在孟買附近打敗了葡萄牙艦隊。
林肯·佩恩《海洋與文明》中的地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果阿之戰
為了進入東方世界，掌握被奧斯曼帝國控制的香料市場，葡萄牙艦隊“英雄”阿布奎克（Alfonso·d’ Albuquerque，又譯奧布魁克）決定佔領印度西岸的果阿（Goa），突破奧斯曼帝國的同盟封鎖，在此後寫給葡王唐·曼努埃爾一世的信中，他說：
我佔領了果阿，這是陛下的要求，也是艦隊司令的命令。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已經成立的同盟要把我們趕出印度。如果奧斯曼土耳其人在果阿河集結的人員和武器裝備完善的艦隊已經起航，如果馬穆魯克王朝的艦隊按照預期到達的話，那麽所有的人肯定都將喪命。
這是事後的說法，但仍顯示了阿布奎克的戰略眼光——只有控制果阿，葡萄牙人才能在西印度洋站住腳跟，在果阿建立堡壘後，葡萄牙艦艇一方面可以巡航印度和阿拉伯半島之間的廣大海域，同時，也可以控制德乾高原和印度的陸上貿易，更關鍵的是，在葡萄牙艦隊強大火力的威懾下，那些原來屈處奧斯曼帝國控制之下（如古吉拉特）的君主們，也就不會再搖擺，他們會允許葡萄牙人在自己的領土上建立要塞，以保護他們的主權。所以，果阿的佔領，在阿布奎克看來，並不是針對當地任何一個君王，而是對奧斯曼土耳其的戰爭。為此，他甚至違背葡萄牙國內大部分人的反對意見，勸說葡王佔領果阿（葡萄牙人對果阿的佔領直至1961年）。這是個戰略性的勝利，一定程度上是基於阿布奎克個人的判斷，和他強大的軍事指揮能力——他曾先後兩次從奧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奪回果阿，將其守住，並且使國內的反對者緘口。
馬六甲之戰
1509年9月11日，葡萄牙人羅伯斯·塞魁拉（Sequeira又譯塞寇拉）率領一支艦隊抵達馬六甲，他是第一個抵達馬六甲的歐洲人。但馬來人似乎並不歡迎他的到來，他們準備趁他在船上下棋時殺死他，並佔有船隻。不過陰謀被發現，塞魁拉當即率船離開，一些滯留岸上的葡萄牙人，有的被殺，19人被抓。
據說，這場衝突是由操控該地貿易的阿拉伯商人引起的，他們慫恿當地土著焚燒葡萄牙人的貨倉，並逮捕葡萄牙人——皮列士《東方志》對此有詳細的記載，說在馬六甲的大商人擁有巨額財產，古吉特商人、波斯人、孟加拉人和阿拉伯人的總數，超過四千人，他們攜帶厚禮去見國王馬哈木（蘇丹），說葡萄牙人已經抵達港口，他們除了在海上和陸上搶劫外，是為了佔領馬六甲而進行偵探的，印度已經受到葡萄牙人統治了，馬六甲也會與印度一樣的命運，因此必須把他們殺死，因為葡萄牙離得很遠，消息不會傳出去，這樣，馬六甲就不會淪陷，商人們也不會受到損失。這些巨商們還買通蘇丹的大臣去勸說蘇丹，結果，蘇丹接受了開戰的想法，在會議上雖然有人反對開戰，但蘇丹堅持：“你們不知道這些人的情況，他們來偵察土地，好再率一支艦隊回來，如我和你們所知的，他們要征服世界，摧毀和抹殺我們聖先知之名，讓他們都去死吧。如果再有人到這兒來，我們將在海上和陸上消滅他們。”
阿布奎克為此受命率領十九艘艦艇八百葡兵六百印度兵（皮列士《東方志》記載為15艘艦隻1600戰士，且說當時馬來人有十萬戰士），於1511年親征馬六甲。他先是要求釋放葡萄牙人，被蘇丹拒絕，就放火燒毀了海岸民居及停泊海口的船隻示威，蘇丹放人後，阿布奎克又要求賠償被燒毀的貨倉與貨物，遭到拒絕，葡萄牙人就登陸佔領馬六甲，國王逃亡彭亨。
葡萄牙人看重的是貿易，其戰略目標指向香料群島，最初抵達時，與馬六甲人關係融洽，他們在當地的商人社團中獲得了支持力量——當時的馬六甲商人社團分為兩大派，泰米爾人或吉寧人與葡萄牙人結好，而對立的是古吉拉特人，在葡萄牙人攻佔馬六甲時他們逃走了——從葡萄牙人觀點看，戰爭並非出自他們的意願，事實上，即使他們佔領了馬六甲，起初也還是試圖勸說流亡的國王返回來做他們的封臣，但國王拒絕返回，葡萄牙人又派遣使臣到爪哇（馬六甲原來是爪哇的附屬國），試圖通過上國的影響使國王返回，並歸還統治權，但也沒有成功。為解決馬六甲權力真空問題，他們只得強化當地大臣或財政大臣的權威，並讓塞圖家族世襲此職——馬六甲的佔領，至少從事實看來，其目的是商業的。
美國歷史學家桑賈伊·蘇拉馬尼亞姆在《葡萄牙帝國在亞洲》中說，葡萄牙人的戰略目標是貿易，而非土地，因此，他們並沒有征服的意圖。
但是戰爭還是發生了，隨著貿易而來的戰爭，究竟意味著什麽？
“誰控制馬六甲，誰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
對果阿與馬六甲的佔領，將葡萄牙人置於東西方衝突的風頭浪尖。
但這裡所說的東方世界，並非指東亞大陸、大明帝國、我們現在所熟悉的東方概念，而是指歷史上的近東，即現在政治地圖中的中東、阿拉伯地區。我們所處的東亞，在當時的西方人世界意識裡，還是一片神秘而陌生的未知領域，歐洲人稱之為遠東。
繼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後，奧斯曼帝國又接連佔領了黑海港口阿瑪斯拉和錫諾普，1484年，又控制了通往摩爾達維亞、匈牙利、多瑙河流域、波蘭、俄國、韃靼和整個黑海海岸大門的鑰匙，到16世紀初，黑海實際上已經成了奧斯曼土耳其的內湖，並與外界隔絕達250年之久。
葡萄牙人開辟的好望角航線，顯然對奧斯曼霸權構成直接挑戰。在奧斯曼霸權的舊有秩序中，15世紀初期，其歐洲代理商主要是威尼斯人，他們主導著地中海的胡椒和香料貿易（大約佔60%），威尼斯代理商的胡椒和香料，主要來自埃及和敘利亞，以及晚些時候的亞歷山大港，這些基本上都是由葡萄牙人的“死敵”摩爾人控制的（葡萄牙人一般將回教信仰者、阿拉伯人等稱之為摩爾人）。葡萄牙人進入紅海地區，通過佔領海岸據點，建立沿海堡壘鏈，以封鎖摩爾人由北非進出地中海的通道，在奧斯曼霸權的勢力版圖上，直接撕裂了幾道口子，這不僅促動了奧斯曼霸權的絕對權威，也導致了某種反葡萄牙聯合陣線的形成。埃及馬穆魯克蘇丹曾利用他與威尼斯人的關係，敦促教皇限制葡萄牙人在紅海與印度洋使用武力，但此舉失敗，於是這位蘇丹就在蘇伊士集結一支艦隊並派往印度洋，尋找進攻葡萄牙人的戰機，1507年，蘇丹艦隊與葡萄牙交戰並勝出，但在此後的第烏（Diu）海戰中，卻被葡萄牙艦隊摧毀——馬穆魯特王朝也因這場海戰而衰敗，並於1516-1517年被奧斯曼土耳其兼並，伊斯蘭勢力由此迅速向埃及擴張。
阿布奎克率領的艦隊於1515年佔領霍爾木茲海峽，也就在同一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第二支紅海艦隊下水，這樣，原來相互分離的勢力碰到一起，土耳其人與葡萄牙人終於正面相遇，“歷史性地撞在一起”。
16世紀早期，即阿爾梅達（D· Francisco de Almeida）出任“印度副王”（任期為1505-1509，此後接任者的職位降為“印度總督”）期間，以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為中心的反葡聯盟已經形成。這一點，接任“印度總督”的阿布奎克有著十分清醒的認知，他認為，葡萄牙要擺脫阿拉伯商人與威尼斯商人之間的聯手威脅，就必須先下手為強，只有先控制印度洋、東南沿海的果阿、馬六甲等戰略要點，才能在地中海的競爭中勝出威尼斯商人，從而擺脫奧斯曼帝國的控制。在寫給葡萄牙王唐·曼努埃爾一世的信中，他說：“可以肯定，如果馬六甲的貿易已經脫離了他們的控制，羅馬和麥加將一敗塗地。除了威尼斯人去葡萄牙買的香料，再也沒有其他香料會出現在威尼斯。”
當皮列士抵達馬六甲時，葡萄牙人已經控制住了這個“比印度世界更富庶、更有價值”的東西交通樞紐，但皮列士卻發現，馬六甲仍舊處在阿拉伯商人的包圍中。皮列士認為，“除了用武力外，摩爾人不會成為我們的友人”，為此，他發出一種戰略性的預言，寫下“任何主宰馬六甲的人就能控制威尼斯的咽喉，而從馬六甲到中國，從中國到摩鹿加，從摩鹿加到爪哇，從爪哇到馬六甲和蘇門答臘，都在我們的勢力範圍內”（這句話此後被簡化為“誰控制馬六甲，誰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
歐洲內部的競爭和衝突，早已與東方世界政治力量的組合聯繫在一起了，在貿易帶來的全球一體化過程中，幾乎沒有什麽力量能夠獨善其身，能夠逃離貿易帶來的接觸與交流。和平還是戰爭？主導歷史走向的不是任何單一的國家意志，而是當時的地緣政治格局，是不同勢力與趨勢之間的較量。
關鍵在於，誰能準確把握這一格局及其動向。
近東，在西方與東方之間
安東尼·瑞德在其《東南亞的貿易時代》（第二卷）中，對印度洋周邊的政治地圖有著詳細描述。他認為，葡萄牙人的東進，刺激了伊斯蘭世界對於自身利益的意識，強化了其對印度洋地區的滲透，也促使穆斯林國家之間的政治聯盟，尤其是，兩種強勢力量的爭鬥，也迫使這一地區那些分散的、弱小的然而獨立的王國、部落，不得不做出選擇，加入其中一個國際陣營，一些君主們改信伊斯蘭教或基督教，而原來局限於港口城市的伊斯蘭教，也開始向鄉村擴散，原來四分五裂的政治版圖，也因此出現整合趨勢，那些被趕出馬六甲的穆斯林，在柔佛、彭亨、北大年，尤其是在亞齊站穩腳跟，這些城市於是成了反葡萄牙人的陣地。這樣，至16世紀60年代，一個由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領導的反葡萄牙同盟在印度洋—東南亞海域成型了。
《東南亞的貿易時代》（第二卷），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187頁
奧斯曼帝國霸權的擴張，是全球史中最關鍵的因素，但卻是最被忽視了的因素。在此後的歷史敘事中，我們只有“歐洲—亞洲”這一簡單的軸線（輔助以“歐洲—美洲”附線），卻忘記了，在西方人駛向東方的航程中，他們首先要穿越的，是近東—阿拉伯的勢力範圍。在東方和西方之間，存在著一個巨大的力量，且這一力量還以遠勝於歐洲的時間優勢和地緣優勢，佔據著中西交通的樞紐地位，幾乎就在西方人海上霸權崛起的同時，奧斯曼帝國的霸權也在迅速向海洋伸展，並通過黑海、紅海、波斯灣等海峽，向歐洲和亞洲大陸的兩端擴張。
1516—1517年，奧斯曼帝國的勢力範圍就已經擴張至埃及、敘利亞和漢志（今沙特阿拉伯地區），1534年後再向伊拉克和波斯灣地區擴張，1536年，奧斯曼帝國加強對蘇伊士、吉達和靠近曼得海峽的卡馬蘭島的海軍基地，並從薩法維帝國奪取了巴格達，以保障其經由巴士拉進入波斯灣的貿易。此後的奧斯曼帝國主動與伊斯蘭國家（包括從非洲之角到亞丁、阿拉伯海南岸，印度海岸以及蘇門答臘島在內的廣大地區）建立外交關係，以形成對葡萄牙人的大包抄戰略。兩個世界之間的衝突也就由此迅速激發，在此後的1536-1546年間，雙方為了爭奪印度洋貿易通道，先後曾發生過19次戰爭（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艦隊對葡萄牙人的首次進攻由埃及總督於1537-1538年發動，往後還有紅海艦隊司令皮裡·雷斯於1548年攻佔亞丁；1552年皮裡·雷斯對波斯灣葡萄牙人的戰爭，其繼任者於1554年對葡萄牙人發動的進攻等等，參見林肯·佩恩的《海洋與文明》，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桑賈伊·蘇拉馬尼亞姆在其《葡萄牙帝國在亞洲》一書中寫道：“即使在質疑阿拉伯霸權的程度時，不可否認的是，14至15世紀伊斯蘭教在印度洋沿岸確實擴張了，穆斯林商人社群也越來越常見於東非、印度和東南亞。葡萄牙人來到亞洲之前的那些世紀裡，這塊大陸上的宗教地圖被重繪了：伊斯蘭在擴張。”
帝國在擴張中，這不僅是現代歐洲國家的主題，也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主題，當然也是中華帝國的主題。這是一個全球政治勢力發生接觸時產生的互動反彈過程，也是全球政治版圖的激烈重組過程，這種多向互動對於全球化過程中參與的各國政治行為產生了巨大影響，正如Miranda在《劍橋伊斯蘭史》中所說，“與伊斯蘭霸權的衝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世紀葡萄牙心智”，葡萄牙人是帶著這種中世紀的胎記進入近代歷史的。其實，所有的歐洲國家，以及主動介入或被卷入其中的中東、遠東國家，一樣也是帶著這種中世紀的遺產進入了近代世界。
舊制度仍在延續，而新世紀已然誕生，隨著貿易而來的戰爭或者和平，儘管多少是全球化過程中無法擺脫的命運，但不同的歷史認知或許能改變這種命運的詛咒。
（本文為鄧文初副教授談“中華帝國的對外戰略”系列專欄文章，文章版權歸屬本账號。標題為編者所加，圖片源於網絡與相關圖書。合作、轉載請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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